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联邦德国的外交任务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不同的历史阶段与不同的客观条件能直接影响该国方方面面的政府决策。建国之初的联邦德国在外交事务上虽无独立决策权，但也可根据特定的当前状况制定出了自己的外交任务，即如G.舒尔根所归纳的:“波恩政府有3个摆在眼前的近期目标，入盟西方(Westintegration)、平等权力(Gleichberechtigung)、外部安全(－ussere Sicherheit)。”^[106]笔者认为，入盟西方关系到联邦德国在冷战格局中的角色定位，以及该国全面发展的背景与依托。而安全问题的处理是联邦德国联盟战略得以实施并稳固的前提;联邦德国在联盟中的地位问题则是联盟能否有效建立的关键。因此，联邦德国战后外交任务的核心在于入盟西方。

联邦共和国建国之初能否如同其在“二战”以前那样扮演一种独立而重要的角色呢?回答这一问题的自然是以阿登纳总理为首的新一代德国政治家们。但客观地说，这一问题需从历史经验与现实状况来考察。它的解答不仅将左右联邦共和国的国势发展，而且将决定德国历史的演进与德意志民族的命运。

从历史经验来看，德国因追寻中欧霸主地位而产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对外关系法则虽在某些时段使其获益不少，但若从更广的历史视野思索，德意志民族不仅在物质层面上失去了许多，而且还付出了更多难以用有形的物质媒介来测度的精神牺牲。早在公元10世纪初，萨克森家族的亨利一世(Heinrich I)就对内和对外尽力巩固和扩展王室的中央政权，同时还开始夺取易北河和萨勒河以东的斯拉夫地区。^[107]其后，奥托一世(Otto I)还于961年征服了伦巴德，并于962年在罗马加冕。德国中世纪史学者施拉姆(P.E.Schramm)总结道:“在德国君主眼中，‘罗马是世界的中心’是个永不褪色的神话。从800—924年间，德国皇帝一直欲将其夺在手中，但最终告败，因而没能建立起罗马与东法兰克地区间持久的政治联系。所以，到奥托一世，他终究还是要完成这个计划的。”^[108]在德国领土上建立起王权的诸侯们都将对外扩张作为一种比对内经营更有效的稳固政权的方法，因而他们愈是扩张就愈是感觉到急需求得稳固，而愈是求稳就愈是感觉到要对外扩张，军队的重要性就这样凸显出来。与奥托同时代的科维邦的邦君维度金德(Widukind of Corvey)曾这样说:“亨利一世在933年战胜马扎尔人(Margyars)时，军人们将亨利称为“Patriae，Herum dominus imperatorque”(即万物的主人——皇帝)。故而可以说，德国皇帝是由军队缔造的。”^[109]因而，德意志历史上最早的对外关系活动便是推行霸权。为谋求安全与稳固，王室与诸侯对于军事力量的依赖远远超过对其他一切非军事性的协调方式的采纳。随后当霍亨斯陶芬王朝开始统治时，该朝的第二个皇帝腓特烈一世(Frederik I)好大喜功，并抱有统治世界的野心。他从1154年到1186年，曾6次入侵意大利。霍亨斯陶芬朝的历史是努力经营边地的历史，该朝不仅致力于控驭意大利，还在多次十字军东侵中，向斯拉夫地区拓展。^[110]因而，德国的中央集权虽远未构筑，但仍凭其具有的国家力量以征伐的方式处理着12、13世纪复杂的民族关系、教俗冲突。而到了14世纪，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时期，德意志皇帝干预欧洲事务的欲望丝毫未减。寓居美国的德裔学者埃里希·卡勒(Erich Kahler)分析道:“在霍亨斯陶芬家族倒台之后，皇帝从未重新取得他在封建帝国时期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他是由继续认为自己是与他地位相同的贵族们选举的。故而皇帝们如果要维持在其他地方诸侯中间的地位，就不得不依靠私有的、家族的财产。”^[111]而达到上述目的仍只有不断扩大疆域。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1519—1556年在位)则令这种行为达到了顶峰。他控制下的领土有:西班牙及其新殖民地、尼德兰、勃艮第、奥地利、波希米亚、匈牙利。^[112]

