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统一观念的影响

联邦德国政府并未因西德国家的建立与20世纪40年代德国分裂局面的形成而放弃统一理想。《基本法》序言的最后一句就郑重宣布:“全德人民将继续努力，直至最终以自决方式完成德国的统一与自由。”^[97]因而，波恩政府并未将联邦德国视作分裂角色，相反，它把自己视为全体德意志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法代表，联邦共和国则是能代表德国人民利益的未来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的强大内核。不仅如此，联邦政府还提出了完成德国统一的原则。阿登纳指出:“根据联邦政府和德国联邦议院中有影响的政党的一致意见，导致德国统一的第一步是，必须在全德举行自由、普遍、平等、秘密和直接的选举，以建立一个立宪会议。”^[98]

而对于全德选举，两个德意志国家的观点则无法调和。民主德国外交部的官方文件指出，由德国统一社会党所领导的德国人民代表大会运动早在1947年末就致力于谋求德国统一。代表大会1948年3月就作出了一项关于执行就德国统一问题举行公民表决的人民要求的决议。这一要求得到了苏联占领当局的考虑，却为西方占领当局所拒绝。1947年7月，代表大会的领导机构人民委员会再次发出呼吁，争取德国统一，再就德国统一与各州应被赋予类似1919年8月11日公布的德国宪法所包含的权利进行表决。但西方国家拒绝了这项建议。于是，人民委员会在1947—1948年两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基础上，于1949年5月15—16日，举行了第三届德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由此产生的代表大会又选出了一个全德代表团，该团将德国人民的意见转达给四大战胜国。但西方国家的代表仍然拒绝接受这个代表团。^[99]民主德国认为，破坏统一的是西方战胜国及由它们扶植起来的波恩政府，是它们蓄意阻挠全德中央政府的建立，并为筹建西德国家做准备。而成立西德国家的目的在于“由此创造反对民主力量和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国家政治基础”。^[100]但与之针锋相对的是，阿登纳严厉抨击了民主德国的做法，并援引联邦政府1950年3月22日发表的声明，指出:“只有在德国人民自由的不受外界影响的意志决定下，才能找到德国统一的道路。”^[101]因此，阿登纳认为，全德选举应该是自由原则下的选举。他进而指出，“苏占区(民主德国已成立，但波恩并不承认，笔者注)1950年10月15日的选举就是与一切民主选举的规定相抵触的……既不是自由选举，也不是秘密选举。”^[102]那么，按照波恩的看法，民主德国并未合法地做好组建全德的第一步，即自由、普遍、秘密和直接地选举。故而并非联邦德国以不承认民主德国的统一努力来有意破坏统一全德的进程。

以上分析表明，联邦德国是坚持统一原则的。它将自身的建立视作为最终达成统一而非制造分裂的行动。尽管西方国家出于强化自身在德国问题上的对苏战略地位，决定以分裂方式阻遏苏联可能对西占区的渗透，而且西方还设想德国分裂化解决将是永久性的。^[103]但阿登纳坚定地表示:“在判断重新统一的政策时，我们必须竭力摆脱其他西欧国家和美国流行的那种概念:这仅仅是一件感情冲动的事情!德国人一定会习惯于分裂的!”^[104]因此，与西方国家的战略目的不同的是，联邦德国除了要适应冷战需要外，还要考虑自己的民族利益。而对统一目标的追求不仅是德意志民族利益所在，也将决定波恩政府的政治命运。但联邦政府对待统一问题的立场并未从根本上清除战后初期这一问题对政府工作的困扰。联邦德国国内偏执的统一观念加之来自东方的压力是波恩难以摆脱的羁绊。而其中的关键争论，就是统一与入盟西方的关系。对入盟西方持反对意见的人试图将非中立与统一对立起来，并认为由于非中立与统一难以共存于战后初期的冷战格局中，因而政府选取与西方结盟的道路将葬送德国重新统一的希望。而在德国国内，求得战后的统一是许多政治派别的执着追求。例如，早在两个德国分别建立之前，社会民主党就将维护德国统一作为其政策的主要目标。1946年5月，时任该党主席的库特·舒马赫就曾宣称:“德国社民党要求维护德国的民族、国家与经济的统一。”^[105]而当西占区逐步发展起国家性质特征时，舒马赫则从国家统一的发展眼光来看待。他在1947年3月31日向党内高层表示:“在双占区集中经济政策之下，整个西占区达到了繁荣。而这种繁荣将使西占区成为‘经济磁铁’(konomischer Magnet)。从德国的现实政治观点来看，除了使西占区经济磁化(konomische Magnetisierumg)外，别无他法可争取德国统一。而惟其如此，才可向东部施加强大的吸引力。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条艰难漫长的道路。但我们要同时延着西方、东方，而首先是柏林的路途行进。”^[106]舒马赫的这套言论被斯瓦茨称为“磁铁理论”(Magnet—Theorie)。^[107]它表明，社民党依然维护国家统一，只不过在联邦德国建立，并独立发展势所必然的情形下，它中和了自己强烈的统一愿望与对现实处境的理解。

