1.国务院与国防部的争执——美国军政界对重新武装态度的消长

在论述美国与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关系之前，应先了解一下美国对海外军事援助的发展脉络。

A.J.伯尔托曾说:“素来奉行孤立主义外交的美国在‘二战’前对别国施以军援方面的经验是有限的。”^[80]因为它对外军援的历史较短，只是源自其在战争期间的《租借法案》，以及后来对英、俄、中、自由法国及几个拉美国家等反法西斯国家所提供的军用物资与技术劳务。但美国参战以后，其庞大的军事、经济资源直接为战争服务，军援的形式与名义都与美国参战之前大不相同。随着战争期间美国对各大战区的广泛投入，大量军事基地的建立，以及在其帮助之下，受援国人员与技术的训练，情报收集、装备水平的提高，美国对外军援有限的经验便逐渐丰富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苏战时同盟关系无可挽回地失去，美国军援形式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开始致力于支持反共力量，加紧争夺中间地带，挤压苏联战略空间，美国的军援也随即成为冷战的组成部分。而战后美国的首个公开军援就是1947年的“希土援助案”(Greek—Turkish Aid Act)，它是杜鲁门主义以及随之浮现的遏制政策的核心部分。^[81]从此，战后美国军援开始以服务于冷战、抗击共产主义威胁的方式在全球展开。而欧洲，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所在，必然是美国军援投放的重点。

因而，杜鲁门政府就力图规划一项在冷战加剧背景下对西欧的军援政策。1948年7月，杜鲁门总统就批准了国家安全会议14号文件(NSC14)，该文件主张向非共产主义国家提供军援，只要这些援助不危及它们的经济复兴及美国自身的安全。^[82]NSC14是一份至关重要的文件，它为美国战后对外军事援助行动与措施定下了原则。这些原则可归纳为以下四条:(1)受援国(recipient states)必须在受援的同时，不断努力，最终能自力更生;(2)各受援对象应同其他受援国一起合作，协同它们的防务力量，并切使其军事潜能最大化;(3)对于来自别国的军援请求，美国应加以甄别，以图保护美国的资源，并使美国纳税人的负担最小化;(4)美国也期待着来自受援国的相应援助。^[83]NSC14从美国战略利益出发，对受援对象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这对于欧洲防务体系的建设意义重大。同时，NSC14主要着眼于威慑，它并没有长期具体的实战考虑。按杜鲁门的话说:“如果我们事先向别人充分地表明，任何企图破坏我们的国家安全的武装进攻将会遭到强大的抵抗，那么这种武装进攻是绝不会发生的。”^[84]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仍担忧美国若因军援过大而陷身于海外，将对自身的经济利益带来消极影响。正因为如此，北约组织早期在美国军援没有广泛深入地进行时，还只是一种美欧联合抗苏的象征性组织，其政治意义远大于其军事意义。故而，虽然艾奇逊为使《北大西洋公约》尽快在国会通过，曾公开表示，北约并不意味美国一定要以军援为手段履行其对盟友的义务，但参议院仍警告说，国会接受北约提案并非就开出了一张启动大规模军事援助项目的空白支票。^[85]

