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联邦德国与苏联的政治关联

苏联作为四大战胜国之一，其对德政策无疑将直接影响到德国问题的发展与解决。但由于苏联与西方国家对波茨坦决议的理解存在分歧，故而，虽然1947年以前苏美还存在合作期望，但东西方间在德国问题上的龃龉很早便体现出来。德国学者布鲁门维茨(Dieter Blumenwitz)就指出:“波茨坦会议后，关于盟国占领政策达成一致(Gleichgeschaltetsein)的话题就提得越来越少了。”^[219]前文已述，各国在德占领政策源于各国政府的政治意图，故而各战胜国在两极格局尚处在确立阶段时，战略构想与利益划分更是错综复杂。苏联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又与西方迥异。因此，苏联在德国问题上所奉行的方针路线则必然使德国政治前途复杂化。

在德国统一问题上，苏联是主张全德在排除西方影响的情形下，中立地统一起来。前民主德国与前苏联外交部曾指出:“苏联曾在波茨坦会议上提出关于建立一个德国的中央政府的建议，可是采取分裂德国的方针的西方国家拒绝了这项建议。”^[220]苏联主张战后建立统一的德国，并指责是西方国家阻挠统一德国的实现。而事实上，早在1941年12月16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访苏时，苏方就提出希望西方能答允以下条件:(1)1939年的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中的苏联西界应予确定;(2)德国一分为三，莱茵兰、巴伐利亚及其剩余部分、东普鲁士划归波兰。”^[221]由于斯大林集权思想的作用，他个人对德国问题的处理方式也对苏联对德政策的形成至关重要。德国学者艾森堡(Theodor Eschenburg)指出:“斯大林从德黑兰到雅尔塔，就一直坚持肢解德国的计划。”^[222]可见，苏联战后关于建立统一德国中央政府的主张，并非由来已久，而是经历了由肢解到统一的过程。其根本原因在于，当苏联自身实力壮大及德国威胁彻底消除之后，苏联的战略计划就更为大胆，它由“二战”前的保守防御转为积极进入中东欧。密洛凡·德吉拉斯(Milovan Djilas)曾引述斯大林1945年4月的讲话:“一个人若占有的领土越多，他自己的体系就越使他感觉到，自己的军队推进到哪，那么他的体系就会延伸到哪。”^[223]因此，尽管苏联除主张全德统一外，也宣称波茨坦决议中的德国非军事化、非纳粹化、非卡特尔化、民主化的原则，^[224]但在扩张思想影响下的苏联外交政策必然会使上述原则在实施进程中遭到侵犯，而且也会使得代行全德中央政府权力的盟国管制委员会难以有效执行管制权力。

在德国战后经济恢复问题方面，苏联的举措要比美英含糊。它始终反对美英占区执行的所谓经济统一的方案。苏联认为，西占区经济统一将导致德国西部发达工业地区的政治集中化，从而影响自己从西部获取战争赔偿。因而德国学者马林恩菲尔德(Wolfgang Marienfeld)称:“莫斯科任由战后初期的德国问题一直以拖延的手段进行(auf ein Verz9gerungsman9ver hinausgelaufen)。”^[225]苏联学者伊瓦辛说:“德国工业约有35%在英占区，25%在美占区，10%在法占区。其余不到1/3在苏占区和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和已并入波兰的东普鲁士。因此，苏联还应该从西方占领区得到没收财产的15%，苏联提供相应数量的货物作为补偿。此外，苏联还应该无需补偿地从西部占领区得到没收财产的10%。”^[226]在赔款问题上，苏联的要求无疑将影响德国西部工业的恢复，阻滞西占区经济的集中化。此外，苏联将西占区经济恢复以及西德经济地位的提高理解为“是培植法西斯、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势力的温床”。^[227]对于苏联对德的经济政策，德国学者布特纳(Walrab von Buttlar)说:“苏联在各战胜国严酷而紧张的角逐中，努力使自己成为战败者唯一的代言人。”^[228]因此，对于币制改革、马歇尔计划等旨在恢复德国西部经济的政策，苏联极力反对。虽然苏联也认为，“站在世界经济与欧洲和平的立场，夷平德国工业，使之农业化的路线是错误的，除农业外，她也应有自己的工业与外贸。”^[229]但它在战后初期一直没有在复兴德国经济上比西方拿出更明朗更具体的步骤。而西占区的经济状况不仅是联邦德国这个新生国家能否长期存在的保障，也是纳粹崩溃后，德国历史能否健康发展的检验尺。所以，联邦德国建国之初的对苏关系必然因为经济问题的分歧而趋于紧张。

