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德英政治关联

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英刀兵相向，但德英间的矛盾冲突不是由来已久，而是世界历史进入19世纪末后才出现的。1871年以前，德英并无利益冲突。英国非但没有干预30年战争，即便是普鲁士在德意志东疆逐渐兴起，也没能使英国的反法矛头移向德意志。不仅如此，在1701—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Thronsfolgekampf)中，英普还同为反法一方。在1740—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中，以及1756—1763年的7年战争中，英普的反法立场依然如故。在后来的拿破仑战争中，英普还携手抗法。可以说，普鲁士的兴起是与法国争夺欧陆霸权尝试的不断受挫相始终的。而当普鲁士还没有强大到足以领衔欧陆之前，英普存在政治靠拢的基础。

1871年，普鲁士统一全德。欧洲力量制衡机制动摇，德国之强已非法国一国所能当。历史表明，欧洲强权若无外力制约，任意纵横，则会干戈扰攘，秩序紊乱。于是法俄存在联合制德的必要。但1871年以后，德国工业的飞速发展及德国发达的交通体系使德国具备了同时对抗法俄的物质力量与动员效率。这就是说，1871年后的欧洲冲突若在法、俄、德三强间展开，德国有取胜之机。英国在德国1871年统一之前，曾长期关注法俄的动向，法国强，则抗法;俄国强，则制俄。总之，英国不会听任哪一个欧陆国家横扫欧洲，然后挟欧陆之力威胁自己。德国兴起之后，上文提到的英普相援之谊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前提，即统一后的德国之强使其不复为欧洲均衡机制中可供英国用以制约欧陆强权的工具。故而，英国将先前对俄法的忧惧转移到德国身上。但即便如此，由于法俄英三强之间矛盾尚存，且德国称雄欧陆之势尚未全然显现，因此，德英当时并非不存在联合的可能。1898年3月，英国下院保守党领袖、副外交大臣A.J.贝尔福(A.J.Balfour)曾对德国驻英大使哈兹菲尔德(Hatzfeld)表达了欲改善英德关系的强烈愿望。^[167]当时，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还公开袒露了愿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与条顿国家间建立联盟的念头。^[168]而德国政府却在提尔皮茨(Tirpitz)海权思想的左右下错失了机会，以至于哈兹菲尔德电告在德国外交部供职的霍尔斯坦因(Holstein):“如果我们的对外政策依赖提尔皮茨先生的观点的话，我们在世界上不会走很远。”^[169]哈兹菲尔德的话不幸言中，“一战”前夕，英国国防大臣哈尔德恩(Haldane)向时任德国驻英大使的李奇诺斯基(Lichnowsky)明确表示:“欧洲现存的力量均衡应予保持，英国政府不能容忍法国再次被击败，也不允许所有欧洲力量齐汇于一国之手。”^[170]故而，英国在1904年、1907年分别与法、俄结盟，而这两次结盟与1902年的英日同盟都标志着这样一个事实，即英国为应付德国的挑战，已准备放弃拿破仑战争后对欧陆的中立，而以联盟方式奋力相争。诚如当时的外交大臣兰斯道恩(Lansdowne)所言:“有幸结交盟友的国家要比没有盟友的国家更值得羡慕。”^[171]这不仅仅是英国急于打破孤立局面的应时之举，它更是19世纪末欧洲国际关系逐渐恶化，而英德矛盾上升为主线的产物。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英这两个新旧工业力量的碰撞是重要原因。

