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联盟还是中立

联盟还是中立?这是关系到新兴的西德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选择，更是决定德国问题的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

尽管冷战愈演愈烈，欧洲安全状况的紧张也日甚一日，但这一问题在联邦德国内部却并未因局势的紧迫而迅速得出团结一致的解答。反而因问题本身的重大而引起激烈的争执。争执的源头最初不在联邦德国，而是在联邦德国分别建立前的德国苏占区(SBZ)。因为1947年以前美苏裂纹并未完全张开，所以德国人还看不出自己的国家今后必定会分裂。因而当时苏占区基民盟主席雅克布·凯泽(Jokob Kaiser)提出:德国应重新统一，并扮演独处于两大集团之外的独特角色——桥梁(Brücke)。^[83]凯泽的观点还在柏林得到了响应。当时柏林地区基民盟的领导人如莱默(Ernst Lemmer)、弗里敦斯布格(Ferdinand Friedensburg)、德尔廷厄(Georg Dertinger)支持“桥梁理论”(Brückentheorie)。另外，苏占区除基民盟外，自由民主党(LDPD)中的屈尔茨(Wilhelm Külz)也是凯泽中立化观点的支持者。^[84]凯泽在1946年柏林地区的基民盟代表大会上振振有词地说:“为了德国，为了欧洲，我们应该在东西方间充作桥梁。”^[85]对此，凯泽解释说:“依照在柏林紧张对峙的大国的经验，人们应该寻找一条独特的德国道路。德国既不能只顾东方，也不可只顾西方。而处在其间，不偏不倚，才会给自己的未来带来无尽的收获。”^[86]而后，凯泽为继续强化其“桥梁”观点，在该年6月的基民盟复活节大会的闭幕词中说:“今天，德国已感受到了东方与西方的气息，而她应努力赢得带有自己特色的印记，要知道如何去找到这种印记。”^[87]凯泽不仅认为德国应保持其民族特质与政治中立，而且还能同时获取民族统一。1947年1月1日，他在苏占区基民盟机关报《新时代》上大胆预言:“在新年伊始之际，种种迹象表明，德国也会在新的一年里重新统一。”^[88]而在这一年中，德国不仅没有像凯泽所预言的那样重新统一，反而因冷战的全面展开而变得几无可能。另外，凯泽也因不能适应苏占区的政治要求而离开了基民盟主席的岗位。但即便如此，凯泽竟然仍旧畅谈统一。他于1948年元旦在《新时代》社论中极其乐观地称:“1948年，盟国将与德国缔结和约。”^[89]凯泽在政治观点上的一位主要战友、时任《新时代》主编的格里斯(Wilhelm Gries)于1947年4月19日对凯泽桥梁理论作了全面归纳:“我们要求与期望实际上是很谦虚的。那就是按德国人自己的喜好管理我们自己的事务;使将来的德国对外政策随我们自己的利益而动。而德国的事务与对外政策同其余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一样，它们独立于一切大国政治冲突之中。”^[90]

凯泽所代表的桥梁理论没有深入考虑战后国际关系对德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因为执行这套中立化政策需要各种条件。首先，德国自身应具备足以抵御外部压力与影响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基础，不应存在东西方对峙下德国的分区占领。但是“二战”后的德国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被击倒，而且它还被战胜国所统辖。这就为它执行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对外政策构成了难度。更何况战后德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无独立外交的权力。因此，无论是就法律形式还是战后实情而言，凯泽的桥梁理论都将沦为空想。故而斯瓦茨以批评的语调指出:“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简直就是要让1945年的失败变得没有发生一样。它不是参照战后世界政治的变化来进行调整，而是一种集民族情感、社会主义、民主冲动与左翼天主教社会学说于一身的组合。”^[91]对中立化政策抨击最强烈的当然是阿登纳。联邦德国成立之后，他更是一如既往将联邦德国的西方化作为其主要的政治态度。尽管他的部分同僚也受桥梁理论影响，试图在联邦德国导入中立化的外交政策，但正如德国学者汉斯·布亨海姆(Hans Buchenheim)所说，“阿登纳不相信他的同僚们政治上的审慎小心，他甚至可以宁愿在与华约紧密联系下的统一，也不愿成为一个中立的国家。”^[92]由此可见，阿登纳对中立化政治路线的厌恶。因为阿登纳深刻理解战后初期德国问题的实际状况。他指出:“德国中立化并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而这对我们、对欧洲和世界来说，意味着政治危险性的加深和尖锐化。不论是过去和现在，都不允许在中欧形成一种政治的真空地带。否则，就恰好有可能导致邻国以某种形式渗入这一真空地带。这样，危险不是减少，反而是大大地增加了。”^[93]在德国崩溃以前，由于它本身的巨大实力，使中欧的实力空间得以夯实。而今当它被击溃后，凭一己之力已无法维持中欧的安定了，更无从保证自身的中立。于是，阿登纳毅然放弃了中立路线，以及在中立条件下求得德国统一的幻想，择定了联盟外交的路线。既然是非中立化，那么联邦德国政府则面临西方与苏联之间的抉择。阿登纳又通过列举大量被苏联侵吞的欧洲及欧洲以外地区的领土，以及苏联所背弃的条约来得出结论:“必须提防如此强大而又残暴的邻居，才不至使联邦共和国遭到像波、匈、捷一样的命运。我看，只有同西方国家紧密联合起来，才能防止被苏联控制。”^[94]因而，阿登纳为战后联邦德国政府设计了入盟西方的政治策略。

阿登纳认为，只有通过稳固、长久地加入西方社会，德国人民才有机会证明战后德国与人和睦的本质，才能使自己从纳粹暴行的重负下解放出来。^[95]同时，阿登纳认为入盟西方是当前情势下最理想的外交选择，它与德国统一是不矛盾的。入盟西方绝不是要长久放弃统一。正相反，作为德国分裂下的“核心国家”(Kernstaat)，联邦共和国只待政治环境允许，随时可以合并东部领土。^[96]因此，在经历了战后初期有关中立还是联盟问题的激烈争执后，在冷战日趋紧张、欧洲战略空间日渐压缩的背景下，联邦德国政府在阿登纳的领导下开始了德国外交史上的伟大变革，放弃大国外交思路，审慎、理智而坚定地入盟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