在德国战后政治结构方面，苏联与西方各执己见。莫洛托夫在1946年7月巴黎外长会议上坚持认为，为了防范德国长期的政治危机，德国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走这样一条路线，即转变为一个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国家。^[230]而这并不包含德国人民应选择何种国家形式和社会形式。苏联认为自己在东占区推行的政治生活民主化是符合全德人民切身利益的，而西方国家在自己的占领区内则并未彻底实现民主化。不仅如此，苏联认为西方国家还在蓄意阻挠民主化进程，庇护前纳粹分子，其真实目的是要分裂德国，并使西占区成为未来进攻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前哨。归根结底，由于苏联与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分野与战略意图上的对抗，双方在德国战后政治结构的规划上必然存在巨大差异。这也是德国分裂持续化的重要原因。联邦德国是在西方国家左右下，依然贯穿着西方民主观念的基本法建立起来的国家。它与苏联的政治关联势必因为政治结构的不同而处于复杂和紧张的状态中。

在军事问题上，苏联坚持把解除德国武装作为捍卫卫国战争胜利果实，并保障欧洲与世界和平的先决条件。马林恩菲尔德说:“莫斯科认为，德国非军事化只是出于普遍安全的需要(das allgemeine Sicherheitsbedürfnis)，它是苏联对欧政策的安宁因素(ein Element der Beruhigung)。”^[23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遭到德国入侵，其军民死亡人数在2000万以上，占到全国人口比例的8.6%，其财产损失达25960亿卢布。^[232]因此，出于自身安全考虑，苏联政府主张德国应在四国共管的机制中非军事化，使之不再拥有发动战争的军事手段，这一要求是正当的。但随着冷战的加剧、苏联的壮大、东欧共产党的日益强盛，以及由此产生的西方对东方阵营的惊恐，西方做出了以马歇尔计划恢复西占区经济、筹建西德国家等使冷战局面更为紧张的举动。同时，美国战后一直大幅削减驻欧军队，从1945年的261.3万人缩至1949年的8.25万人。^[233]而西方还需负责占领区的防务，而且按占领法规，西方三国仍将主管西德国家的安全事务。^[234]因而，存在西方重新武装西德的客观因素，而且当西欧安全越是受到苏联压力，就越存在德国人为西方防务作贡献的可能。故而，联邦德国成立之初，其对苏关系必然因军事安全问题的敏感而棘手。

在德国统一问题不能迅速解决的情形下，两个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截然相反的德意志国家同时并存。由于两国分别为西方三国及苏联占领区演变而成，因此，它们必然与各自的前占领国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但德国问题的最终解决要求德国统一，故而两国与占领国的政治联系一时间并未上升到联盟的程度。而苏联一直主张，无论德国问题解决与否，即便分裂德国，也不能使苏占区加入西方集团。因为苏联认为，一旦德国西占区巨大的军事经济潜力融入西方，它“就会成为军国主义国家，重新在欧洲中部恢复战争策源地，成为为美国所利用的，反对苏联、反对各人民民主国家和民主德国的主要攻击力量”。^[235]但联邦德国建国之初就已显现出联盟倾向，尽管在野的各党派意见纷纭，但阿登纳表明了入盟西方的决心，他指出:“同那些对国家、个人、自由与财产与我们有共同观点的民族与国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fester Anschluss)我们必须坚定果断地抵住来自东方的任何压力。”^[236]因此，联邦德国的西方化倾向会使得未来苏德间的政治交往受到影响。

综上所述，1949年联邦德国建国之初，它与政治意识形态迥异、战略方针相对抗，且实力强大的苏联间的政治关联具有以下特征:(1)苏联主张削弱德国，不使其东山再起，同时又希望得到足够的战争赔偿，故而其对德国统一问题历经了从支持肢解到主张统一的过程;(2)苏联反对复兴西德经济，唯恐其再度成为策动战争的源泉，苏联的宗旨在于取得西部工业化地区的赔偿，担心该地区经济恢复过来，从而增强该地区日益集中化的政府的分裂倾向;(3)苏联主张建立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政权，反对西方民主在德国的深入;(4)苏联坚决主张解除德国武装，使联邦德国不再有迈向重新武装的可能;(5)苏联主张德国中立化。因而，联邦德国的建立是在苏联压力不断增加下实现的。它的建成与发展与苏联对外政策悉悉相关。赫鲁晓夫(Kruschev)在回忆录中曾写道:“对我们来说，我们也知道，在战争结束时我们变得相对强大是非常有用的。在解决国际问题时，我们的发言就更有分量。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德国问题就会按波茨坦会议的那种方式来解决了。波茨坦决议是根据战争结束时盟国之间的力量对比而作出的一种妥协。”^[237]因此，苏联战后的对外政策是以实力为基础的，随着自身的不断壮大，它会谋求相应的政治与军事目标。联邦德国于百废中初创，正处在外求和平稳定、内求繁荣复兴的重要阶段。它与苏联的政治关联也必然会在德国问题的不断发展中得到全面而持久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