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德英关系的协调与作用

在联邦德国的诞生过程中，英国的作用是积极的。在第一章中，笔者已论述了德英关系由敌对到合作的发展历程。英国人的敌友观念是不固定的，它受其传统的势力均衡原则的支配。当1946年，美国还心存对苏联合作思想时，英国便已筹措在四国对德政策难以取得一致时，自行采取措施，以推动德国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在1946年7月巴黎外长会议结束之后，英国率先在其占领区建立了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阿登纳认为，该州的建立是一个在政治上明智的和具有深远意义的决断。^[26]莱法州的建立显然有悖于波茨坦会议上有关将来建立德国统一政治、经济体的决定。故而美国的举动是在德国问题上较早直接与苏联对抗的。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初丘吉尔对苏德两国在未来欧洲史发展中的预料。德国学者艾森堡(Theodor Eschenburg)就指出:“丘吉尔将1937年到1939年德国力量的增长看做是对欧洲势力均衡的威胁。而到了1941年，他又担心德国投降之后，势力均衡会向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偏转。”^[27]丘吉尔不仅看出了苏联的威胁，而且还较早地表现出扶德遏苏的倾向。艾森堡叙述道:“在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就试图说服斯大林与罗斯福，请求在意大利与巴尔干进行西方盟军的联合登陆。斯大林一眼就看穿了英国人计划中的政治含义。而罗斯福进而拒绝了丘吉尔关于建立由南德意志、奥地利与匈牙利组成的多瑙国家的建议。”^[28]这说明，英国尽管已逐渐失去其大国地位，但它在均势思想的左右下又将苏联列为继德国之后的又一个欧洲均势的破坏者。故而当苏联力量不断西进，东欧各国相继为苏军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时，英国都尽其可能维护这些国家的独立。^[29]而如此同时，据曾担任美国驻德军政府经济部主任的贝尔(Laird Bell)所说:“美国公众中尚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对苏态度仍是停留在维护战时同盟的层面上。他们的对德态度则主要由夹杂着复仇观念的战争歇斯底里(War hysteria)所支配。”^[30]可见，英国比美国更为坚决地奉行抗苏路线。在对德问题上，它不仅较早、而且较为稳定地执行扶持德国的政策。

联邦德国建国之后，德英关系的发展多表现为德美与法德关系间的协调。法美在对德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冷战揭幕后，美苏裂痕无可弥补，美国遂将德国西占区及后来的西德国家拉入到其以复兴西欧为重点的政治与经济重建中。随着冷战的加剧，美国甚至准备从军事上重新武装联邦德国，以使之为西方防务作贡献。而法国则不然，还在盟国联合管制时期，它就在管制委员会中制造麻烦。德国学者格莱默(Hermann Graml)曾指出:“法国人始终投反对票(Permanentes Veto)，以此阻挠管制委员会中的每项重要决定。”^[31]联邦德国建国之后，法德关系还充满着不信任。这使得西方国家的对德政策难以整齐有效。同时，也使德国问题的进展时常受到法美分歧的制约。但英国对德政策的方针及其适时有效的作用极大地协调了法美间的分歧，克服了联邦德国入盟西方进程中的诸多障碍。

在对待德国统一问题上，英国政府首先将它置于冷战的大背景下考虑。英国政府最初认为，由于苏联的崛起，欧洲均势遭到破坏;同时，苏联的意图是要进行世界革命，将其余地区，包括全欧在内一齐苏维埃化。^[32]因而，统一的德国将是重获战后欧洲均势重要因素。^[33]德国的统一将有比西占区更大的经济力量，这不仅可以养活德国人民，而且能满足各战胜国索取战争赔款的要求。^[34]联邦德国建国之前，各战胜国很难在统一问题上达成一致，同时苏联也加强了对苏占区的政治与经济控制，德国统一便不可能在战后初期圆满解决。联邦德国建国之后，英国政府也并未将争取德国统一作为其对德政策的核心，而是着眼于使西德成为欧洲稳定与繁荣的重要一环。因此，在德国统一难获解决的情形下，首先勿使其再度威胁欧洲均势，而后又不能使之落入苏联怀抱便成了英国对德政策的目标。战后，英国驻法大使达夫·库伯(Duff Cooper)便向英国外交部指出:“早在1919年，苏联的崛起对欧洲格局而言，就已是一个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使西方国家面临两个，而不是一个危险。第一个危险是德国自身会壮大起来再度向西方文明发动攻击。第二个危险是德国会坠入俄国的卫星国行列中。那么这时，她(指俄国)会成为盖世无双的强大国家。”^[35]库伯的分析表明，英国的对德政策应力图避免这两个危险。分裂德国，将其西半部分牢牢拴在西方，并使之不会对英国所期望的欧洲均势构成冲击与破坏是英国政府的行动方针。

