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德美关系的确立与发展

1984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学者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在回顾战后以来的德美关系时指出:“西德既是大西洋秩序(Atlantische Ordnung)的产物，也是该秩序的支柱。”^[5]笔者较为赞同这一观点。联邦德国的建立虽然与德国统一相背离，但它适应了冷战的需要。而冷战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而言，就是要放弃传统的孤立主义政策，建立新型稳固的美欧联系，这就是约菲所说的大西洋秩序。而大西洋秩序既需要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又需要欧陆存在一个强有力的伙伴。统一的德国在战后初期成为这一角色，显然是奢侈的愿望。但是，德国西占区却能实现这一目标。故而1949年联邦德国的成立并非单纯的德国事件，它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是西方整体的冷战思维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大西洋秩序的产物。约菲说，联邦德国又是大西洋秩序的支柱。即使联邦德国入盟西方险阻重重，但其巨大的军事与经济潜力及其险要的地缘关系始终是西方对抗东方的坚盾。这决定了1949年后德美关系的确立将是坚实的，而其发展将是以完成大西洋秩序的建构为目标的。

联邦德国的建立极大地提升了它在美国战略安排中的地位。当以查尔斯·波伦为代表的美国部分外交官员们还认为领土比联邦德国更为辽阔的法国才是欧陆的领导时，乔治·凯南于1949年10月数次致函波伦，其中指出:“如果有朝一日德国从现有的控制与桎梏中挣脱出来，我们还能指望法国人去展现他们的领导能力吗?”^[6]此前，乔治·凯南还曾于1949年5月在国务院政策计划署(PPS)的一次会议上坦诚他对联邦德国建国后在欧洲将扮演何种角色，以及美国将如何应对的看法:“恐怕我们还很难这样去说服欧洲人接受德国的领导，但又不隐含民族主义的德国可能对其余欧洲国家施加军事与政治控制的意思。”^[7]凯南的观点代表了美国政界逐步上升的一种忧虑，即联邦德国尽管在《基本法》与《占领法规》的各种制约之下，但其巨大的经济与军事潜力促使其具备再度制衡西欧的可能。美国在战后初期扶持西德，并非任其发展，她是要使西德的经济与军事成长符合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美国并不需要一个在西欧具有支配力量的西德，但也不希望仅存一个虚弱无力的西德。早在西德国家建立之前，美国政府就在思忖如何解决这一两难局面。凯南曾于1948年2月提出:“在欧洲建立某种联邦机制是唯一的、合理的，并且有望使该地区在未来能避免俄国或德国统治的途径。”^[8]凯南的设想并未引起杜鲁门政府的足够重视。因为美国若支持这一设想，就必然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对欧经济、政治与军事义务。这也会引起繁杂的国会争论，同时也与国会中一直潜在的孤立倾向不相容。因而美国最初的对德政策一直未能摆脱扶德与制德的两难困境。1949年7月，凯南主持的政策计划署向艾奇逊国务卿呈递了PPS/55号文件，文件标题是:“美国对欧洲联合问题的态度研究。”其中，凯南精辟地论证道，“为了将德国吸纳入一个更大的组织，美国应继续奉行建立欧陆国家联盟的政策。而通过建立这一组织机构，将能吸引苏联卫星国投身西方……我们的政府不应试图让英国担起欧洲一体化运动的领导角色。”^[9]凯南的主张是解决德国问题与欧洲安全问题的重大尝试。他认为，在曾为民族主义所肆虐的欧洲建立起一个超国家的机构，并将联邦德国融入其中才是解决德国复兴而不至于再度威胁西欧邻国的办法。然而凯南却不主张英国来扮演领导欧洲联合的角色。而美英不在欧陆的情形之下，联邦德国的实力有朝一日必然胜过法国。欧洲制衡也会再次蒙受危机。前已述及，凯南曾在对波伦的信函中言及这种担忧。因为凯南认为:“在行将诞生的欧洲联合机制中，法国毫无疑问地应成为领导者。”^[10]尽管美国国内有些批评人士指责凯南的观点低估了英国对欧洲联合的推动力，弱化了英国与欧陆的联系，同时也忽视了英国对西德实力的中和作用，但艾奇逊却倾向凯南的观点，他对法国领导西欧的能力非常乐观。^[11]在欧洲联合运动中，艾奇逊向法国外长舒曼表示，美国全力支持法国的一体化举措。欧洲联合首要任务是法德和解。艾奇逊向法国外交官员们陈述说:“法德两国在欧洲和解的关键取决于法国人。而只要法国人乐意朝这一方向行进，美英两国将会提供相关咨询与帮助，而不会强迫法国人接受美英观点。”^[12]因而，1949年联邦德国建国后，美国的对德政策的核心是继续扶持联邦德国，使之成为实施对欧冷战战略的重要工具。而这种扶持又是在法德和解与欧洲一体化中稳步进行的。同时，美国高度重视法国的地位与作用。这也使得战后美国对德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受法国的影响与制约。

