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德美军事合作的前景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对苏联威胁的恐惧压倒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的恐德心理。它们各自的政府以及政治党派、军界人士都在广泛探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可能性。就西欧而言，战争遗留下来的物质匮乏与厌战情绪使之再难在短期内达到其战前的军事水平。西欧的防务有赖于美国的援助。因此，在1948年3月17日西欧5国缔结《布鲁塞尔条约》的当天，杜鲁门在致国会的咨文中表示:“它应该得到我们的全力支持。我敢肯定，欧洲自由国家有决心保卫自己;我们也同样有决心帮助他们自卫。”^[47]故而，即便西欧在德国重新武装问题上有所松动，但它们自身的疲弱使之难以拿出具体的计划与措施去稳妥地推动联邦德国军事化，真正可以有效地完成这一大西洋联盟中最棘手、最关键问题的还是美国。因此，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德美军事合作的前景。

美国拥有西方世界首屈一指的军事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军事力量发展迅速，武装部队的总人数从1939年的33.5万人增至1945年的1200万人。陆军从战前占资本主义世界的第17位，跃居第1位。空军有218个战略与战术作战大队，并垄断着原子弹，是世界上最庞大和最有威力的空中打击力量。海军有约1200艘主要作战舰只，5万艘供应和登陆舰只，还辖有4万多架飞机和近50万海军陆战队员，不仅数量上世界第一，而且远洋输送军事力量的能力也居无与伦比的地位。^[48]不仅如此，随着冷战局势的日益加剧，作为支撑美国军事的国民经济也在不断走向军事化，以此来适应时局的需要，并巩固其军事霸主的地位。尤其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这种迹象就更为明显了。1950年，美国政府购买军用品及为军事服务的支出为183亿美元，而到1952年第二季度则增至505亿美元。1951—1952年预算年度武装部队的经费增为1949—1950年预算年度的2.6倍。^[49]美国还通过压缩生活资料的生产额度来加大军工生产。与1950年相比，1952年的耐用品生产增加18%，铁与铜增加6%，而民用工业部门中的非耐用品的生产增加产1%，食品生产无变动，纺织品则出现了负增长，为－12%。^[50]这说明美国经济并未因为“二战”结束而迅速转向民用，而是在冷战形势下，保持并增强了军事战争所需的工业部门的生产。这不仅对美国军事优势的维持，而且对其向北大西洋盟国辐射力量意义深远。

1947年美苏对抗公开化后，苏联着力巩固其在中东欧的地位。美国则由向希腊、土耳其拨款逐步发展为筹建联邦德国、启动欧洲复兴计划。但是美国对欧援助则侧重于欧洲经济的恢复。朝鲜战争爆发后，军事形势对美国对欧援助增加了额外负担。厄尔温(D.W.Urwin)指出:“朝鲜战争使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整个性质发生了改变，它开始和加强军事力量而不是和加强经济力量密切联系在一起。”^[51]于是，朝鲜战争后的美国对欧政策开始带有越来越浓的军援色彩。由战前的政治支持、组织构建、条约承诺转为直接增加军事开支，强化军力部署。到1951年底，由于朝鲜战争对美国武库的消耗，使美国对欧军援快速增长。此时美国已向欧洲输送了7310辆坦克和其他主战车辆、29875辆运输车、10888门组装火炮，另加船只、飞机等其他设备。^[52]以至于伯尔托(Birtle，A.J.)说:“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美国的军援是北约的血缘。”^[53]同时，美国不仅对各北约成员予以军援，而且它还通过其在联邦德国的驻军，预先为联邦德国的军事化做好准备。以美国驻欧军事基地为例，在联邦德国正式入盟北约以前，北约秘书长伊斯迈尔勋爵(Lord Ismail)就在一次巴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承认，美国在西欧的陆海空军事基地数目非常庞大，1954年内仅空军基地就有160个，而其中几乎1/4(34个)是设于联邦德国的。^[54]由此可见，在北约初创时期，美国不仅具备军事上支援西欧甚至联邦德国的能力，而且它还单方面地通过具体措施，迅速而有效地加快了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步伐。

