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冷战对峙中的必然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战前国际政治格局的一次根本性调整。由于欧洲丧失了其数个世纪以来世界力量中心的地位，而且亚洲新兴的日本也于战争中被击败，因此，有如法国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9世纪的预言那样，美苏两国在战后崛起为国际体系中的两个大国。^[76]而美苏两国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及建立于其上的经济文化生活迥然不同，因此，在历经了战时及战后短暂的合作时光后，便走向对抗。而这种对抗是极为显著而直接的，它的客观存在无法回避。正如沃尔茨(Kenneth Waltz)所说:“在多极化的世界政治中，谁对谁构成危险，而又能指望谁去应付这些危险与难题，这都很难说。但在两极世界政治中，谁对谁构成危险是明确的。这是两种体系的政治中最大的分别。”^[77]美苏两国的对立在1947年演变得难以弥合，直至爆发冷战。冷战虽然是一种非武力的对抗，但它却是“二战”后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其严重性正如日本国际关系学者浦野起央所说，“这种对立关系可以理解为正统与异端的对立。正统对异端具有斗争性，完全相信真理在自己一边，采取非妥协的态度，没有宽容性”。^[78]因此，美苏的对抗使得“二战”后相对弱小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联盟立场取舍的问题。而这尤以欧洲为甚，在欧洲又以德国为美苏所竞逐的对象。这一情形决定了联邦德国欲在东西方战略相持下求中立的难度。

德国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遗留问题。由于盟国的分区占领，使之成为东西方冷战逐鹿的主要场所。沃尔茨指出:“在两极世界中，两个大国中的任何一个都把担忧与恐惧集中于另一方身上。不信任对方的动机，同时把自己的攻击意图说成是防御措施。”^[79]美苏在德国就是如此，一方面提倡国际协调与合作，和平解决德国问题;另一方面则相互不断揣度对方的心理与动机，并做出对抗姿态。因为美苏双方都明白，首先要使德国不再复兴到足以威胁他国的程度。然后，如能牢牢控制德国，并为其所用，那么将极大增强其在冷战相持中的胜算。而如果在战后失去了德国，那么可能因为对方实力的决定性变化而在相持中处于劣势。故而美国学者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这样描述战后德国问题:“一方面是如何避免德国自身的再度崛起。另一方面是如何避免德国被拽入冷战中的另一边而导致的威胁。”^[80]所以，德国问题与冷战相持是互为影响的。在战后德国尚未实现统一，且联盟归属还未确定时，冷战双方都试图将其控制在己方。这使得德国问题构成了冷战争夺的导火索。冷战相持也为德国问题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复杂的背景，使德国问题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战后世界政治舞台上，它因为冷战相持而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机会。因此，美国学者麦卡利斯特总结道:“除非德国的经济资源被完全摧毁，或者德国由战胜国分割，并永久占领，否则无法逃出这样一个进退维谷的局面，即:试图解决潜在的德国威胁将增强冷战双方进一步敌对的可能。两极体系若无德国问题或许会更安全，更简单;而两极体系在两个超级大国因德国的未来而相互角逐时，就会变得极为危险与复杂。”^[81]

既然冷战相持与德国问题如此紧密关联，那么以求得德国问题的最终解决为目标的联邦德国就绝不会不从冷战相持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其在冷战背景下的地位与角色。德国学者斯瓦茨(Hans—Peter Schwarz)分析道:“1947年，国际格局就已从美苏合作模型向另一种模型转化:欧洲在莫斯科与华盛顿间分裂了。除芬兰、瑞士、瑞典与西班牙是特定的例外，在东西方冲突间，没有一个大陆国家能超然于两个集团之外。无论是否自愿，都必须倾向于某一阵营，这就是冷战中大陆国家群体的命运。”^[82]联邦德国就面临这种命运，而不完整主权、领土分割、被解除武装、地处中欧的地理位置则使它不能在战后初期回避集团选择。但联邦德国尽管处在1871年德国统一以来政治、军事、经济最为虚弱的时期，可是，联盟外交并充当小伙伴角色毕竟是一次德国外交史上的划时代的举措。它意味着战后的德国在全面思索以往德国对外关系的成败之余，还得全面修正其外交方针，放弃其中欧强国的外交思维。而自普鲁士统一全德以来，德国曾在大国外交思路的左右下，在辉煌与黯淡中进行了70余年，不择手段地服务于中欧——欧陆——世界霸权的外交思维在德国不可避免地有着相当深厚的影响。因而，联邦德国若要全面更正外交思维，将是何等艰难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