入盟西方与重新统一是不能同步于20世纪50年代冷战背景下的欧洲国际关系中的。美国不仅是缔造联邦德国的决定性角色，而且在联邦德国建国之后，它始终维持着对德国统一的谨慎态度。1949年5月，柏林危机平息后，艾奇逊曾对英国外长贝文(Ernest Bevin)解释了美国在此次危机后对德政策的目标。其中，他指出了有两个互相关联而又极为麻烦的问题:(1)欧洲一体化;(2)德国统一。^[13]在德国统一问题上，艾奇逊毫不含糊地表示，美国并非反对德国统一，但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支持取决于东西方紧张关系的缓和。他说:“如果我们能将比我们目前所控制的德国部分更大的地区一体化到西方去，而又有助于并且还不会耽搁我们正在做的一切工作的话，我们当然乐意。但这就要看条件是否允许了。”^[14]由此可见，美国将容纳联邦德国入盟西方置于其对德政策的首位，统一问题次之。而若统一问题会旁生枝节，进而阻碍美国对德政策首要目标的实现时，美国将反对统一。而乔治·凯南早在1946年3月就对艾奇逊预言道:“统一德国只能沦入苏联控制。在波茨坦会议上，美英接受了奥得—尼斯线，这就已经排除了在西方国家所能接受的条件下统一全德的一切可能。与其统一它，倒不如拯救出西占区，并使之一体化到西欧国家的国际体系中。”^[15]故而美国扶持德国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西欧在冷战中的抗苏力量，同时不至于让西德再度被苏联争取而形成又一个对西方不利的拉巴洛。^[16]联邦德国实力地位的增强乃至将来可能出现的德国统一应不影响欧洲的安全与稳定。总之，西欧联合先于德国统一。1949年5月，巡回大使杰西普(Philipp C.Jessup)在参加完政策计划署有关德国统一问题的讨论后总结道:“有一个大的前提是，我们考虑的不仅是德国这一个国家，而是欧洲整体。德国只是欧洲这个整体问题的一部分。德国统一不仅只是为了德国一国的利益，而是应着眼于强化与扩充欧洲的整体力量。”^[17]例如，乔治·凯南，作为政策计划署的掌门人，他指出，“不能就德国来解决德国问题，要想真正解决德国问题，就得面向欧洲”。^[18]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作为卢修斯·克莱的前政治顾问，也强调德国问题应有欧洲视角。^[19]

艾奇逊将德国统一与德国参与西欧联合视作不能同时实现的两个目标。在此情形下，国务院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继续推动西欧联合;另一方面，积极筹划紧急措施，以防苏联利用统一问题阻挠西欧联合。联邦德国成立后，麦克罗伊被任命为首任驻德高级官员，1950年2月，美国国务院下达了一份“德国指令”(Directive on Germany)，该指令称:“高级专员的责任在于推动联邦德国向政治独立的方向发展。将波恩共和国建设成战后自由的西欧中负责任的、平等的一员。加强民主政府，鼓励德国人逐渐积极地参加到自由欧洲的政治、经济组织中。”^[20]这表明美国政府已做好长期搁置统一问题的准备。它决心将联邦德国培育成一个有平等地位与主权身份，并能与西欧有效融合，进而稳定战后西欧的角色。麦克罗伊对“驻德指令”非常理解。他回函华盛顿，讲述了他所归纳出的美国对德政策的目标:(1)将联邦德国转化为一个有吸引力的一极，以图未来能吸引其东邻统一进来;(2)在对抗苏联战略目的时，争取德国人民的心理拥护;(3)使德国人明白与西方走到一起的好处;(4)劝告德国人，入盟西方并不意味着与民主德国隔绝。^[21]麦克罗伊的回函完整而深刻地归纳了联邦德国建国后，美国对德政策的目标与措施。那么就联邦德国而言，她是如何处理1949年后的德美关系呢?

联邦德国建国之后，在四个占领国间，德美关系是最为稳固，也是最为关键的。德国学者汉斯-彼得·斯瓦茨称，德美关系的发展是其政治命运的关键!阿登纳之所以能在德国与欧洲事务中大有作为，是因为他使自己做了‘美国人的人’(Mann der Amerikaner)。^[22]故此，阿登纳政府的对外政策基本与美国对德政策相吻合。阿登纳在分析德国的对外政策时指出:“必须将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欧看成是反对苏联继续向西欧推进的一种统一力量。”^[23]可见，阿登纳政府已将西欧联合看做是西德对外政策组成部分。阿登纳还力陈自由、平等与主权对于西德国家的重要性。他说:“德国人民在长期没有自由、没有平等地位的情况下不可能成为和我们利益一致的各国人民的正式伙伴，这是自从我担任联邦总理和有权决定政治路线以来的所有年月中，我们对西方国家政策的主导思想。”^[24]因此，阿登纳是以取得政治上的独立作为政府外交的努力方向的。在德国统一问题上，阿登纳宁肯为入盟西方，而舍弃20世纪50年代的统一机会并努力抵制苏联的统一呼吁。但联邦政府又并未公开放弃统一的立场。《基本法》序言写道:“德国人民，本着维护国家与民族统一的愿望，制订了这部基本法。”^[25]阿登纳政府力图使德国统一不致构成西欧联合与西德入盟西方的干扰与阻碍。因而，西德建国之初，其在西欧联合、德国统一问题、谋求政治独立与主权方面，同美国的对德方针是相符合的。这也构成了战后初期德美关系确立与发展的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