“一战”结束，第二帝国崩溃。但凡尔赛会议后的英德关系没有走向良性发展。以扩张而图强的旧传统仍然是德国外交的痼疾。而英国在过高估计法国的实力的情形下，错认为“一战”后的法国正重演称霸欧陆的历史威胁。^[172]中国学者陶樾认为，从英法两国的势力消长与对外政策的重点不同来看，英国的优势在“一战”后转移到法国手中。两国对外政策也有分歧，法国主“安全”，英国则重“均势”。因而，就欧洲大陆而言，战后十几年的主要国际矛盾，显然是英法矛盾。从1919年到1933年，英法两国既团结合作又矛盾斗争，而矛盾斗争是主要方面。”^[173]故而1925年底，当英法两国呈现合作之时，英国驻柏林大使阿伯农勋爵(Cord d’Abernon)就暗示德国外交部:“法国正催促有亲法观点的外交大臣张伯伦(Austen Chamber lain)缔结联盟，如果德国不采取分化手段的话，英法联盟又成。”^[174]英法的这种矛盾使得英国的均势政策在面对苏俄的兴起与德国左翼力量的发展之下，逐步滑向对德绥靖。中国学者吴友法曾指出，英国绥靖德国源起于麦克唐纳(Mc-Donald)与鲍尔温(Baldwin)政策。并且还认为:“这是英国在1933年希特勒夺权之后，德国经济、军事变化的情况下，执行传统均势政策的必然结果。”^[175]笔者认为，法德之间的实力对比从未因为凡尔赛和约而倾斜。即使法国军力似乎在欧洲所向无敌，但法国与德国相比之下的衰弱已日渐明显。法国主帅福煦(Ferdinand Foch)早于《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就言道:“这不是和平，而是休战20年。”^[176]斯特莱泽曼甚至认为，即使在凡尔赛的重重束缚之下，德国仍有实力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177]不仅如此，在纳粹上台之前，德国就已显露出咄咄逼人之势。德国军史研究所研究显示:“在魏玛末期，形形色色的右翼集团抬高国防观念(Wehrgedanke)。中派，有时甚至连左派都觉得对武力有崇尚之必要。”^[178]吴友法认为:“均势政策是通过扶助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或压抑优势地位的国家，使之在经济，军事上处于平衡地位。”^[179]但欧陆依然是德强法弱，故而英国对德绥靖，主观上是谋求欧洲均势的努力的一部分。但客观上反倒加速破坏了均势。因为《道威斯计划》、《洛迦诺公约》、《杨格计划》等政治安排都直接或间接地使德国的战略地位更为有利。

德国的侵略本性完全暴露后，英德的这种绥靖与被绥靖的关系才逐步改变。但英国对德关系的完全变化则是在1940年5月德国进攻西方后，丘吉尔就任首相时才开始的。从那时起直到“二战”结束，英国一直坚持抗德立场。因此，1945年以前，英国对德关系经历了互不干涉、联合、竞争、拼斗、绥靖，然后再拼斗的过程。而当纳粹被击败之后，英德关系将往何处去呢?

首先，德国被击败，一蹶不振。但出于历史原因，对它的处理不能简单化。因为它依旧是位居欧洲中央的一个重要国家，尽管在战后最初几年，它还没有中央政府，经济与政治前景也一片黯淡。但丝毫未减弱它在英国战后外交中的重要地位。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谈到德国:“她人口众多，农业和矿产资源丰富，有巨大的工业能力，有巨大的智力和组织能力，而且过去曾有伟大的成就。目前她暂时处于神秘与黑暗之中。”^[180]战后苏俄力量迅速壮大，德国潜力的有效开发无疑能增强西方的战略地位。但若贸然举动，则可能会重演两次大战间的绥靖旧幕。同时，英国虽是“二战”的战胜国，但由于在战争中的惨重损失以及殖民体系的动摇，她在战后的地位遭到严重削弱。以至于德国学者马提那·卡塞尔将“二战”后的英国称为‘半信半疑的胜利者’(Skeptischer Sieger)^[181]。这句话是指英国在战后尴尬的处境，尴尬源自经济窘迫与政治地位的江河日下。而战后的美国却富足无比，因而英国对美国在经济上的依赖使得英国一开始就受制于美英联盟，英国学者诺斯奇(F.S.Northedge)就认为:“是经济上的依赖使伦敦意识到了与美国联盟的必要性。因而在英国看来，美国在两次大战间的孤立主义是当时国际体系的弱点。”^[182]因此，英国的对德政策就不能不受美国的影响与制约。故而，英国除了在德国战后赔偿问题上与美国存在些许分歧外，在多数情况下，仍是与美国保持一致的。1947年以前，美苏尚存合作可能。因此，英国在对德经济管制以及建立民主制度上与美国趋于一致。在关键的政治与军事问题上，英国则将与法、比、荷、卢的合作作为其战后外交的一座基石。^[183]英国与西欧的联系是与美国利益相悖的吗?不是。笔者认为，战后初期，英国与法、比、荷、卢在政治与军事上的合作正是美国干预欧洲事务的先导。因为当美苏在对德问题上还没有完全显露分歧之时，防止德国军国主义东山再起是各战胜国对德政策的基调，美英概莫能外。因此，英国与其他西欧国家通过《敦刻尔克条约》、《布鲁塞尔条约》等军事合作计划来起到防德作用，是符合当时美国的对欧政策的。

