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横行欧洲到被解除武装

梅尼克曾说:“腓特烈·威廉一世所创建的普鲁士陆军造就了一种令人瞩目的军国主义，它影响了整个民间生活。这在所有的邻国都找不到它的类似者。”^[238]军国主义是德意志民族文化中的恶疽，它不仅使其邻国深蒙兵燹之痛，也使德意志民族自身饱受战乱之苦。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德国军国主义遭受灭顶之灾。依照1945年5月8日的德国军事投降书第二款，“德国一切陆、海、空军事当局及德国控制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停留在当时所驻在的阵地，并完全解除武装，将他们的武器和装备移交当地盟国最高统帅部代表所指定的盟国指挥官或军官”。^[239]那么，德国对外政策中的军事掠夺倾向是如何产生的呢?在对邻国造成巨大伤痛后，这种军事方式又是如何摒弃的呢?笔者将试从德意志的地缘状况、历史传统、时代条件与民族特质来阐述德国军事特质的发展脉络，继而分析“二战”后德国军事安全状况的形成由来。

德国地处中欧，其领土在欧洲历史发展演进中频繁更易。中国学者李工真指出:“德意志空间在民族边界有着比其他所有欧洲民族更大的不明确性和灵活性。这种特点给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德意志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带来特殊的难题。”^[240]因而在这种独特的地缘环境中，尚武与征伐逐步成为德意志民族气质中的重要元素。而反观其他欧洲国家，如英、法、瑞、俄等国，不仅疆域分明，偏居一隅，而且人口、民族状况稳定，战乱纷争远较地处中欧的德意志为少。因此，上述各国能在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中，谋求社会发展与民族整合。德意志则不然，如同拉夫所说:“她东西两向均无自然边界，其居民努力建立民族国家，但他们有此机会的历史时段是很短的。”^[241]因而德意志在致力建立中央集权并借以实施民族整合的进程中，出于抗击外来侵略与向外开拓的需要，就格外重视武力，甚至到了崇拜的程度。

德意志民族有崇尚武力的历史传统。公元1世纪，日耳曼人曾在托依拖贝格(Teuteburg)重创罗马人。公元375年，匈奴入侵，在斯拉夫人纷纷逃离的同时，西日耳曼部落却成功地强化了他们对从北海到阿尔卑斯山的广袤地带的控制。^[242]公元500年前后，墨洛温家族的克洛维(Clovis)又是以武力方式击败罗马的末代高卢总督，并将西日耳曼部落统一为一个强大帝国。^[243]公元8世纪，加洛林家族的丕平(Pepin)亦是以武力胁迫的方式在罗马教庭与伦巴德人的争斗中扩张了势力。丕平不仅逼迫伦巴德国王艾斯图尔夫(Aistulf)放弃拉文那(Ravenna)与其余5座城市(Pentapolis)，而且还因其佳绩被教皇斯蒂凡二世(StephanⅡ)授予称号“罗马的保护者”(Patricius Romanorum)。^[244]

