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欧的安全状况
著名军史学者君特·迈伊(Gunther Mai)曾说:“一切发生在欧洲以外的事件如果与欧洲有着关联，就可获得其最根本的意义。”[3]朝鲜战争则是这样的重大事件。它并非一起简单的发生在远东的冲突，由于参战双方不仅有朝鲜南北方两派政治力量，而且还卷入了包括美、苏、中在内的多国参加。因而它的意义超出了一场单纯的亚洲冲突。另外，朝鲜战争爆发以前，中欧曾经受了长达11个月(1948.6—1949.5)的柏林封锁。同时，由于两个德国的非军事化以及联盟归属的未定性为美苏在中欧的争夺埋下了隐患，因此，从《布鲁塞尔条约》到扩大后的《北大西洋公约》，欧洲安全机制的创设都未能真正达到机制本身寻求安全与稳定的宗旨。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本来就处于待定的欧洲安全格局骤然失去了宁静。在马歇尔计划中逐渐复苏的西欧不得不以新的目光来审视冷战新时期下的德国军事化问题。
西欧的安全状况除了客观存在的由两极对峙造成的不稳定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冷战双方的战略原则的影响。而西欧安全的关键就是德国问题的发展。联邦德国政府于1949年9月在波恩成立后，虽使德国问题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并未缓解两大阵营尤其是美苏双方在德国问题上的敌对立场。
1949年10月1日，苏联在致美、英、法三国政府的照会中指出:“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对美国在其协同英国和法国在德国所奉行的政策上所负的特别严重责任提起注意。这种政策已导致反民族的波恩分立政府的成立，这个政府敌视波茨坦会议关于德国民主重建与肃清军国主义的决议和加诸德国的义务。”[4]东德宪法在苏联操办下也自称:“全体德国人民将无视已在西部崛起的国家，德国是不可分裂的，只有一个国籍、一个海关和一个贸易区。”[5]苏联的照会与在其操纵之下的民主德国宪法条文表明，苏联不会同联邦德国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而且她也不打算承认1949年后德国问题现状。这就为中欧的安全注入了危机因素。同时，由于截止到1949年，西方的一系列对抗性举措，如:建立联邦德国国家、建立北约组织、打破柏林封锁等，也恶化了东西方关系，增加了苏联恐惧心理，并使得冷战迅速升级。美国学者舒尔曼(Mashall D.Schulman)就指出:“莫斯科认为1949年是一个分水岭，西方在这一年变得比过去更具侵略性了。”[6]马斯特尼(Vojtech Mastny)也认为，北约在1949年4月建立的政治影响远远超出该组织本身的军事价值。“因为它(指北约)当时还不具备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的能力，东欧的不稳定也是美国有意制造的，就像1947年实施马歇尔计划一样，美国再一次抢在苏联的前面展开高水平的对抗。”[7]因此，除了苏联自身从“二战”以来不断发展的战略意图以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对抗性行为也是促使中欧局势紧张、德国问题悬疑、战火一触即发的重要原因。
就西方而言，美国全球战略的实施也使西欧安全在逐步受到美国军事力量的维护与保证的同时，也受到它的负面影响。因为美国在适当顾及盟国的战略需求外，也在制定对苏战略中，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作出了许多单方面的、损害集体原则的决定。由于战后初期西欧各国普遍经济萧条、政治动荡、军事孱弱，故而它们无法避免在这一时期，美国的战略意志被程度不均地强加到西欧各国身上，北约军事机构也因此成为美国贯彻其冷战战略的工具。如1948年8月18日的NSC 20/1号文件中，美国提出了战后初期的“地区性遏制战略”，文件强调:“美国对苏目标要制订得比在与德、日交战前制订的对德或对日政策更为明确、更富于战斗性。”[8]而在1947年，尽管杜鲁门主义开始主导美国外交政策，但美国对欧政策主要仍集中于克服战后西欧的饥馑，恢复这一地区的工业生产方面。马歇尔计划也是本着这一宗旨以及迎合德国西占区经济复兴的需要而产生的。而到了1948年，随着“捷克政变”与“柏林封锁”的发生，美国通过《范登堡决议》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前期磋商，已将注意力从经济问题上转移出来。外交委员会也于此时将军旅出身的艾森豪威尔推到主席位置，并将讨论的问题从政治与经济方面转到军事方面。[9]艾森豪威尔在继续强调西欧政治与经济稳定的重要性的同时，还将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结合起来，并指出了马歇尔计划与北大西洋公约的相互关联。