英国支持西欧联合，丘吉尔在战争刚结束时就曾说，一个联合的西欧是英国战后外交的一部分。但英国却对20世纪50年代初以法德合作为基础的舒曼计划持反对意见。1950年6月26日，英国下议院在辩论舒曼计划时，艾德礼首相说，英国不能承认把自己国家的经济命脉置于一个欧洲机构管辖之下的这种原则。这是与英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不相容的。保守党发言人艾登虽然表示，舒曼计划适合英国利益，但保守党也没有表示赞成参加舒曼计划。^[36]故而，英国在欧洲一体化的早期，是持消极观望态度的。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亨德森勋爵(Lord Henderson)在1951年3月29日向阿登纳解释了英国反对舒曼计划的根本原因:“英国无法参加舒曼计划和类似协定的理由是她不能接受一个超国家的机构。”^[37]但英国外交部仍对自身的决策留下了余地，保持了其对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发言权。因而亨德森表示:“一旦舒曼计划的格局经过了全面审议，英国有可能在必要情况下考虑一种松散联盟的设想。”^[38]最后，亨德森总结了英国对于战后西欧联合的发展方向的观点:“英国有它自己的欧洲一体化看法，这种一体化不能采取建立一个超国家机构的途径，而是要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建立尽可能密切的合作关系，以达到维护我们共同民主生活方式的目标。这个目标英国将始终不渝。”^[39]由于欧洲一体化的基石是法德和解。一体化的目标是要削弱一体化各国的民族主义成分，并做到尽可能的主权让渡。因而这种一体化的发展在英国看来仍有可能为法德等较强国家所支配。不仅与英国的均势原则背道而驰，而且还无助于战后欧洲的稳定。因此，英国虽支持战后西欧联合，以求稳定与繁荣，并增强抗苏能力。但它不希望这种联合成为日后欧洲均势的破坏因素。而战后的法国政治影响远胜西德，其在欧洲一体化方面的政治举动极有可能触动英国的均势观念，这对英德利益的协调提供了机会。故而，战后欧洲联合问题的发展赋予了英法德三国关系以新的变化，它显著地推动了50年代联邦德国政治地位与影响的扩大。

英国支持阿登纳的入盟西方政策。20世纪上半叶，英国外交曾受其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影响，对于欧洲政治与安全状况的恶化并未给予持久经常的介入。只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它才迫不得已加入到反德阵营中。“二战”结束后，出于历史经验的回顾与欧洲现实政策的考虑，英国全面纠正了其对欧方针。通过《敦刻尔克条约》，英国与法国建立了战后和平时期的持久军事联盟;通过《布鲁塞尔条约》，英国将英法安全协议扩大到曾在两次大战期间遭受德国侵略的西欧低地国家，又因条约的期限为50年，从而使英国对西欧广大地区的安全承诺相对固定。1949年4月，英国进而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至此，英国不仅自身加入到对欧的安全承诺中，而且它的努力与斡旋也是美国组建大西洋联盟，并形成战后稳固的美欧联系的重要因素。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具有遏苏与制德的双重作用。20世纪80年代，德国学者洛特(Winfried Loth)曾指出它的这种军事与政治意义。^[40]笔者在本书第一章中论述了北约的这种地位。因此，在美英参与下，使西德入盟不仅不会损害欧洲其余国家的安全利益，相反还会对德国人形成有效约束。故而，出于避免德国滑入东方的考虑，英国从原则上接受联邦德国入盟西方，甚至以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的方式达到这一目的。

以上分析表明，英国接受德国的分裂，并努力将联邦德国纳入到西方联盟中。而入盟西方不仅包括政治的归属、经济的整合、外交的倾向，而且还应有军事安全的联系。在1945—1955年间，西方先从经济上、政治上、外交上做好了联邦德国入盟的准备，而由于在安全领域，德国被解除武装，她始终难以取得西方联盟中的平等地位。英国在打破这一僵局过程中，作用突出。在法德美三角关系中，英德间传统的协调与作用达到了显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