而当美苏间的合作前景逐渐黯淡时，英国的态度也开始蒙上了冷战阴影。同时，英国谋求大国地位的企图也悄然生起。继凯南长电与丘吉尔富尔敦铁幕演说之后，在1946年6月15日—7月15日的巴黎外长会议上，以美苏合作为宗旨的贝尔纳斯计划彻底失败。于是，英国驻莫斯科大使罗伯茨(Frank Roberts)向伦敦发回长电，电文中称:“基于德国的现状，东西方的和平共处是不可能实现的。”^[184]罗伯茨对于战后世界形势发展的分析与估计深入而长远，但他却坚持英帝国的传统观念，即不顾英国江河日下的国际地位，主张在冷战对峙中通过外交周旋使自己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185]工党政府竟计划由英国领导西欧在美苏间取得平衡。中国学者洪邮生认为，这是英国政府战后初期欲将西欧建为独立于美苏的第三种力量的努力。^[186]英国学者R.埃德蒙兹则指出，外交大臣贝文将世界分为“三个门罗”，第一个是一个世纪前的美国，第二个“门罗”是苏联，它正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崛起，第三个“门罗”则是英联邦。^[187]所幸英国政府认为罗伯茨的观点是理论上的，贝文的“第三种力量”构想在世界格局日趋两极化的背景下，也是虚幻的。这对英国对德政策的确立极为关键。针对愈益迫近的冷战，伦敦相信，要想进一步推动波茨坦决议在新形势下的解释，只有加快美英占区经济与政治的发展。而与美国达成协议将能确保成功。^[188]美国对德政策在1947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摩根索思想已随着JCS1779号命令的出台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此情形下，1947年5月，外交大臣贝文在下院表示:“除了粮食问题外，解决目前德国困难的良策是首先成功融合英美占区。”^[189]1948年10月28日，丘吉尔在下院作国事演讲。他称:“在对德和解方面，我们不应当设置不必要的障碍。就我们这方来说，我们坚决反对把不必要的苛刻待遇加在德国人民身上，也坚决反对对德国人自然而正当的思想感情进行不必要的侮辱。”^[190]因此，美英两国在对德问题上越走越近。它们都采取了较为宽松的对德方针，为扶植德国打下基础。

因此，德国西占区的经济恢复、政治稳定也与英国的积极支持密不可分。而联邦德国的成立及其民主政治的确立与发展也是与“二战”后美英对德政策逐步相近背景下德英关系的重新调整密切相关的。但英国又并非美国对德政策的传声筒，它也在大同中存留自己的政策特点。麦可米伦就指出:“什么是我们的对德政策呢?除非能找到一种共处办法，东西半球之间建立一种定则，否则你就不可能有健全的对德政策。如果找到了那种共处办法，那么这常使欧洲遭殃的祸星德国就会在适当的时机变成欧洲大家庭中一名健康和可贵的成员。”^[191]结合两次大战的经验教训，将德国自由放任地推到欧洲国际关系中，并以敌视的态度将它排除在西方阵营之外，将会使之在仇怨与激忿中失去理智，进而再度对武力产生迷信而不是在自责中走向和平与光明。而要是将德国置于无约束的纵容与姑息之下，则非但不能使之在民主与和平的环境中与别国和谐共处，而且还会使它在西方的盲目宽恕中逐步壮大，一旦在东西方之间有了争端与不和时，就会再度使局势复杂化，甚至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英国认为，英德关系的发展应遵循一条健康的道路，不是敌视，也不是纵容利用。丘吉尔明确地指出:“在一个有着分裂的民族国家的大陆上，德国及其勤劳人民将找不到运用他们精力的手段或场所。经济上的窒息将不可避免地使他们的思想转向反抗和复仇……在统一欧洲的更宽广的舞台上，德国工业和德国人才能找到建设性的与和平的出路。”^[192]这一点非常清晰地表明，在如何对待联邦德国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上，英国主张使其经济的扩张在欧洲市场内得到消化与满足，而不至于对他国产生对抗，并转化为战争动力。笔者认为，截至1949年，英国对德政策仍是以防范为主，经济上加以扶植，政治上使其稳定并民主化，唯独在军事上则是加以排斥或淡化。因而，尽管英国支持对德经济扶植、政治拉拢，但从《敦刻尔克条约》、《布鲁塞尔条约》到《北大西洋公约》的签订，以及西德被排除在外都可看出，它们都同时带有抗苏与防德的双重效用。因此，1949年建国之初的联邦德国在英国看来，将会是有利于欧洲繁荣的伙伴，但尚不具备入盟西方的条件与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