到10世纪，日耳曼封建领主依旧向东、南开拓。除了易北河以东外，意大利也深受其害。对于日耳曼人的铁蹄，当时的一名编年史家本尼迪克特(Benedict of Monte Soratte)曾这样写道:“罗马苦啊!它被这么多异族人所践压，住在那里的人们被萨克森国王如此囚押。罗马的人民被剑所统治，罗马的金银被整袋地掠去，罗马的力量正被日耳曼人所吸榨。”^[245]到12世纪，霍亨斯陶芬朝的君主们继续以征讨为能事。但由于日耳曼封建主忽略了对内经营的重要性，因而德意志到了13世纪中叶后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弱集权时期。因为地缘的关系，德意志的疆土处在邻国的挤压之中。而当德意志封建主试图以武力为手段谋求领土扩张时，因邦国林立而蕴藏内乱危机的德意志又因军事的过度伸展而导致国力的虚耗，最终使得中央集权所需的内聚力与融合力无法形成。德意志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直未能改观，到19世纪以前都无法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单位。而另一方面，各邦国的军事冲突从未休止。他们始终未能摆脱以战争获取德意志统一与进步的俗套。同时，普鲁士的兴起更牢固地确立了一种主观意念，即铁血在德国历史发展中卓越非凡。如格莱泽瑙(Gneisenau)、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曾高度赞誉过武装人民(Volk in Waffen)的原则。^[246]拿破仑战争期间在俄军中服过役的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也曾为人民武装的威力所倾倒。^[247]第二帝国建立之后，普鲁士军国主义在统一国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从1871年后到1941年，欧洲国际关系的紧张日甚一日，甚至“一战”的爆发，德国军国主义的逐步发展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两次世界大战间的20年，德国军国主义余烬尤在。德国人民对《凡尔赛和约》的怨愤加上魏玛共和国末期动荡的政治环境与萧条的经济状况使得军国主义在第三帝国时期，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相糅杂，继而将千年以来德国尚武好战的本性推向顶点。军国主义的烈焰也最终凐没在反法西斯的怒涛中。德意志军国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还有其时代条件与民族特质。在罗马帝国统治时代，日耳曼部落为保卫自己的家园，抗拒罗马军事贵族的盘剥，形成了早期的军事集团。埃里希·卡勒尔说:“作战勇猛是部落中的最高美德。和平的职业受到轻视，被认为是不值得男子汉从事的事情。这些部落的全部早期记录，就是不断的争斗、掠夺、袭击和残杀。”^[248]

公元5世纪后，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与消亡，日耳曼人开始在被塔西佗(Tacitus)称之为“气候恶劣、土壤贫脊、地理上毫无吸引力的土地，一个不会使非当地土著向往的鬼地方”^[249]劳作。于是，日耳曼人逐步形成了与自然抗争的品质。甚至在日耳曼神话中，战争就是自然界的秩序，就是生命的基本要素。^[250]而在随后的日耳曼世界走向封建化的进程中，采邑制度本身也蕴含了军事争战以及随从对领主竭尽忠诚的内容。因此，在中古时代的德意志，骑士阶层成了显要的社会成分。而当1356年黄金诏书(Goldene Bulle)颁布后，随着封建诸侯的势力发展，雇佣军队也登上了德意志历史舞台。对于雇佣军，洛赫说:“战争是这些人的职业，他们的动机只是金钱和抢夺。诸侯和君王们也认识到由社会的变化而引起的军事上的这些好处，而要想法子来利用它。”^[251]骑士与雇佣军在16世纪的农民战争(Bauerkrieg)与宗教改革中为天主教与新教诸侯发动军事战争服务。而且，由于宗教冲突未息，直至爆发了17世纪的30年战争，德意志农业与城市工商业深蒙其难。而当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王朝逐步兴起之后，军队在这个欣欣向荣的邦国之内的地位更为显赫，按1653年的邦议会决定，在容克地位上升的同时，常备军的装备也被纳入到国家税收体系内。不仅如此，为了扩大和巩固邦君的利益，主要工具就是军队，任何其他事物都得从属于扩大和加强军队的需要。按洛赫的话，“军队简直变成国家中的国家了”。^[252]从腓特烈·威廉选帝侯到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士，军队不仅为本邦力量的壮大奠定了基础，而且还通过向别国用兵获取大量钱财。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后，由于路易十四的野心受到阻遏，欧陆维持了暂时的均衡。普鲁士在这个时期(1713—1768)，即腓特威廉一世与腓特烈大帝临朝之时，军事国家的性质愈益明显。在腓特烈·威廉统治末期，国家岁入大约7百万塔莱尔(Taler，德国的一种银币)，而6百万花费在军队上。腓特烈二世时，约占全国总收入4/5的1300万塔莱尔用于军队支出。^[253]尽管普鲁士依然采取当时在欧洲已属落后的雇佣军制，但这支军事力量在王室、容克、官僚阶层的巨大扶助下迅速发展起来，并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1740—1748)、七年战争(1756—1763)、三次瓜分波兰(1772、1792、1795)等事件中起着重要作用。