面对美国的军援，作为受援对象，西欧各国也得具备一定的受援条件。笔者认为，有三个前提不可少。首先，受援对象的军事战略地位是受援的基础;其次，国内对于受援并加强军备的积极舆论;最后，本国最好具有一定军事潜力用以有效吸收军援，并形成军事自强的态势，而最具备这些前提的是联邦德国。因为:第一，联邦德国位居两大阵营相互对抗的断面处。它虽不是北约成员，但却是西方国家阻遏苏东的前沿阵地。第二，阿登纳说:“在德国重新武装这个问题上，政治上估计会遭到反对党方面的反对，在心理上会遭到和平主义者和某些教会阶层的反对，以及来自一些因某种原因而未能参加建设德国部队的前国防军阶层的反对。”^[55]尽管上述阻力会对德美军事合作产生消极影响，但在以阿登纳为首的主张西方化的联盟党推动下，德国国内民众逐步克服了这些障碍。第三，联邦德国不仅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技术资源、人力储备，而且在其工业—军事传统的作用下，这些特点能为其接受美援并重新武装服务。恩格斯曾就一国的经济科技潜力与军事实力的相互关系发表观点:“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装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与量和取决于技术。”^[56]联邦德国是在战后废墟上创立起来的，且只是一个尚在不断争取统一与主权的“国家躯干”(Rumpfstaat)，但其战后人口超过英、法等西欧国家，并坐拥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区——鲁尔，它的物质力量不但是其未来图强的根本，也是获取美国军事支持的重要因素。

