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德美政治关联
1983年9月，时任基民盟莱法州主席的比登科普夫(Kurt H.Biedenkopf)在华盛顿召开的题为“德美关系与联邦共和国在未来欧洲与世界上的作用”的研讨会上，以凝重的语气评论了德美关系:“二战以后，美国是德国政治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没有哪个欧洲国家能有如德国一般受到美国如此之大的影响。建国以后，西德着力于按照美国特点适当地塑造自身性质与结构，并力图营造这种关系的氛围。美国也在其欧洲利益与其对苏关系的框架内扮演重要角色，她始终庇护着这个民主生手(demokratischer Grünschnabel)，谨慎地将这个国家发展成西方伙伴，以及经济上强大、政治上稳定的中等强国(Mittelmacht)。”[126]比登科普夫的评述是较为客观的，他认为德美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是美国对欧战略需要的产物。美国支持联邦德国并非要使之成为超级大国，而是要使之成为中等强国(Mittelmacht)，能为其所用，能自力更生，且不至于再度威胁西方的安全。故而美国对战后联邦德国还是心存遏制念头的。德国学者托马斯·阿兰·施瓦茨(Thomas Alan Schwartz)称之为“双重遏制”(doppelte Eindämmung)，意指无论苏联抑或德国，都不能任其建立起战后欧洲霸权。[127]
因此，扶植并加以遏制是战后美国对德的基本态度。但这一态度并不表明美国的对德政策自始至终就是如此，决定这种态度的是冷战局面的形成与美国自身战略决策的变化。美国最初力主严惩威胁世界和平的元凶——德国，并由罗斯福勾勒出了所谓“四警察制”的战后秩序草图。罗斯福逝世后，其继任者们依旧顺延其对苏合作的外交路线。例如在波茨坦会议前，杜鲁门就表示:“只要还存在苏联愿意合作的一线希望，我们将反对从东西方各自立场出发的政策。”[128]此外，美国政界还存在以华莱士为代表的左翼，即便是与苏联关系日益紧张的时刻，华莱士还坚守战时同盟观念。他呼吁美国应坦率承认苏联在中东欧的优势地位，并建议在两个超级大国互不相同的经济与政治体系间进行“健康竞赛”(Healthy Competition)。[129]这种亲苏观念的延续一方面是由于罗斯福外交老路线的残痕尤在，且外交转型要求主客观因素齐备，这需要假以时日;但另一方面，亲苏观念是迎合美国外交孤立主义传统的产物。可是，随着战后国际形势的演变，美国朝野旧有的与新生的主张对苏强硬的右翼构成了最终促成美国外交转型的主力。如史汀生(H. L.Stimson)，他除了口头上坚决反对摩根索计划外，1947年还在美国外交委员会(CFR)主办的杂志《外交》上撰文指出:“孤立主义的态度，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必须消灭。”[130]外交委员会中的一些成员则将德国看成同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战争的欧洲桥头堡(bridgehead)，甚至是可能的盟友(ally)，他们甚至认为，“德国追求自决与统一的驱动力将敲开铁幕”。[131]在对德国经济现状的分析上，前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在对欧洲粮食情况进行专门调查后，于1947年春指出:“欧洲的整个经济，是通过原料和成品的交换同德国经济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没有德国作为一个成员的经济力量的恢复，就不可能有全欧经济力量的恢复。”[132]在德国赔偿问题上，驻德军事长官克莱也当机立断，于1946年5月23日停止从西占区向苏联提供赔偿。与此同时，主张对德严惩的左翼群僚却接连受挫。先是华莱士辞职，而后加拿大大量共产党向苏联泄露原子机密的事件引发了比事件本身更大的反共浪潮。据亚瑟·S.林克(Arthur S.Link)记载:“为了能对日益高涨的反共歇斯底里加以抚慰，杜鲁门不得不授权联邦调查局(FBI)审查所有联邦雇员的忠诚度，这项浩大的工作到1951年导致了大约2000人因涉嫌怀有异端观点而辞职。”[133]由政治方向的疾速右转产生的旋涡也席卷了美国驻德军政人员。如在美国驻德军政府非卡特尔化分处供职的詹姆斯·S.马丁(James S.Martin)，最初，他也捍卫摩根索计划，并认为敌人(指德国人)的真正力量之源并非那些得靠先进的坦克与大炮才能装备起来的“土纳粹”(Hobnailed Nazis)，而是由源起于在德国经营的各国垄断分子编织的一张由秘密国际协定构成的巨网。所以，应切断西方与德国的工业联系。这位非卡特尔化干将最终被力主恢复德国经济的威廉·德雷伯将军(Gen.Willian Dra-per)所取代。德雷伯认为马丁是一个不值得信赖的狂热分子。虽然马丁的庇护者，参议员基尔戈尔(Kilgore)联合新闻界的左翼控诉美国驻德军政府是战犯的避风港，但仍无济于事。驻德军政府的非卡特尔化愈来愈徒有其名，最后索性于1947年5月重组法本公司(I.G.Farben)。同时，马丁及其同僚们也都成了忠诚度调查的牺牲品。马丁后来总结道:“1946年、1947年冬春之交，美国已在其所占领的德国的部分不加任何改造地恢复起德国工业来。”[134]