他指出:“经济合作委员会(ECA)与北大西洋公约都是为了保卫民主与自由的企业制度。如果西欧被俄国人所统治，那么我们就即将走向毁灭。……如果西欧完了，非洲就险了，然后是南美，最后几乎整个亚洲都会失去的。为避免上述情况发生，西欧经济复苏迫在眉睫。而西欧经济复苏要服务于强化西欧国家战争潜力以抗击公然军事入侵的目的。”[10]而另一方面，以商务部长华莱士为首的政府左翼的对苏政策却缺乏任何具体的建议来以非对抗的方式解决不断升级的美苏矛盾。与艾森豪威尔不同的是，华莱士十分依赖道义与谈判等精神手段。他曾在致杜鲁门的一封信中说:“我认为我们能够开导苏联人，使他们相信我们对和平事业是具有诚心诚意的;为了向他们证明这一点，我们应当表明我们愿意和他们进行贸易并加强相互间的经济关系。为此，我们必须用和解的方式和他们进行谈判。”[11]杜鲁门总统对于以华莱士为代表的这种战后对苏政策明确表示道:“我不理睬华莱士的这封信。除非让俄国看到铁拳和听到强硬的语言，另一次战争就很难避免。”[12]因此，杜鲁门在政治上使罗斯福式的对苏外交方式失去了发展空间;而随着美国对欧军事战略的日趋具体化，杜鲁门主义也更为实际，更具对抗性与军事性。因此，早于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已作好了军事上干预欧洲事务，甚至不惜一战的准备。那么，西欧自身对冷战下的安全状况的感受与态度如何呢?首先看英国，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未遭纳粹蹂躏的西欧国家。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国的金融与工业地位让位于美国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使得英国不仅彻底丧失了昔日的光荣，而且由于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削弱而陷于不得不依赖美国保护的境地中。帕姆·杜德(Palme Dutt)曾说:“美国使英国绝望地落在后面。”[13]因此，英国在物质力量上不仅要将西方世界领导的角色让位于美国，而且在受美国经济援助与军事保护的同时，也要受制于美国的战略决策。麦克米伦就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归纳英国的战后政策:“1945年后英国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应是重建经济;在不影响我国势力的条件下尽量减少膨胀了的兵员;尽量争取美国的帮助而又不要惹得他们退回到孤立主义;尽我们力之所能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14]因此，与美国抚德战略相应和，英国支持联邦德国的成立。但出于对德国军国主义复兴的担忧，英国只主张放宽德国工业限制，使联邦德国经济为战后西欧繁荣作贡献;政治上，使之不受苏联政治攻势的影响;而在军事上，英国一直也强调解除德国武装，《敦刻尔克条约》与《布鲁塞尔条约》就明确了英国反对德国军事重整的立场。尽管德国军事潜力巨大，加以利用，无疑将加重西方集团在冷战中的砝码，但英国决心不走两次大战之前的老路，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得格外谨慎。这正如1948年12月21日，时任英战区军事长官的布莱恩·罗伯逊爵士(Sir Bryan Robertson)所称:“近来媒体推出了一系列有关西方国家在秘密支持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报道。我保证，这些谣传是愚蠢的，没有任何依据的。1945年以来，解散德国军队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现在还不打算重建它。”[15]罗伯逊的话只是一种谨言慎行的表现，这并不能说明英国安全状况可以完全排斥联邦德国。理性而言，英国倒是觉得德国军事力量的重建只要办法得当，考虑周全，还是可行的。同时，早从1946年开始，英国军政界中的大多数人都已不再把德国，而是把苏联视作欧洲的真正敌手。[16]1949年，苏联爆炸了首枚原子弹，在英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7]，也更加深了英国1946年以来的对苏观念。1950年3月29日，即朝鲜战争爆发前的3个月，英国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召开秘密会议，英国外交部的代表也应邀参加。该会议主要商讨近来欧洲安全的新情况以及英国的应对举措。会上，英国空军参谋长约翰·斯莱索夫(Sir John Slessov)元帅指出:“我们需要德国军队，没有德国人相助，西欧无从自卫!”[18]尽管政府出于政治全局的考虑，一直回避这个问题，但军方对于联邦德国重整军备的提法越来越频繁。