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德法关系的调整与修缀

若排除冷战的大背景，法国的对德政策将会是极为严厉的。阿登纳对此总结道:“对于德国的重新崛起的一种担心，完全支配了法国国内的政治思想。”^[41]而冷战的加剧、法国国内政治与外部安全状况的恶化、美英对德政策的变化使得法国虽然起先以极其短浅的眼光来看待欧洲局势，而在1947年期间却开始接近美英两国的观点。^[42]针对苏联势力西进的威胁，法国愈来愈要求与美英在对德问题求得协调。同时，法苏间的矛盾也在东西方对抗的前提下，迫使法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其对德政策。因而，尽管法国曾坚决反对在德国建立中央集权，但在联邦德国政府的筹措中，法国接受了将德国政权不断集中化的事实。

联邦德国的诞生虽然是西方盟国冷战战略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1949年后的法德关系紧张会理所当然地向与西方整体利益相一致的道路发展。因为仇德心理的根深蒂固并非因国际关系的变更而改变。法国学者雅克·德洛兹(Jacques Droz)就这样描述50年代法国公众的对德态度:“大多数法国人坚信，德国总是带有一种危险的动力(Dynamik)，以及一种难以调和的侵略欲(Angriffslust)。”^[43]因此，恐德心理是贯穿法国对德政策始终的重要因素。在第一章中，笔者曾论述了法国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中的阻碍政策(Obstruktionspolitik)。法国通过阻挠每项有利于推动德国问题发展的决策来达到其战后永久削弱德国的目的。法国的这种对德态度虽然也会随着战后欧洲国际关系的变化而调整，但对德国的担忧与恐惧总是会在一定条件下显露出来。这对法德和解、欧洲联合、联邦德国的入盟西方都将是必须加以克服的阻力。

法德和解是欧洲联合的基石，欧洲联合是解决战后德国问题、争取欧洲在两极对峙中生存与繁荣的保证。若任由民族主义的泛滥，即使德国被击败，它巨大的生产潜力也会在其国内政治走向极端反动的条件下，用于军事侵略。加之欧洲地小国众，疆域又相互相连，这就更容易使得不加约束与控制的民族主义对欧洲睦邻与稳定构成破坏。早在“一战”后，法国政治家们就致力于缓解欧洲民族主义危机，曾提出过欧洲联合的想法。如1930年5月1日，时任法国外长的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在其备忘录中写道:“今天，没有人再怀疑，欧洲在道德与物质力量上缺乏整合，这实际上已构成一切政治与司法机构的发展与效率的最严重的障碍。而这些机构又是任何广泛的和平组织赖以建立的基础。”^[44]白里安还提出克服这种阻碍的设想:“基于联盟，而非统一的思想建立联邦。该联邦的灵活程度是以对联邦各成员的民族主权与独立给予尊重。”^[45]白里安的欧洲联邦理想在战后法国被让·莫内、罗贝尔·舒曼等人所继承。莫内在肯定白里安设想的前提下，进一步指出了欧洲联合的方法与途径。他主张将各参加国的利益合并为一体。为实现这种合并，他认为要引导现有的这些参加国政府，将他们手中的权力逐步转移到这些国家所共有的机构中去。只有这样，欧洲的统一才能实现。^[46]舒曼继而从具体层面实施法国的欧洲联合计划。他指出:“联合煤钢生产将立即确立经济发展的共同基础，而这才是欧洲联邦的第一步。”^[47]就联邦德国而言，国内很早就有拥护欧洲联邦思想的稳定力量。阿登纳说:“基督教民主联盟创建伊始就深信必须建立欧洲联邦。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建立欧洲联邦是拯救欧洲生存、传统和影响的唯一途径。”^[48]但要达到这一目标，妥善处理法德关系状况是关键。早在“一战”后，阿登纳就意识到法德合作的重要性。他预言:“我们如果不能达成谅解，如果欧洲人民无法学会在维持自己的特性的同时，认识与维护他们的共同特征。如果无法避免再爆发一次大战，那么欧洲的领导地位将会永久丧失。”^[49]“二战”以后，纳粹的覆亡使阿登纳重获政治生命，同时也使他得以继续其在“一战”后的德法和解之路。他在1949年11月7日向《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代表发表讲话时强调说:“我决心要以改善法德关系作为我的政策的核心。如果法德之间缺乏根本谅解，欧洲合作是无法实现的。”^[50]阿登纳的和解方针是德国政府对法政策的重要方面，它在50年代被德国学者储克迈耶(Carl Zuckmayer)总结为:“我们不仅要与自己达成和平，还要同那些我们曾与之战斗的人达成和平。过去与他们为敌是我们的义务，而今同他们结成兄弟是我们的真理。”^[51]