美国对德的经济扶植又是促成德美紧密政治联系的重要因素。因为除了对过去的深切的憎恶外，经济的恢复是使德国人接受联邦制为基础的政体的润滑剂。于是经济复苏极大地影响着西占区德国政治的发展轨迹。尽管非纳粹化在美占区进行得极为认真彻底，但美国人民并非一味破坏，正如德国学者克劳斯·史瓦伯(Klaus Schwabe)所说:“美国在自己的占领区内自始至终都在推行建设性政策(Konstruktive Politik)。”[135]建设什么呢?除了上述的恢复经济外，就是创设民主。赫尔曼—约瑟夫·鲁皮伯说:“民主化努力在这儿(指美占区)是核心工作成分(Wesentliches Element)。”[136]当然，阻力也是存在的。首先是美占区德国人因美军的来到而产生的巨大心理落差。金伯尔(John A.Gimbel)写道:“他们(指德国人)得严守宵禁，不得打电话或远行。无财产权，且还要被强迫劳动。德国人连块肥皂都没有，而美国人却衣衫光鲜，德国人没有权力，而美国人却是主宰。德国人饥肠辘辘，美国人却能源源不断得到咖啡、巧克力与罐装食品，最令德国人嫉妒的是美国人手中的香烟。”[137]专门研究战后初期德国美利坚化的学者拉尔夫·威利特(Ralph Willett)写道:“美国大兵们(GIS)每天摄取全欧最高的热量——4200卡路里，而官方给予美占区德国人的热量1550卡却从未达到过。到1948年中，尽管新马克已流通，但巴伐利亚的大学生们仍举牌抗议说，即便是条狗，也得1700卡热量呀!”[138]尽管美国军政府信誓旦旦要在美占区播行民主，但某些德国人却将美国人所说的民主(Demokratie)与独裁(Diktatur)合为一词:“Demokratur”。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作家汉斯·哈伯(Hans Haabe)称:“美国人在对德国施行民主化的过程中的专断做法随处可见。如美军认为德国人不仅要读合乎情理的报纸社评以代替戈培尔宣传，而且竟然苛刻地要求，德国人选读的内容应与纽约或洛杉矶的读者一致。更荒唐的是，美军还认为，法兰克福(在美占区，笔者注)的警察仅仅戒绝纳粹残暴的行为是不够的，他们瞧上去要是像得克萨斯警察就更好了。”[139]此外，鉴于部分美国军人与驻地德国女性发生性关系，美国军方则草率地制定了《非亲近法》(Non-fraternization Law)。虽然此举意在对上述行为加以制止，但却很容易使德国居民产生疏离感。故而，当克莱被记者问及此事时，他说:“这将是条毫无效用的法律。”[140]克莱看得很准，因为这非但阻碍不了德国女性与美军的往来，而且还在德国人心目中产生了不良作用。拉尔夫·威利特则说:“这是美国人天真、愚蠢，以及缺少统治经验的标志。”[141]德国人因战败而失去民族尊严的黯然情绪，加之废墟与烟尘下的饥寒，以及美国人在欧陆作战中产生的优越感与其对德政策的某种简单化做法使得德国人虽然对过去的12年不堪回首，但也对将由战胜者捎来的民主不抱太多希望。既然美国占领当局缺乏在别国施政的经验，那么如何在短期内克服这一不足呢?归根结底，正如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A.Brecht)的一句名言所说:“首先吃饱了肚皮，才有劲谈道义。(Erst Kommt das ftessen，dannKommt die Moral)”[142]故而，在重建美占区政治生活方面，经济是敲门砖。有了它，德国人就会逐渐去接受，让自身暂时存在的精神与文化真空被他们深感为佳的意识形态去填充。史汀生就曾叮嘱克莱:“只有在德国经济重建的氛围中，才能根植真正的民主精神。”[143]因此，重建经济既是用于稳定秩序的物质手段，又是顺利输入西方影响的有效途径。对德国而言，舒适的生活、充盈的市场是西方的美妙图景，对美国人而言，繁荣的德国、富足的占领区既是抗击苏联压力的坚固堤坝，又是祛除德国威胁的治本之方。