在上一节中，笔者论述了在两个德国分别建立起来之前，苏占区基民盟主席雅克布·凯泽的“桥梁理论”。凯泽不仅主张未来的德国道路应该是中立化，并在东西方间通过巧妙平衡来生存，而且未来的德国应是统一的。凯泽认为，盟国应与德国缔结条约，条约中应体现公正与理智。这就是，如不经过有切身利益的德国人民的同意，不得侵犯德国的国家统一，不得作任何边界变更。^[108]尽管凯泽本人于1947年12月被苏占区当局所排挤，但他的“桥梁理论”中的中立化与统一的有机联系却成为影响他人，并阻碍联邦德国入盟西方之路的迷雾。如联邦德国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卡洛·施密德(Carlo Schmid)则提出了欧洲联邦国家(Europ－ischer Bundesstaat)与西德临时措施(Westdeutsches Provisorium)的概念。他指出:“如果人们想要一个强效欧洲的话，就应把欧洲建成一个联邦国家(Bundesstaat)。”^[109]施密德还认为联邦德国最终只应以一种有组织的临时措施(ein organisiertes Provisorium)而存在。它应暂时被欧洲一体化进程所排开，而等到这个新生的欧洲联邦国家的重点转移到联邦德国时，它甚至可以将整个德国容纳在其内。^[110]施密德还自诩这个方案不仅能克服德国分裂，还能使德国在东西方冲突间保持中立。^[111]由此可知，施密德在企图使德国达到中立与统一方面是与舒马赫、凯泽相一致的。而他与前两者的不同之处表现在，施密德主张联邦德国立足欧洲达到中立与统一;舒马赫主张联邦德国自强后，不断吸收东部地区而达成统一;而凯泽则主张不应有分立的德国国家，而一开始就应贯彻国家统一，并中立地在东西方间平衡取舍。因而，在阿登纳政府确立并实施入盟西方的对外关系原则的过程中，在国内存在因恪守战后初期的统一目标而造成的中立化倾向，这是阻碍入盟的重要思想瓶颈。

国家统一的口号还为苏联所用，它成为1952年3月10日照会的主要内容。当时，联邦德国正积极筹划《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与《德国条约》。苏联发动了一次照会攻势。照会中附带的一份对德和约草案表示:“缔结对德和约对巩固欧洲和平具有重大意义……对德和约必须保证消除德国军国主义复活和德国侵略的可能性。缔结对德和约，将有助于德国按照波茨坦决议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独立、民主与爱好和平的国家……草拟和约时，必须有德国参加，亦即由一个代表德国的全德政府参加。”^[112]在该和约的政治条款中，苏联政府索性提出:“德国恢复成为统一的国家，从而结束德国的分裂状态。”^[113]于是，统一就成为了苏联反击联邦德国入盟西方的“杀手锏”，同时也是对西方归并联邦德国的行动的顽强阻击。

笔者认为，统一观念在冷战背景下存在较为严重的悖谬。凯泽所说的“桥梁理论”无视“二战”后德国的政治环境与实力状况，其结果将是枉然。施密德的欧洲联邦国家思想，虽对凯泽“桥梁理论”作了适当调整，对西德战后实力地位予以了考虑，但依然想通过自身实力辅以欧洲的帮衬来获得统一。为求统一，施密德也主张在东西方间保持中立，以求得不通过投向美苏两极来解决统一所需的增强实力的问题。可见，统一使施密德选择了中立，其结果也必然沦于空想。舒马赫的“磁铁理论”对于西德获取统一所需实力问题给予了正确思考，但他却过高地估计了西德在战后初期自我复兴的能力。在他看来，中立化不会影响联邦德国在不依靠西方的前提下的磁性的加大，相反还有助于增加联邦德国的吸引力，直至达成德国统一。因而，统一与中立是相辅相成的。这既难以符合冷战相持中德国问题的国际化实质，也是令西德自身难以实现的宏图伟业。1952年3月10日苏联的照会攻势则表明，战后初期的统一观念不仅是耗散西德外交精力的思想，更是反对西德入盟西方的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可资利用的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