普鲁士雇佣军制的腐朽在拿破仑战争中表露出来。1807年的梯尔西特条约表明，普鲁士的强大仅凭陈旧落后的军事制度难以巩固。同时，拿破仑战争虽然破除了大片德意志地区的封建制，但也随之激起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情绪。普鲁士爱国力量觉得，要完成结束异族统治，并走向现代化，就要实行改革。而在军事上，则须改编旧有的容克武装。在沙恩霍斯特、格雷泽瑙、博燕的组织领导下，普鲁士军队焕然一新。在1813年10月的莱比锡会战中，普鲁士新军的战斗力得到了展现。而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国家成为普鲁士王国的时代使命。军队再度成为完成这一使命的工具。在三次王朝战争中，普军的指挥水平与高超效率是使德意志能在普鲁士领导下形成统一的关键。因此，对于普鲁士军人的顶礼膜拜在德国作家古斯塔夫·福雷塔格(Gustav Freytag)的论述中表现出来:“也许再没有任何军队能有如这支军队(指普军)那样有如此的热情和志向，以及那样一种深深的诗一般的情感，使战场的严酷与死亡服务于更高一级的伦理道德目标。”^[254]因此，军队不仅在普鲁士国家，而且在第二帝国的地位一直显要。克莱格(Craig)就指出:“自从沙恩霍斯特时期始，军事机构的每个部门、军事阁僚成员以及参谋本部的建立都属于独立的军事系统，而该系统只对德皇负责。”^[255]因此，尽管经历了斯泰因—哈登贝格改革与王朝战争中的考验，但德意志军事传统中的保守与专制依然如故。而且，一旦整齐高效的军队在严格军纪约束之下，并在自大与骄狂情绪左右中，绝对服从专制的德皇，那么它就极有可能遵照个人意志，制造非理性的狂妄举动。

于是，1871年后德国逐步走向争雄世界的道路。1914—1918年的欧洲浩劫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德国军国主义的恶性发展。但协约国却未能在战后给予德国军事基础以彻底清除。在德国，不仅军事工业赖以发展的垄断组织继续活跃于经济生活中，而且原帝国军官还大量潜伏于不断右转的魏玛政治土壤中。而苏联的建立，使美英做出了绥靖德国以遏制共产主义的选择。同时，由于纳粹的上台，加之德国人民对凡尔赛和约的仇视，以及魏玛共和国在其相对稳定时期的经济力量的恢复，使得德国军事力量具有了起死回生的物质条件、情感基础与外部环境。1933年10月，德国退出裁军大会。从这时起，尽管凡尔赛和约还继续生效，但帝国国防军(Reichswehr)已复活了。

国防军与纳粹的结合使德国军国主义的毒焰升腾到历史顶点。纳粹需要国防军去实现自己的民族社会主义目标，而国防军则相信“军队里出政权”(Exercitus facit imperatorem)，企图使国家政权在根本上取决于其武装部队的愿望与意志。^[256]其最终结果是全欧洲在“二战”的风暴中遭受煎熬。“二战”结束后，战胜国着手彻底根除德国军国主义的恶疽，德国因此被解除武装。但由于两大阵营的分野，欧洲并未因纳粹的覆亡而获得永久和平。德国位居中欧，且战后一分为二。不仅统一问题悬而未决，而且其联盟归属一直未定。但由于其处在两大阵营的分野处，故而联盟归属的未定反倒激起两大阵营对德国这块欧洲心脏的争夺。因此，联邦德国建立之初，虽然由盟国负责其军事安全，但其安全状况是不稳定的，它的形成与发展将随着冷战的逐步加剧而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