在谈及战后初期的苏联威胁时，阿登纳曾这样回忆:“极权国家只懂得一种决定性因素，这就是实力。”[144]战后初期的德国毫无实力可言。这种实力有两层含义:其一，有形的物质基础;其二，恢复实力的客观条件。1919年，魏玛德国成立时虽失去了海外殖民地与部分领土，但国土是完整的，不仅东普鲁士尚存，而且德国境内垄断组织的根系还在，辅以道威斯计划的扶助，德国的实力很快展现并有所增强。而1945年的德国则不然，不仅领土较1919年大为缩小，而且四分五裂。加之非卡特尔化、拆迁工业设备、偿还赔款、JCS1067等一系列限制德国工业生产的政令措施使德国不仅不具备在上一次大战战败后的残余物质条件，而且不复再有当时美、英对德的心理基础。哥特马克尔说道:“德国经济战后几乎完全崩溃，以至于1945年下半年工业生产只及1936年同期的20%。连英占区(该占区在全德工业化程度最高，笔者注)财长于1945年11月中旬在其《戴特莫德备忘录》(Detmolder Memorandum)中都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国已被战争回掷到工业化起步时的水平了。”[145]疲弱的经济、沮丧的民情以及苏联的强大使得美英占区出现了一条感情纽带。无论德国还是西方的政、学、商各界都竭力找寻这条纽带的辩护词。美国外交委员会的阿兰·杜勒斯(Allen Dulles)称:“德国主要属于西方文化，而不是斯拉夫文明圈。”[146]《纽约时报》的军事版编辑汉森·鲍尔温(Hanson Baldwin)指出:“问题在于德国人与俄国人、美国人更怕谁?”[147]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雅克布·维纳(Jocob Viner)说:“我们害怕德国威胁，但我们也有德国可能成为盟友的想法。”[148]联邦德国成立不久，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经理霍华德(Graeme K Howard)甚至要求立即接受其为北约成员。[149]在德国方面，主张自由主义，且被人称为无政治倾向(Orientierungslos)的资深记者威廉·勒普科(Wilhelm R9pke)也在其言论中带有亲西方的倾向:“希望自己在西方——大西洋的广阔空间内建立美利坚统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最好是盎格鲁—撒克逊治下的和平(Pax Anglo—Saxonia)。当然这一和平局面往后仍需由美国定夺。”[150]阿登纳则在回忆录中说:“美国愿意帮助自由的各国人民维护他们的自由体制和他们的国家完整……我们必须竭尽一切努力，使美国也能保护我们。”[151]史学家梅尼克则毫不隐讳地指出了德美联系对未来德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性，他说:“瑞典和荷兰曾一度是欧洲的强国，瑞士在16世纪初也一度追求过某种类似强权政治的东西。今天它们都是有充分的力量，一旦受到攻击，就可以英勇地战斗。要在这样一场战斗中有成效地保住自己，它们就无论如何至少也得要靠世界大国中的一个来支持。这也将会是我们德国未来的命运。”[152]
德美政治关联的重要性不仅停留在谈论上，而且双方为了达成这种关联并于此基础上建立新型德美关系而展开了切实的工作。对美国外交影响至深的外交委员会是促成美国修正对德关系的主力军。作为其成员之一的普尔(Dewitt C.Poole)称:“现在是将德国从不加区别的非纳粹化与毫不留情的非工业化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153]其中，芝加哥律师出生的莱尔德·贝尔(Laird Bell)结合其曾作为美国驻德军政府经济部副部长的经历，坚持说道:“JCS1067是被人极拙劣地提出的，而且它是基于完全不合实情的政治假设。”[154]贝尔还称:“虽然我们的核心目的是要阻止德国发动另一次大战，同时我们本可将剩下的6500到7000万德国人杀个干净，但幸而我们没那么做。管理德国还有一种可能的办法，那便是永远无休止地像管束犯人一样统治德国人。以上两种预想都不可行。摧毁德国只能诱生苦痛、憎恨、仇冤。这些情感也许会再导致一场战争，这可是与我们的目标南辕北辙的。”[155]到1946年9月，贝尔纳斯的斯图加特讲话后，美国政府对德态度已发生明显改观。而经济上的举措则抢先绕过了许多棘手的政治问题加速了德美政治的成型。国务院欧洲安全政策顾问肯尼思·加尔布雷施(Kenneth Galbraith)指出:“诸如政治、外交等上层建筑已不再是首要问题了，当前最要紧的是复苏缓慢、缺粮缺钱。”[156]斯坦福大学粮研所的经济学家卡尔·布兰德(Karl Brand)于1946年底致信给外交委员会的谢伯德·摩根(Shepard Morgan)。他指出:“只要德国腐尸还继续向周边散发臭味，就没法指望丹麦、荷兰、法国与瑞士恢复过来。”[157]身临其境的克莱将军则总结了德国经济复兴的主要瓶颈:“一、德国无力生产足够的粮食以自给，唯一能提供粮食的是美国;二、德国很难在从出品中取得岁入，因为购买德国产品的占领国在用没法兑现的德国债券支付;三、德国人领着正贬值的旧币工作，几乎没有什么物质刺激;最后，德国急需原材料，这又需要钱。