两个月后的5月25日，也即朝鲜战争爆发前的第4周，英国国防委员会联同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都在原则上接受了军方的观点:“最终”德国还是会为西欧防务作贡献的。[19]但这只是英国军政双方折衷的说法。而且，对于“最终”这个词汇，英军总参谋长、陆军元帅斯里姆(Sir William Slim)是这样解释的:“联邦德国较为有价值的军事贡献要等到1954年以后。”[20]对此德国学者斯泰因林格(Rolf Steininger)评价说:“英国人认为要等到联邦共和国在政治与经济上完全融入西方，以及经过一个相应的对联邦德国人的考验(Bew－hrungsprobe)后，才能开始军事上的西方化。”[21]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却使“最终”——这个斯里姆元帅所阐述的期限变得太不符合时局。同时阿登纳也于1950年7月1日焦急万分地致信英国新任驻德高级专员柯克帕特里克爵士(Sir Ivome Kirkpatrick)，吁请西方三国拿出可行的措施，消除朝鲜战争带给联邦德国居民的恐惧。阿登纳在信中沉重地说:“鉴于朝鲜发生的事件，我国居民感到害怕的是，俄国坦克会突然突破我们的乡村向西部滚滚而去。”[22]这种危险不仅存于联邦德国一国之身，而是联邦德国的战略地位恰如西方防卫线中的要害，她或陷或守都将决定西欧资本主义制度与价值体系的存亡。因而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联邦德国尚处在被解除武装状态，西方防卫体系实际处在危急之中。因此，柯克帕特里克立即作出反应，他要求进行局势评估(Lagebeurteilung)，以此来判断阿登纳的担忧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在多大程度上正确。[23]柯克帕特里克的态度表明，英国已准备高度重视朝鲜战争后联邦德国军事安全与西欧安全状况的关联。1950年7月13日，柯克帕特里克就此告知了法美两国高级专员麦克罗伊(McCloy)与弗朗索瓦·蓬塞(Fran9ois Poncet)，两人获悉后都非常悲观地评价了现有局势。可见，英国在促成西方对德政策在朝鲜战争后进行调整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美国的战略决策也影响着英国。几乎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化的同时，美国出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 68)。该文件是继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后的一个具体表述美国冷战策略的正式文件。随着NSC68文件的出现，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也正式公布了足以表明英国官方态度的研究报告，报告中称:“应将苏联分析为一个集侵略性与颠覆性于一身的国家。它的目标是攫夺世界霸权并毁灭西方世界的价值观。”[24]在此背景下，当朝鲜战争爆发之后，英国对于联邦德国的战略地位就更为看重了。柯克帕特里克甚至在发往伦敦的函电中说:“联邦德国的民众切盼任何一种能改善西方军事环境的举措。否则，联邦共和国坠入东方的危险就会增大。”[25]因而，英国在1950年9月纽约北约理事会会议正式商讨并推出联邦德国重新武装问题之前，不仅已从心理上，并从西欧安全的严峻现实中，接受了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可能性。
英国对德国重整军备的态度最初是暧昧的，而随着冷战局势的急剧变化，英国反对德国重新武装的意图便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另一西欧战胜国——法国则不然，由于历史的积怨与现实的地缘状况，法国自始至终就极力反对德国的重新强大。更何况是重拾武器，这是曾饱受德国侵略的法国人难以容忍的。同时，鲁尔与萨尔问题的干扰也是法国人从心理上到行动上完全接受联邦德国军事化的障碍，故而当1949年末，美、英、联邦德国都在进行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激烈辩论时，法国政府立即作出反应，其情报部长泰依根(Teitgen)在1949年11月份的政府声明中表示:“全世界都必须搞明白，法国将不会加入到一个赞成重新武装德国的安全体系中。”[26]除了这种历史积怨所导致的法国反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断然态度外，战后法国内政的动荡及由此产生的政府的频繁更迭，也是构成法国在德国军事化问题上疑虑重重的重要原因。
