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德法政治关联

德国学者沃尔特·里普根斯(Walter Rypgens)在1973年的《当代史季刊》第21号撰文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对德政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根本矛盾。即按戴高乐定义的法国对德政策的目标，法国想象自己还可以去奉行传统的大国政策;而矛盾在于实际上法国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已严重动摇，她已经是一个不得不依靠外援的中等国家了。”^[193]法国本想通过在战争最后阶段的卖力表现，尽力展现法兰西国力未因纳粹蹂躏而削弱，但它居然未被邀请参加波茨坦会议。对此，戴高乐深有感触地说:“法国政府觉得深受其辱。”^[194]而法国的战后处境之所以如此窘迫，法国的败降以及维希政府的傀儡形象是重要原因。法国学者夏普萨尔(J.Chapsal)就指出:“1940年6月22日屈辱的停战协定，及维希政府的亲德行为使人们把对维希的斗争和对德国人的斗争看成是一个整体。”^[195]而维希法国仍是一个拥有合法政府的主权国家，因此，尽管戴高乐曾拒不承认停战协定，但法国威望终究还是大为挫伤。因而，法国在战后的德国问题上，既希望永久消除这个宿敌的威胁，但又不得不因自身地位的变化，而采取更为务实的办法。因此，法国的对德政策以及战后初期法德关系的状况必然会有新的变化。而这不仅关系到两国的未来与欧洲的前途，更影响到德国问题的解决。

法国坚持肢解德国的立场，戴高乐曾有一句暗含讽刺与责难的话:“Plus de Reich Centralisé(要再来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吗?)。”法国认为，既然德国被摧毁，就不应再成立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因为中欧力量的集中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所以必须消除罪恶的根源:德国统一。^[196]约翰·金伯尔指出:“法国政府下定决心，要在管制委员会中系统使用否决权，来贯彻其对德政策的目标。”^[197]而这种否决权则首先运用到反对任何旨在恢复德国政权集中化的建议中。法国主张在原德国领土上建立一系列相互独立的主权国家，而它们只是通过松散的联邦联系在一起。对于在波茨坦协定中关于建立德国中央政府的计划，法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尽力阻止。^[198]不仅如此，法国还力图通过与苏东的合作使德国分裂的状况永久化。例如，戴高乐于1944年就答允了奥德—尼斯线。^[199]而这条边界是违背德国人民意愿的。它所造成的移民迁徙、财产流失、民族积怨，以及地缓政治后果将是持久的。这一点必然使得在战后德国问题上，美英与法国出现较大分歧。无怪乎克莱将军说，法国的对德政策是阻碍政策(Obstruktionspolitik)。^[200]

法德关系的另一棘手之处是萨尔与鲁尔问题。丰富的煤铁资源不仅是德国工业的命脉，也是其赖以发动军事侵略的基础。因而，将萨尔并入法国经济圈构成了法国的首要目标。同时，法国政府将实现这一目标列为其作为一个占领国的具体步骤。^[201]一方面，“一战”后的法国曾占领过萨尔15年;另一方面，“二战”后，法占区再度包括萨尔。这为法国实施对萨尔的政治与经济控制创造了条件。1947年，萨尔地区就建立了经济与货币联盟。而且，法国法郎成为该地区的支付工具。同时，由于在1947年3月至4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昔日的反希特勒联合阵营彻底崩溃，美苏对抗也愈加明显，所以法国的重要性在美国的对欧政策中迅速上升。另外，法国的历史地位、民主传统、地理位置也使其成为美国欲图稳定欧洲的战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202]因此，法国在萨尔问题上一度得到美英的容忍。尽管萨尔区的多个人民团体顶着法国控制的党派的阻挠，支持萨尔不与德国分裂，但萨尔政府在其主席霍夫曼(Johannes Hoffmann)的领导下，呼吁以自治求得萨尔问题的解决(Autonomiel9sung)，^[203]从而使得萨尔问题成为德法关系的重要障碍。