所以，解决德国经济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向其国内供应良币，向其国外寻找信贷，然后对外达成协定，以还未没收的出口商品还贷。”[158]如此同时，美国也改善了其对双占区经济的具体措施。据阿贝尔斯豪泽记载，尽管美国空军战争期间对德国的轰炸所造成的交通体系瘫痪是德国战后经济最重要的窄管因素(Engpassfaktor)，但克服运输危机是1947年经济管制阶段双占区内最大的成就。占领国还以纳粹战争经济为榜样管制经济，按占领国的愿望，战前的帝国铁路(Reichsbahn)的原材料与铁道网重新复位了。”[159]故而到了1947年秋，工业生产额又增长了起来。阿贝尔斯豪泽说:“这一轮增长不管季节淡旺，一直持续到1948年5月。”[160]也就是说，币制改革以前，西占区经济已有很大起色。这种局面的形成，除了德国本身雄厚的技术与劳力资源外，美国为促成德国经济复兴，并重塑德美关系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也是极其重要的。而且，正是由于德国问题才使得马歇尔复兴欧洲的计划被赋予了多重意义，德美政治关联也就更为系统、严密、牢靠。曼福雷德·克纳普(Manfred Knapp)认为:“美国在欧的稳定政策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这种特殊的关系使得要在两者之间相互联系地分析马歇尔计划的起源。”[161]克纳普进而还指出:“在马歇尔计划中，经济与政治的目标都被囊括在用于维护与确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结构的一个联合的、广泛的，并且地域性减弱的稳定政策中，同时也被包含在有西德参加的自由民主的秩序内。马歇尔计划的双重建设原则(指政治与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双重功能使得美国战后对德政策得到很好的展现。”[162]金伯尔在其著作《马歇尔计划的起源》一书中更是将德国问题设为主因。他说:“马歇尔计划是一个应急计划(Eilprogram)或者称为紧急措施(Sofortmassnahme)。它将西德的经济重建与全欧复兴联系在一起。而战后德国尴尬的政治与经济处境则是催生美国对欧经济援助方案念头的主因。”[163]
德美曾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为敌。但1917年4月美国以无限制潜艇战为由介入欧战之前，德美之间仅有经济上的竞争行为，而在政治上并无利害冲突。“一战”后，美国虽然放弃了在欧的军事存在与政治影响，但协约国、美国、德国间彼此相联的战债问题，以及苏联的出现、德国经济与金融环境的恶化使得美国仍保有在欧的经济与文化影响。同时，德国的复兴既可改善自身金融状况，继而解决战债问题，又可阻却苏联势力的西扩。因此，魏玛时期的德美联系在顺理成章中发展起来。美国当时主要通过财政政策扶植德国，并使之按自己预设的轨道运行。但魏玛德国是以废除《凡尔赛和约》为目的的，它并未放弃自身外交的独立性。它出西方所料之外地未加入反苏同盟，英国史学家泰勒(A.J.P.Taylor)事后评价说:“德苏在反对可恨的凡尔赛体系的基础上，曾经保持了长达10年之久的相互满意的合作关系。”[164]尔后，德国追求外交独立，企望大国地位，以及大萧条中国社党的兴起最终导致了德美政治联系的破灭。“二战”后，德国惨败不堪，而苏联力量却较“一战”后大为增强。如同美籍捷克裔学者马斯特尼(Vojtech Mastny)所论述的:“德国侵略带来的欧洲的政治崩溃向苏联展现了诱人的前景，战后在这个大陆上它可以像主宰者那样地行动。”[165]因而虽然德美关系再不可能重蹈一战后的旧辙，但战后的实际情形却使德美间政治联系必须较“一战”后更为谨慎、密切。一方面，美国对德的政策除了经援外，还须有政治意识、文化教育等多种方式。并且结合两次大战的经验，美国在抗苏的同时，还要对德国有所遏制。正如J.F.杜勒斯(J.F.Dulles)所称:“像德国这样一个不安分(dynamic)的国家，即使还剩一点本钱，为了能恢复战前的地位，它都有可能与苏联结邦，而不与西方结盟……但即便德国的统一而且可独立于苏联，她随之而生的讨价还价的资本将与欧洲的和平与稳定格格不入。”[166]因此，联邦德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时，不仅要借助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复苏自我，而且还须在不断融洽中寻找更多契合点，克服以往曾造成双方不睦的隐患。进而为自身国家主权的恢复、平等地位的求得创造外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