战后初期，美国既想执行全球战略，抵制共产主义，而又不愿付出相应的军事与经济代价，故而即使冷战日趋紧张，美国除了对菲律宾、希腊、土耳其等国及中国台湾等非欧洲国家和地区施以数量可观的军援外，对于地缘复杂、战略意义更为重要的欧洲地区，则以恢复与稳定经济为宗旨，而对于该地区的军事安全则主要以谈判协商辅以原子威慑来求得。因此，虽然1948年诞生了NSC14号文件，但针对欧洲的“防务互助协定”(MDAA)却迟至1949年10月才被国会通过。而且，MDAA还对西欧国家提出了若干附带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自助原则(Self—help Principle)，而一旦总统觉得受援对象没有履行这一原则，军援将随之停止。^[86]而为了使美国海外军援不至于因冷战局势不断恶化而失控，美国国会对海外援助法案每年都要在国会表决。法案只是一项应急措施，它的有效期只能维持到欧洲人能自力更生时为止，并非永久性的，以至于该法案最初被称为“启动泵”(Pump Priming)，它只是给欧洲人的防务施以一个初始力，然后得瞧欧洲人自己干得如何了。^[87]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SHAPE)的阿尔弗雷德·M.格伦瑟将军(Gen.Alfred M.Gruenther)曾在美国国会中表示:“一旦欧洲人重新武装起来，美国就开始撤出其地面部队。”^[88]美国军方显然是乐观地估计了重新武装西欧(不含联邦德国)的前景。他们认为，美国可以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西欧防务的稳妥。而事实并非如此。在1948—1949年“柏林封锁”期间，不仅是德国西占区，甚至整个西欧的安全都离不开美国军力的保证，以至于在格伦瑟将军表态的两年后，当李奇微将军(Matthew B.Ridgeway)在国会中旧调重弹时，国会便开始动摇了。^[89]他们已开始怀疑，重新武装西欧这台“巨泵”的启动时间是否如同意料中的那么短，抑或永无休止?朝鲜战争的爆发不仅使得这种疑虑愈来愈重，而且令美国对海外，尤其是对欧军事投入难以终止。而历来骁勇善战，而且正在逐步痊愈战争创痛的德国人不仅被解除武装，还时刻期待北约国家军队的军事保护。只要将联邦德国适时恰当地武装起来，它不但可以自我防御，而且能以其巨大的军事与经济潜力为北约防务所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不仅成为西方新闻界一时的焦点，对于美国军政界而言，也成为不容回避、亟待处理的战略课题。朝鲜战争爆发以前，美国政策始终主张解除德国武装。即使在美国扶持德国态度日渐明朗的“柏林封锁”期间，美国的这一态度依然如故。例如，在1948年11月，美国政府下达给美驻德高级专员麦克罗伊(John McCloy)的指示中继续强调:“要使德国不再拥有发动战争的手段，以使这个国家再构成别国独立与世界和平的威胁。”^[90]而从1948—1949年，西方军界中有多人吁请考虑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如1948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要求招募德国部队，1949年法国将军塔西尼(General de Lattre de Tassigny)，前美国驻德军事长官克莱将军，美国国会议员托马斯(Elmer Thomas)、普伏艾佛(Joseph Pfeiffer)都异口同声地主张重新武装联邦德国^[91]，但美国政府仍不为所动。国务卿艾奇逊1949年5月在出席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会议时表示:“如果你们不加限制地容许建立任何一种形式的军队(指德国军队，笔者注)的话，你们将陷入到你们曾提到的困境中。因为你们的所作所为可能为这支军队缔造出又一个参谋本部来。如果你们征召了10万人，就会有更多的军人涌现。这样，你们训练的德国部队的数目将会大得惊人。我想任何人都清楚，这样建军将是丧失理智的。”^[92]到了1949年11月，西方报界有关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话题又多了起来。阿登纳在接受《克利夫兰实话者报》记者利卡科斯受访时还表示了德国愿在统一的欧洲军内作贡献的想法。当采访报道于12月4日刊载时，杜鲁门总统还阅读了它。^[93]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内部对此仍迟疑未决。主要表现为国务院与国防部在该问题上的争执。

美国国务院作为反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一方，反复强调，美国从未考虑要重新武装德国人;而作为支持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国防部一方，则据理辩争，国防部办公室主任彭斯将军(General James H.Burns)驳斥了国务院反对重新武装的声明，其理由是，这些声明使美国丧失了将来纠正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的可能。^[94]国务院反对，或者至少是尽可能推迟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其考虑因素主要有两条:(1)美国外交人士害怕重新武装将导致还在成长中的德国民主的消亡，以及使德国军队又重新回复到传统的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的角色中去，那就是“国中之国”了。(2)国务院还担心由于西欧各国对德国军国主义遗怨难平，重新武装将使北约联盟在这一问题上四分五裂。而国防部则主要从军事战略与技术角度出发，他们较少考虑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所带来的政治负面效应。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联邦德国参加西方防务体系，防卫西欧是不可能的。双方各执一词，但都难以压倒对方。而时局的发展使得这种僵持对于美国机制不利。1949年末到1950年初，双方最终在妥协中产生了一个中期防务计划(Medium Term Plan)。该计划名为妥协，实际上就是未能解决重新武装方面的任何具体问题，只是计划中列举了事实，揭示了如果没有德国合作，保卫西欧是何其之难!^[95]朝鲜战争爆发前，双方的分歧达到了顶点。1950年6月5日，艾奇逊在国会中发言，再次陈述其使德国非军事化的传统主张。艾奇逊说:“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政策已经铁板钉钉，不容更改。我想，再谈重新武装已无济于事。非军事化是我们的既定政策，我们既没有再提，也没有再评估。”^[96]在艾奇逊国会讲话的次日，参谋长联席会议(JCS)主席布雷德利将军(General Omar Bradley)代表军方针锋相对地说:“从严格的军事观点来看，我的确认为加强西欧的防卫不能排除德国人相助。”^[97]经过数轮争执，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构想终未能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付诸行动。这一僵局只到朝鲜战争爆发后才有所变化。

