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联邦德国入盟西方战略的形成与确立

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1949年两个德国分别建立以来的历史表明，德国问题不可能在战后初期以中立、统一的方式求得解决，因为这样将有损于德国的民族利益。两个德国的并立，以某种政治倾向和关联与两大阵营相联系。这既是20世纪中叶欧洲国际关系的特点之一，又是两极势力对抗的反映。它必然会随着两大阵营的势力消长而起伏。战后国际关系学者K.沃尔茨(Kenneth Waltz)指出:“两个超级大国与它们各自的盟友间的巨大差距令后者的再结盟无足轻重。”^[1]战后联邦德国的幅员、人口已达自1871年以来的最低点。领土分裂、武装被解除、主权丧失等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已不允许战后西德领导人奉行俾斯麦、斯特莱泽曼或希特勒的外交路线。当德国还雄踞欧陆时，尚且因为奉行霸权政策而屡战屡挫，直至覆灭。何况战后的联邦德国，就更是不能不顾自身的实力状况、政治条件，无视德国历史的惨痛教训了。这就是说，联邦德国不能再如同第二帝国，自我营建军事同盟;也不能像魏玛德国那样，在东西方间捭阖观望，以求自我壮大。睦邻合作，戒绝武力将是联邦德国外交方略的可行之路。唯其如此，才有可能使德国问题良性发展，而不致再度使之生成欧洲乃至世界政治中的恶疽。这要求首先建立全德中央政府，终止德国的分裂，然后由这个统一的德国奉行上述和平外交路线。而要达到这一点，不但四大国在对德政策上要达成一致，而且两个德国也都得保持中立。

但上述步骤在战后初期不具备可操作的各种条件。首先，四大国的利益原本存在程度不一的分歧，加之冷战的爆发，更是愈发难以弥合。美苏的对抗已迅速上升为战后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其次，德国即便统一，也不能超然于冷战大背景外，它不可能局外中立。这正如阿登纳所说:“我们的地理位置使我们处在生活理想完全对立的两大国家集团之间。如果我们不愿意被碾碎的话，我们必须不是倒向这方，就是要倒向那方。我认为，在两大集团之间采取一种中立态度，对我们民族来说是不现实的。在任何情况下，这方或那方迟早总要企图把德国的潜力争取到自己方面去的。”^[2]因此联邦德国没有贪图统一而舍弃联盟战略。它知道，只有自身的强大才是推动德国问题向有利的方向发展的动力。在两大集团间，阿登纳选择了与自身政治制度相一致的西方，并坚定地走入盟西方的道路。而入盟西方并非单纯的政治倾向，它要求全面加入西方的政治、经济、安全体系，这必然会遭到多方面的阻力。第一，若联邦德国投身西方，那么苏联的反应将是把民主德国拽入东方，德国统一成泡影。这必然造成西德国内政治动荡，而国内恪守建立全德统一国家的政治力量也会反对入盟西方。第二，联邦德国入盟西方意味着要全面修正其现有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地位。在政治上，《占领法规》要修改，联邦德国主权地位要恢复。在经济上，不仅联邦德国强大的工业潜力汇入西方集团，而且其工业品也能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自由竞争。在军事上，刚刚被解除武装的德国人甚至有可能为适应冷战的需要被重新武装起来，并加入到西方防务体系中。所有这些都必然会带来诸多政治后果。尤其是法国，它不可避免地会追忆法德宿仇。而法德关系的走向将影响到联邦德国能否最终入盟西方。最后，美英也不是一贯主张扶持德国。她们的对德政策也是服务于各自的战略需求。故而西德入盟西方的步伐还要受到她们的战略需要的制约。

因此，入盟西方虽然是战后初期联邦德国外交路线中的重大抉择。但它能否顺利实现还取决于各种有利与不利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在接纳西德入盟西方的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入盟相对顺利，但涉及安全利益的军事入盟过程则显得异常崎岖，以至于其成为联邦德国能否最终入盟西方的关键。因此，在联邦德国弃绝中立立场，放弃20世纪50年代统一全德的幻想，继而确立入盟西方作为其外交方略之后，它的实现尚待冷战变化中将可能呈现的有利条件。而这也将是拧开联邦德国入盟西方僵局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