但法国军事政策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发生改变。1947年标志着冷战的开始，而西欧显然是共产主义扩张的对象。[27]在这一年的杜鲁门演说的同时，莫斯科外长会议也遭遇了一场战后以来几大国最为严重的一次意见冲突。尤其是美苏双方在最重要的两个问题——德国统一和缔结对德和约方面存在根本的分歧，双方很难达成协议[28]，因此，冷战进入相持阶段。苏联眼见与西方协商共处不妙，加紧研究原子弹，并于1949年成功爆炸了原子弹。尽管北约的建立以及美英在“柏林封锁”中的果断决策显示了西方捍卫联邦德国及西欧集体安全的决心，但苏东集团势力的相应增长以及苏联对西方核垄断的打破从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西方阵营的战略进展。因此，摩赫(J.Moch)指出:“因地缘的影响而习惯于在革命的东方与保守的西方间作中间人(Mittler)的法国[29]，认为北约战略贬值了，而由于两个阵营都拥有可与对方以很大杀伤力的核武器，因此常规武器对于防卫西欧意义凸显了。”[30]而有鉴于苏东集团常规部队在中欧地区的优势，法国觉得长期来看，它也必然会如同美、英一样去面对乃至讨论联邦德国防务贡献的问题。[31]另一方面，法国从18世纪便开始在南亚建立自己的殖民势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法国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利益受到挑战，而越南共产党是法国当局最感头痛的。不仅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都在1950年1月对越共领导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予以外交承认。越共势力的增长直接威胁到法国所支持的傀儡政权——保大政权。因此，法国驻印支的高级专员莱昂·皮格龙在1950年3月6日表示:“法国必须将共产党对保大政权的进攻看做是对法国自身的攻击。这是一场具有国际意义的战争行为。”[32]因此，法国不仅要顾及若德国重新崛起造成的对欧洲安全的破坏，而且还要兼顾自己在南亚的殖民利益。显然欧洲在对峙中处于宁静，但亚洲的冲突已在局部打响，这不能不影响到法国对欧洲安全的态度。就如君特·迈伊(Gunther Mai)所说:“法国就这样把欧洲与亚洲的事件联系起来看待，从而认为冷战有变为热战的可能。”[33]
朝鲜战争爆发以前法国的欧洲安全政策依然是以防德为主线。“二战”结束时，宿敌德国被解除武装，法国还参与了对德军事占领。虽然在法国看来，欧洲安全由于苏联势力的存在而未处于稳定中，但自1871年以来，法国毕竟只是从德国军事侵略所造成的山河破碎中感受到了战争的恐怖与军事安全的重要。何况，法国与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较之美、英更有历史渊源。因为法国早在“一战”之后，都努力协调与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的关系。苏联加入国联后，法国更是加强了与苏联的合作。可是，当德国被制服之后，法国与苏东的关系不复有靠拢的动机与基础，剩下的只是一种暂时丧失了互利基础的模糊不清的关系纽带。仅凭这条纽带怎能保证苏东集团永远不会举兵西向呢?而在美苏都拥有核武器的前提下，常规武器的交锋将依然是可能的战争形式。因此，北约建立后的两极格局就对尚不具备核能力的欧洲缔约国提出了加强常规武器的要求。正如艾奇逊所说:“该组织(指北约，笔者注)及其成员国单就地面力量而言，是无法与苏联红军匹敌的。西欧若想在美国空军对苏联地面部队造成重创之前作好防御的话，就得加强常规武器。”[34]这对于没有德国武装作前线防卫的西欧而言，无疑是严峻的。但法德关系的障碍使联邦德国重新军事化困难重重。在萨尔、鲁尔问题、煤铁生产等方面法德尚存在诸多未解决的难点。而在某些有远见卓识的法国政治家眼中，联邦德国政治、经济、军事入盟西方是必然的。战后出任第四共和国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让·莫内(Jean Monnet)就说:“德国将很快发展起来，我们阻止不了它的重新武装。”[35]莫内在其备忘录中清晰地阐明了这样一个实际情况:美国的利益在于，使联邦德国经济上强大起来，然后使之入盟西方。所以，莫内将建立煤钢共同体作为在可监督、可测算的层面上对西德这个劲敌的发展加以约束的基础。[36]而具体到法德军事安全问题上，莫内则未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但莫内表示:“德国虽然不会成为战争的起因，却会成为战争的赌注。我们不应该让德国成为战争的赌注，应该让它成为战争的一方。”[37]这说明，法国已从实际情形出发，开始接受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可能。只是出于民族利益、国家安全与历史经验的考虑，法国在实际需要还未来临之前，将竭力延宕联邦德国军事化。
