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重新武装——阿登纳的希望之光

在第一章第二节中，本书提到了战后初期联邦德国的三个外交任务:入盟西方;平等权力;外部安全。笔者曾说，入盟西方是联邦德国全面发展的背景与依托，而安全问题的处理则是联邦德国联盟战略得以实施并稳固的前提。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本已棘手的安全问题更为突出。但这却是打开联邦德国建国之初外交局面的契机。因为自此以后，曾一度敏感的有关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计划开始步入实质性探讨，西方战胜国对此问题也不再继续先前的迟疑与避讳了。故而对于欲图入盟西方并重获主权与平等的阿登纳政府而言，重新武装无疑是战后长夜中的希望之光。

阿登纳在其回忆录中说:“1949年11月，外国报界突然谈论起重新武装德国的问题。”^[70]而笔者认为，新闻界的活跃正反映了西方战胜国对这一问题的犹豫，事实上，阿登纳正是抓住了媒体工具，推动了西方国家加快考虑重新武装。而外国报界如果没有阿登纳本人的积极活动，是绝不可能像其所说的那样突然谈论起德国重新武装问题来的。1949年11月19日，阿登纳首先接受了法国南希《共和报》(LˊEst Républicain)的采访。他毫不含糊地表示:“联邦德国准备以一个成员的身份加入一支欧洲军(europ－ische Streitmacht)。它要使自己整合到欧洲防务体系(das europ－ische Verteidigungssystem)中。”^[71]不久，他又接受了另一家法国报纸《时代报》(LˊEpoque)的采访，再次重申了这一想法。这两次采访在联邦德国国内引起了回音，发行量较大的《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Rundschau)在11月22日刊载了政论作者汉斯·海因里希(Hans Heinrich)的文章，文中对阿登纳重新武装思想表示了支持。^[72]而标志阿登纳在重新武装问题上的完整看法，并最终引发了西方世界就该问题的热烈讨论的事件是阿登纳在12月4日接受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实话者报》(Plain Dealer，Cleveland，Ohio)采访时所作的谈话。当该报驻欧记者约翰·利卡科斯(John Leacacos)就重新武装问题及阿登纳时，他回答道:“联邦共和国将在欧洲军的框架内为欧洲防务作贡献，因为欧洲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联邦德国也受到了苏维埃地区国家集团的压力。”^[73]至此，阿登纳已将重新武装这张牌牢牢捏在手中。这为当时还未获得主权的联邦德国未来对外政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德国学者格哈特·维提希就说:“重新武装已深深地烙在了阿登纳的整个思想中，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这一问题成了他的政策核心。”^[74]

从以上情形可看出，阿登纳在促使西方思考重新武装德国的过程中，首先把握了西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心理，然后运用了媒体工具，使这一问题从西方军政界的遮掩中抖露出来，由此更接近了重新武装的目的。但阿登纳又不仅局限于对报界的作用，他还适时恰当地在西方战胜国官员中周旋，以求得从战胜国内部达成有利于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政策倾向。1950年6月29日，在彼得斯堡举行了有联邦总理与盟国高级专员参加的首次例会(Routinesitzung)。会议的最初一直没有提及联邦德国的防务问题，阿登纳有意以自己的沉稳来对新闻界有关他刻意左右别国推进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报道进行辟谣。而到会议结束前，当法国驻德专员弗朗索瓦-蓬塞(Fran9ois-Poncet)询问阿登纳还有何问题时，阿登纳表示，他不愿草率地谈论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安全问题，他恳求西方国家能发表一个足可安抚联邦德国国内，尤其是边境居民人心的公报(ein beruhigendes Kommuniqué)，以免由于苏联可能的对联邦德国的进击造成人们的恐慌。蓬塞答应了阿登纳的请求，而且还补充道，西方国家将把联邦德国可能遭到的攻击视同自己遭到攻击一样。^[75]德国学者斯泰因林格高度评价了这次会议，他称，在这次会议上安全问题就这样解决了(erledigt)。^[76]斯泰因林格所指的“解决”，并非其他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包括德国在内的中欧安全问题。而是指在此次会议上，阿登纳巧妙地使得西方占领国表明了其捍卫联邦德国安全的坚定立场。更何况蓬塞来自仇德相对较深的法国。因此，虽然重新武装还在讨论之外，联邦德国也非北约成员，但由于西方国家对于联邦德国军事安全的承诺方式近乎于联盟伙伴，故而，包括重新武装在内的德国安全问题就更为具体化了。而依笔者所见，此次会议为随后的西方军政界进行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公开、广泛的探讨作了舆论准备。美、英、法都认为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的军事安全受到了威胁;而联邦德国的安全地位对于西方安全至关重要，因此拿出具体措施保障联邦德国的安全势所必然，而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就成为可以直接达到上述目的的措施了。

虽然阿登纳曾说:“有些报道说，我认为有必要建立一支独立的德国军团，并且为德国扩充军备进行辩护。我否认这些报道。我重申，我尊重那些在上次大战期间在德国侵略下受过苦难的国家所提出的安全要求。”^[77]而经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阿登纳始终在寻求一种稳妥的、负面影响较小的，并最终能达到重新武装目的的途径。阿登纳在回忆录中的表达极能说明这一点:“在这个非常激动的星期天(指1949年12月4日，笔者注)，我与记者谈话时的确也提出过这个问题，在今天的欧洲，到底是苏联的危险性大还是德国的危险性大。”^[78]阿登纳借助新闻的力量揭开重新武装这个西方战胜国欲语还休的关键问题，但他又保持着外交上的谨慎，在凸显苏联危险的同时，时刻不忘公开表达对战争的憎恶及对“二战”中遭受侵略的国家的歉意。而惟其如此，阿登纳才能顺利达到其实现重新武装的意图，并最终以此为通道，取得德国问题在复杂的欧洲地缘政治环境中的有利解决。

因此，说重新武装是阿登纳的希望之光是恰如其分的。如果没有朝鲜战争爆发后欧洲安全状况的变化，就不可能有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迫切需要。而没有重新武装事件，德国问题就势必如同一团黑雾难以化解。联邦德国战后初期求得主权、平等、外部安全的任务也必然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