德国人既然愿作出和解努力，而法国人对于法德和解的态度如何呢?1946年9月19日丘吉尔在瑞士苏黎世大学所作的演讲中呼吁法国做出和解的表率。他说道:“重建欧洲家园的第一步就是建立法德间的伙伴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法国才能重新担起欧洲的道德领导地位。”^[52]历史上法德两国间的多次战争使得两国的敌对很难化解。“二战”以后，面对被占领的德国，法国更是欲借其战胜国的地位执行其复仇政策。法国国内政治不允许德国复兴，它所要求的不仅是战争赔偿，还要求彻底破除德国的侵略性。隶属法共的政论家阿拉贡(Louis Aragon)就很能代表法国战后的仇德心理。他指出:“我们能够，而且我们也将按我们从历史上所知的一切方式，向这个恶贯满盈的民族索取最重的贡赋。我们将给德国人民套上最沉重、最难受的枷锁。”^[53]而冤冤相报非但不能解决法德矛盾，反而会使法德关系成为欧洲政治事务中的一块难以愈合的伤疤。因此，在法国公众仇德心理依旧强烈的同时，一部分卓有远见的法国政治家们开始认识到法德和解的重要意义。两国作为同处欧陆，彼此为邻的地区大国，只有携手合作，捐弃旧怨才能使法德关系在战后欧洲联合的框架内得以重新确立。舒曼在1950年5月9日的讲话中说道:“欧洲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只依照一个一般性计划。它只能通过采取一系列用于达成真正的团结的措施来加以组建。这就需要联合欧洲国家，而这一联合要求消除法德两国长久以来的对抗。”^[54]让·莫内也在同年4月的一份形势报告中，分析指出:“德国的形势如果得不到引导，如不向自由人民所期望的与自由人民合作的方向发展，那么德国就很快变成法国的癌症和和平的癌症难以治愈……在当前情况下不可能解决德国问题;要解决德国问题，必须改变当前现状。”^[55]而正是由于联邦德国建国前，捷克政变、柏林危机等一系列事件对冷战的加剧，法国已经对其仇德政策作了很大的更正。除鲁尔、萨尔纠纷外，它并未阻挠三占区合并、币制改革以及联邦德国的建立。联邦德国建国后，美苏对抗愈演愈烈，欧洲安全格局因为冷战的加剧而风雨飘摇。加之法国在北非与印度支那焦头烂额，于是法国将最精良的军队放在越南以应付当地游击队。法国人进而将这视作苏联的图谋，是苏联欲图通过这种有意识的转移伎俩(Ablenkungsman9ver)，来削弱法国在欧的军事地位。这甚至是共产党打算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分散西方的力量来削弱西方的计策。^[56]

正当法国逐渐将越南与欧洲安全联系一起时，朝鲜战争的爆发又使得法国立即将朝鲜、越南与德国三者联系起来。^[57]德国学者君特·迈伊说:“人们经常把德国问题与朝鲜问题并列来看。鉴于这种并列，联邦德国很可能直接成为苏联侵略的下一个牺牲品。”故而，保卫联邦德国成为了法国利益的核心。^[58]这种对德态度的转变体现在1950年8月17日法国驻德高级专员弗朗索瓦·蓬塞对阿登纳的讲话中。蓬塞说，根据法国高级专员公署得到的情报，苏联入侵的时刻已近在眼前。^[59]因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及由此引发的欧洲军事安全的不稳定为法德关系的发展与变化提供了新动力。在欧洲安全状况还没有恶化到非得增强西欧整体的军事防卫能力之时，法德和解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欧洲联合，会因法德矛盾的深刻久远，以及两国间缺乏紧迫的共同利益，而困难重重。但朝鲜战争爆发后，日益危急的欧洲安全状况要求法德关系向健康合作的方向发展。因为朝鲜战争带来了德国问题本身的发展。这场战争不仅使联邦德国摆脱了经济上的困境，整个经济结构因此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而且使它得以重新武装，在其恢复完全主权的道路上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60]让·莫内曾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指出德法关系中有条线索。这条线索莫内不敢肯定地说:“似乎是:战败者的自卑感都被转到了战胜者的身上，以至使法国开始感到限制德国人的活力的企图是虚无缥缈难以实现的梦幻。”^[61]莫内所说的这条线索在朝战爆发直到1955年非常符合法德关系的发展特征。法国虽然通过舒曼计划及其产物《罗马条约》使强大的德国经济融入到一体化的欧洲中，并以普利文计划及其产物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使西德日益壮大的军事力量与逐步完善的主权地位受到法国的影响与引导，但联邦德国随着自身实力地位的增强与国际关系的不断变化，不会安于别国为其预设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发展的轨道。在德国问题发展进程中，德国人的自主权也在不断增强。这必然会在法国对德政策中遭遇到激烈的冲突。

综上所述，联邦德国成立之后，法德关系着力于调整与修缀。调整在于法德两国都努力谋求化解历史积怨，按共同体的精神，首先在经济上，继而在政治与军事上，携手走向欧洲联合;修缀在于两国都努力克服两国关系和谐发展的障碍，依照冷战相持中不断变化的欧洲安全格局寻求更多的利益契合点。但由于联邦德国实力地位的不断增强和法国民族利益观念的根深蒂固，法德矛盾依旧会在一定时期内长久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