1950年春夏，国际格局日趋紧张。在此情形下，有四个原因促使法国不得不开始具体而深入地进行联邦德国重新武装问题的考虑。第一，欧洲安全格局因为德国问题的悬而未决尚处在未定之中，北约机构是否能有效地维护缔约国尤其是欧洲缔约国的安全也不得而知，联邦德国的军事化若能在合理稳妥的国际安排下为西欧安全作贡献，将极大地加强西欧地面部队抗击苏军进袭的能力，从而改善西欧安全状况。第二，美国的压力也是促使法国在联邦德国重新武装问题上作出让步与调整的重要原因。德国学者吉尔伯特·齐布拉(Gilbert Ziebura)指出:“迪安·艾奇逊1950年5月10日称，‘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自担负起将德国重新引入公共生活的重任。将德国带入西方文明的大家庭是一项公共事业，各国都应分担风险与责任。’这使得法国人看到，联邦德国战略上的重要性在美国的支持下已不容许其余任何国家瞻前顾后了。”[38]因而，在美国的积极影响下，法国将松动其反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立场。第三，法国在印支地区传统地位的日渐动摇以及朝鲜战争所引发的心理效应也是法国思考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原因之一。法国学者雅克·索斯泰指出:“如同朝鲜对美国战略的重要性一样，越南也就是法国自己的朝鲜。”[39]法国正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在越南保护着西方世界的利益。因为法国认为，东南亚重要的战略原料应输往自由世界或防卫欧洲，而不是落在“红色中国”的手中。[40]故而在法国看来，越南是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它若倒下，将会使整个东南亚落入共产党手中。[41]因此，法国势必投入较多军事力量于越南，这就会相应出现因法国兵力单薄，而德国武装又未重建所造成的防卫漏洞;但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前，这个漏洞可由加强美英驻联邦德国境内的部队来弥补。[42]但朝鲜战争一打响，美国增派了赴朝部队，英国增加了马来亚驻军，即美英都把战略目光转移到了东方，这就使得上述的防卫漏洞又拉大了。于是以联邦德国的防务贡献来“堵漏”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也随之出现了。[43]因此，法国政府意识到，纵然风险再大，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并为西欧防务作贡献也是无奈的选择。第四，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法共的活跃使政府感到了苏联威胁的可怕。这也是法国最终可能接受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直接因素。在1950年1月到2月间，法国共产党及其联盟者法国工会联盟(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就呼吁:要终止向印支追加军事拨款，要拒绝在美国的“共同防御援助计划”(MDAP)框架内的武器配送。[44]联系到冷战背景下欧亚局势的同时紧张，法国政府认为法共的行为是与国际共产主义势力对西方世界的威胁相呼应的。皮杜尔总理(1949.10.28—1950.6.24在任，笔者注)将其称为对法国国家安全与独立的威胁。第四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甚至称法共等左翼派别的行动是对法兰西民族利益的背叛。[45]因而，若想迅速扭转这种不利的政治与安全局面，就不得不借用德国的军事潜力。齐布拉生动描述了法国在重新武装问题上的最初分歧:“要么自己的军事弱点暴露，要么使联邦德国军事上重新强大，法国就像在希拉(Szylla)岩礁与克律波第斯(Charybdis)旋涡间(意大利墨西拿海峡中的险境，此处喻指进退两难，笔者注)一样，但法国又必须在其中寻找一条出路来。”[46]法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在兼顾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同时，开始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探讨的。
综上所述，代表西欧战后安全利益的两个主要国家——英、法出于西欧安全与自身防御计，逐步从断然抵制与排斥德国重新武装的可能性转化到理性地考虑重新武装的必要。同时，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对德军事扶持也是促使它们作出这一选择的必要前提。因而，对朝鲜战争后的西欧而言，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将成为此后欧洲国际关系中的热点与不可回避的问题。战后德国历史开始有了新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