如果说萨尔问题只是法国战后经济需要的产物，那么鲁尔问题则不仅是法国经济的需要，更是涉及欧洲安全的大事。历史上，鲁尔重工业高度集中与卡特尔化。从20世纪初开始，这种集中的趋势还在加速。经历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它达到了顶峰。其特点就是将煤钢生产一体化为‘联合经济’(Verbundwirtschaft)。直到1945年，尽管鲁尔区遭受沉重打击，但仍有55%的矿山与钢铁工业在技术上与经济上联合在一起。^[204]因而，即便舒曼计划发布之后，美国驻德高级专员麦克罗伊(J.McCloy)仍满怀疑虑地表示:“鲁尔依旧是一个侵略性的工业国家的标志……有朝一日，它会争回德国人民对它的信念。”^[205]美国驻德军政府办公室的一位官员这样刻画鲁尔问题:“鲁尔问题就是要确保两件事情:(1)德国将来不得以鲁尔的工业潜力来重新武装或是发动战争;(2)其他国家如果需要鲁尔的工业资源，可以得到它们。”^[206]总而言之，1945年以后，根除德国战争潜力，索要战争赔偿都需要贯彻在波茨坦会议中苏、美、英三国所达成的协议，即:“为翦除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能力，鲁尔区的大托拉斯应被解散;超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钢厂应被撤毁。”^[207]而法国一直靠煤的进口来维持其生活需要与工业发展。战前法国的煤的进口额中有1/3来自英、比、德、波。战后全欧的原煤供应又大幅下降，英国与低地国家也暂时退出了煤出口国的行列。^[208]因而，战败的德国以其富含煤资源的鲁尔区，成为唯一可缓解法国煤供应紧张的国家。而盟国对德实施严惩的立场就更加鼓舞了本与德国宿怒难解的法国积极大胆地执行其鲁尔政策。法国外长皮杜尔(Bidault)于1946年1月17日，当着国民议会议员们的面表示:“莱茵兰在政治上既属于德国又属于法国。”^[209]这是法国迈向鲁尔的先兆。随后法国外交部(Quai d’Orsay)提出了建立鲁尔国际管制机构的想法。^[210]1947年3月，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法国提出了阿尔方计划(Alphand—Plan)，要求大幅降低鲁尔区的钢生产能力，拆迁其生产设备到洛林地区。此外，德国还须承担向法国钢铁生产提供煤和焦炭的义务。^[211]法国鲁尔政策的主要意图是使鲁尔区政治上脱离德国，并处在国际共管之下。然后利用这个共管机构，使法国得到鲁尔煤矿的大部分(L9wenanteil)，从而使法国永不受德国军事侵犯，并且重新领衔欧陆。而战后初期，德国急需从破败中复兴，作为其经济命脉的煤铁资源必然成为复兴的关键。法国却竭力削弱德国以增强自身实力，推出萨尔、鲁尔政策。这必然给今后的法德关系带来诸多障碍。1949年，两德的相继成立标明德国问题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冷战局面的形成，西方接受西德入盟西方的态度愈益明显。萨尔、鲁尔问题也就有了新的解决途径。

法德关系还不能不考虑军事安全问题的影响。儒尔·莫赫(Jules Moch)曾指出:“1945年后，法国军事政策的至高目标是避免自己遭受像1870、1914和1940年的侵略。”^[212]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的军事安全还将以谁为假想敌呢?还是德国吗?出于历史经验，当然不能忽略德国再度成为欧洲安全破坏者的可能。但德国在“二战”中的军事失败是极为彻底的。1980年，时任前西德弗莱堡军史研究所研究员的格奥尔格·梅耶(Georg Meyer)就写道:“1945年5月8日的失败在性质上是与1918年截然不同的。1945年以后，德国军事力量的继续存在绝无可能。德国士兵在本国指挥系统下行动的时代已经完结了。”^[213]而苏联的崛起加上共产党在东欧及法意诸国的声势更使得法国执政党需要调整其安全战略。因此，法国国防部长拉马迪埃(Paul Ramadier)说:“到了1947—1948年，法国政策的目标已变为针对来自苏联的危险。”^[214]另外，法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也推动了法国安全政策的调整。1946年1月21日，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1944.6.3—1947.1.16)发生变动。一直主张严厉裁德立场的戴高乐离职，社会党人古安(F.Gouin)继任。同时，据德国学者基尔什(G.Kiersch)称:“由于两次大战间法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弱点在战后更为明显，故而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政治派别均认为，法国要重振经济，与其自为，不如外取。”^[215]法国早在1944年春，就试图从苏联那里获取经援。但据专程前往莫斯科谋划此事的皮埃尔·科特(Pierre Cot)描述:“这被证明是一次失败之举。”^[216]因此，就战后初期的世界政治经济状况而言，经援只能来自美国了。于是在戴高乐隐退、杜鲁门计划出台之后的1947—1949年间，法国外交政策与其对德政策便沿着美国的路线移动了。^[217]因而法国尽管在军事安全上还心存恐德念头，但出于冷战需要，法国意识到抗苏才是首要目标。法国，至少是1946年1月后的临时政府与第四共和国，一直坚持维护良好的法美关系。因此，尽管法国仍主张军事上防范德国，但“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扶德立场对包括法国在内的整个西欧的对德政策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而当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之后，法国对德政策中的安全观念会面临全新挑战。而朝鲜战争爆发后欧洲军事安全的紧张则促使法德军事合作向一体化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二战”后，法国的对德政策不可能重复凡尔赛式的报复手段。苏联的强大不仅使得美欧关系愈加紧密，也令法德关系不能在脱离冷战大背景的环境中去演绎。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这是德国力量在恢复中的重要一步。法德之间在煤铁资源、军事安全、对外关系等诸多方面的分歧与合作势必会随着西德国家的建成，及此后欧洲国际关系的变幻而进行调整。而法德之间的合作因素会愈来愈强，经历两次大战浩劫的西欧在没落中希望复兴。而法德之间相互信赖与支持正是复兴所需的。这正像让·莫内所说的:“和平只能建立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1919年我们缺少和平是因为我们实行歧视他人和高人一等的政策。”^[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