德美两国同时具备相互合作的基础。而两国合作的具体措施则是出现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学者劳伦斯·马丁(Lawrence Martin)分析道:“朝鲜战争以前，尽管美国军界越来越坚信，联邦德国应尽快重新武装起来，但艾奇逊领衔下的国务院则一直以为，由组建德国师加入北约带来的政治风险与代价会超过由此带来的军事收益。”^[57]美国人还对阿登纳说，美国空军足以威慑苏联地面部队，而且苏联坦克在北约情报部门没有测知的情况下，透过北德浓雾深入德境的可能性不大，但阿登纳就在美国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问题踌躇不定的时候，于1949年夏天不断提及重新武装的建议。^[58]这年7月，他告知美国驻德军政府(OMGUS)的官员，他主张西方国家接纳德国加入大西洋联盟，并使德国士兵加入欧洲军。^[59]同年8月，阿登纳据理力争。他指出:“在欧洲军的框架内重新武装德国是关键，因为美国国内的纳税者们绝不愿同意让一支强大得足以防卫联邦德国和西欧的美国部队永久驻扎在德国。”^[60]但在1949年，艾奇逊仍主张在英国不能将其主权完全融入欧陆之时，应优先使法国成为欧洲未来的领导，他的主张还得到了美国驻法大使波伦(Charles Bohlen)的拥护。这也就是说，美国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这一问题上仍打算拖延观望。而乔治·凯南则认为，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拖延是对战略时机的贻误，因为尽快使联邦德国在军事、政治上进入未来一体化的西欧并入盟西方将最终吸引苏联卫星国投靠西方。所以，他认为欧洲的领导与其说是法国，还不如说是德国，故而美国对欧政策的重心应在德国身上。凯南将其观点总结为《政策计划署55号文件》(PPS/55)呈递给艾奇逊。^[61]艾奇逊却不以为然，他仍认为强化西欧的首要任务是使法国担当欧洲领导，故而重心在法国。笔者认为，有三个原因使得美国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并推动德美军事合作方面徘徊不前。第一，美国学者麦卡利斯特(James McAllister)说:“对于德国重新武装的紧迫感的缺乏反映出朝鲜战争以前美国政府对于西欧常规武器需要再加强的普遍漠视。”^[62]虽然冷战对峙已于1947年正式拉开，但在欧洲安全领域，始终没有实际的危险促使美国下定决心武装德国，何况德国军事化将有可能使欧洲格局更为动摇。故而，虽然美国国防委员会(NSC)于朝鲜战争爆发前就起草了旨在全面遏苏的NSC68号文件，但美国仍未打算立即武装联邦德国。第二，撇开棘手的军事问题，在西欧英国作出了姿态，法国甚至拿出了具体方案去解决德国西方化的问题。丘吉尔在1949年8月的欧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表示:“德国代表团来到我们中间，这将给我们的第一次会议戴上一顶稳实可靠和令人难忘的胜利的桂冠。”^[63]舒曼计划也于朝鲜战争爆发前出台。这使美国产生了某种乐观情绪，即德国问题可以在英、法等西欧国家积极参加的现行欧洲体系中得到有效解决。第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曾绥靖魏玛德国，但德国非但没有西方化，反而在苏联与西方间坐收渔利，尔后养成羽翼，进而向西方发起进攻，而“二战”以后，德国虽然在战胜国的监督下，实施了非纳粹化，但其作为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痕迹尚存。如以库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为首的德国社民党(SPD)就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坚持统一、民族独立的立场，反对阿登纳的西方化的道路。这不能不对美国放手与战后的联邦德国进行军事合作造成心理障碍。故而在国家安全会议1950年6月8日所起草的NSC71号文件中，德国的重新武装依然被国务院所反对。其起草人白劳德(Henry Byroade)在致国防部官员欧利(John Ohly)的信中表达了国务院的立场:“德国是否能被武装起来，并被相信不会构成威胁取决于很多尚未预知的事……所以，按国务院的意见，如今就谈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时机还不成熟。”^[64]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它突然激起了美国对单薄的西欧常规力量的紧张感。也使美国得以迅速更改其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踌躇态度。杜鲁门总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朝鲜(指南方，笔者注)被进攻，对美国而言，意味着苏联欲图将美国排挤到次要位置，并且谋夺美国在欧洲的地位，进而削弱北约。”^[65]按杜鲁门的观点，美国处在历史关键时刻。对于苏联威胁，不论是主观臆测，还是客观存在，总之，美国应作出决策。杜鲁门还指出:“美国应向苏方清楚地阐明，我们不愿让朝鲜成为又一个‘慕尼黑’，侵略者们不要指望西方再用绥靖的办法对待他们。”^[66]美国学者加德纳(L.C.Gardner)总结道:“如果分析一下杜鲁门在亚洲地区法则的意义，不难看出，就是:朝鲜必须是远东的希腊。”^[67]因而，朝鲜战争是使冷战升级的重要原因。同时，由于朝鲜战争所引发的冲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上的抗美立场动摇了雅尔塔会议中对亚洲的安排。而在国际关系相互影响的战后年代，一直为美国全球战略重点的欧洲安全也受到了朝鲜战争的波及。美国认为，如果把处在苏联威胁之下的西欧各国看做是一堆多米诺骨牌的话，联邦德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张。同时，由于其余的那些牌，如法、意等国，不仅军事上虚弱不堪，而且其国内共产党势力的强大使其内部也虚耗不已。因此，联邦德国这张牌要在军事上加强。^[68]

因此，是朝鲜战争启动了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议题，它使美国澄清了战后欧洲国际关系中的纷扰。美国对欧战略的关键是稳定欧洲的政治与经济，使它们能在自己的领导下自觉防御苏东共产主义侵袭。但要达到这一点仅靠没有德国参加的西欧常规力量是力所难及的。所以，重新武装联邦德国不可避免，但这又会对素来民族矛盾不断的欧洲的战后稳定产生消极影响。故而美国支持早期欧洲一体化运动，因为这可以化解各国间，尤其是法德间的民族矛盾和历史遗怨。因此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坚定地走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道路，1950—1955年间的美国对欧政策都不同程度地围绕这条道路展开。因而君特·迈伊这样形容美国国内的军事政治思路:朝鲜—东西方冲突—武装(西欧)—重新武装联邦德国。^[69]前已述及，联邦德国的地缘状况、国内政治环境、军事经济潜力使得它具备了接受美国军事援助并重新武装的物质与心理基础。而朝鲜战争的爆发更强固了这种基础。因而联邦德国的外交空间在朝鲜战争后得以扩展，战后初期因历史经验及对欧洲安全稳定的考虑，军事化这个对联邦德国关闭的禁区也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而打开。因此，德美军事合作的道路豁然敞开，它必将对美国对欧战略、联邦德国外交政策，德国问题的发展，乃至欧洲国际关系的演变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