就在布雷德利讲话后的18天，即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6月25日当天，美国国务院情报办公室制订了一份分析报告。报告指出，北朝鲜是完全依赖莫斯科的，没有莫斯科的指令，北朝鲜不会采取行动，那么这次进攻必须被视作共产主义的攻击。由此可得出结论:克里姆林宫已公然准备冒一场打世界大战的风险。^[98]不仅如此，情报部门还郑重地指出:“如果北朝鲜进攻得手，那么依照多米诺效应，这将产生全球影响。继朝鲜半岛之后，共产主义将在印支、缅甸、马来亚取得巨大威望;而且我们将处在惊恐的状态中，担忧进攻目标还会落在南斯拉夫、德国、伊朗。而美国的全球威信将无可弥补地一扫怠尽。”^[99]与此同时，南朝鲜军队在战争初期的接连溃败也使得美国国务院开始考虑欧洲的防务问题。原因很明显，德国领土状况与朝鲜类似，都是一分为二。谁都不敢担保西欧的地面部队能强大到足以抵抗苏军，直到拥有核力量的美国空军加入战场。美国国会随即作出反应，它将军事防务互助计划(MDAP)的款项额度由12亿美元提升至40亿美元，而其中绝大多数投给西欧。^[100]因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国务院对欧政策的主导方针发生了变化。美国对欧援助的重点将由谋求西欧政治与经济稳定转向维护西欧的军事安全利益。1950年7月3日，艾奇逊反对尽快武装联邦德国的立场在朝鲜战争的阵阵炮声中发生了逆转。他在当日给国家安全会议(NSC)的一份报告中称:“美国政府已决定尽快使联邦德国与西方紧密结盟，并与之建立关系。在此背景下，联邦德国的潜力能汇入西方集团中。这意味着，德国不仅被西方组织所接纳，而且它最终要牢牢地与西方套在一起，其未来的位置绝不是在东西方间摇摆。”^[101]艾奇逊的报告说明，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上，国务院已开始与军方趋同，除了军事安全的考虑外，经济因素与联邦德国军事潜力的客观性也是不容忽视的。联邦德国经济在马歇尔计划的惠及下，经过币制改革与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社会市场经济的拉动，已逐步度过了战后初期的危机，进入持续健康的增长。煤钢联营既消除了邻国的恐惧，又使联邦德国获得了广阔的市场。朝鲜战争的爆发更是刺激了联邦德国经济的发展。艾哈德回忆道:“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前5个月，需求增长使生产指数大幅度提高，由1950年6月的107.6增长到11月的133.3(1938年=100)。”^[102]而同时期，美国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却疲于应付朝鲜战争与欧洲的军事、经济建设。因此，将迅速扩张中的德国经济在战争中批挂上阵显然是解决某些原材料，譬如钢铁等的短缺的唯一方案。^[103]联邦德国的军事潜力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更是激起了美国的极大兴趣。布雷德利将军说道:“我们都明白，他们(指德国人，笔者注)都是非常棒的陆海空战士。”^[10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中，抛开政治与意识形态因素，从纯粹军事战术角度来看，德国军队的表现早已引起美国军界的高度尊重。“二战”后，冷战局势的发展加之朝鲜战争的爆发，使联邦德国的军事潜力不仅得到理论上的重视，也得到现实的考虑。

综上所述，美国军政双方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上的分歧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走向消融。下一步将是武装联邦德国的方式与步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