德意志尚武的积习又传递到东部的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家族手中。中国学者丁建弘说:“从1415年第一代霍亨索伦人入主勃兰登堡马克以来，到1701年普鲁士王国成立为止，这个家族的每一个选侯都利用联姻关系、继承协定、巧取豪夺以及其他手段，扩大领土和统治范围。”^[113]尽管在很大程度上，神圣罗马帝国崩溃前的哈布斯堡家族仍被奉为德意志皇权的正统，但作为18世纪德意志改革的中心，普鲁士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上建树颇多。因而，史学家梅尼克认为:“普鲁士改革是德国史上的第一个转折点，德意志民族有此机会转向西欧式自由思想。”^[114]而结果却相反，德意志并未摒弃自身的政治文化传统。香港学者郭少棠说:“普鲁士改革只是神圣罗马帝国政治文化传统过渡到近代德意志政治文化的一个交汇点。”^[115]因此，德意志并未因普鲁士改革而使自身的政治发展方向重新衡定，厚重的历史此时成了卸之不去的包袱。普鲁士就是背负着这种传统到1871年才统一全德的。故而，虽然普鲁士在王朝战争中向德意志文化中掺入了许多普鲁士特质。但正如俾斯麦所说:“与其说德国需要普鲁士化，还不如说普鲁士需要德国……着眼于对帝国的义务，我认为首要任务是加强帝国力量而非建立一个强大的普鲁士。”^[116]战后寓居英国并执教于约克大学的德裔学者科赫(H.W.Koch)也认为:“普鲁士在德国的作用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的。如果普鲁士把德国普鲁士化(Borrusified)，那么同时德国也把普鲁士德国化(Germanized)。”^[117]笔者则认为，普鲁士在19世纪70年代统一全德增强了德意志民族的国家力量，但它并未标志着德国政治特征有了根本性的改弦更张。第二帝国不是弱化传统，相反却用强大统一的国家机器继承并强化了德意志的政治传统。就外交上而言，1871年后的德国就是以更强的意愿，继续其自10世纪以来的在扩张中实现自我壮大的路途。

尔后，从1871年到1945年，德国两度冲击世界霸权。70多年间，德国外交的构筑均是围绕着由陆权到海权再到世界霸权这条主链而运转的。同时，由于受德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德国的外交目标始终是扩充自我，攫夺强权。这使得1945年以前德国对外关系中缺乏同别国协商的倾向与因素。而这又同这一时期欧洲政治中的秘密外交相互影响，欧洲诸强都想削弱别国而增强自己，德国居于中欧，其处心积虑的扩张政策更恶化了欧洲国际关系。同时，战云密布的欧洲环境反过来也加剧了德国外交的自我倾向。德国主观地认为国际关系中充满了矛盾与冲突，其解决方式只能依靠无限地增强自我，而不可能通过协商。历史学家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的观点为之作了辩护，他说:“国家意味着权力，这种权力必须由一次组织良好的军队来体现。”^[118]当时的社会学者韦伯(Max Weber)、瑙曼(Friedrich Nauman)等人则分别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角度出发，对德国在19世纪末对外的积极开拓产生了兴趣。韦伯在1895年弗赖堡大学的就职讲座上就指出:“既然社会——政治劳动的目标已非世界幸福而是本民族(指德意志，笔者注)的社会统一，那么资产阶级应从他们自己舒适的幸福论中猛醒，投身到世界霸权的斗争中去。”^[119]瑙曼则试图弥合工人阶级与其他社会阶层的鸿沟。他认为，扩张政策与武力外交是提供这个契合点的最佳路径，于是在其著作《民主与皇权》(Demokratie und Kaisertum)中写道:“新的时代将是同属于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现今不能将这两个社会成分割裂开来。”^[120]这说明德意志社会各阶层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普遍趋于调和自身与国家意志间的差异，以求得各自利益在国家权力的扩张过程中得到实现。在此情形下，德国处理对外关系的自我性就更为顽劣，这就注定了如果不经过一次来自外界的深刻而彻底的打击，德国外交不会正确而自发地转向以和平与协商为特征的现代对外关系模式。

以上笔者已从历史经验方面分析了德国外交中的扩张性与自我性，以下笔者将从“二战”后的现实状况来考察德国战后外交思维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如果“一战”的失败及凡尔赛体系的拙劣没有从心理感受上与制度安排上扭转德国对战争外交的崇信，那么民族社会主义经13年尝试后的溃亡则从根本上为德国重塑合理外交路线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与适宜的外部环境。德国要在战后初期实行自主外交，乃至重现大国风貌的任何意图会因为时下的国破家亡而告吹。德国不仅国土缩减，而且还一分为二。同时，20世纪现代武器技术对德国城乡的摧毁力也远非17世纪30年战争中的旧式火药或龙骑兵所能比。如同德国学者诺伯特·图尼斯(Norbert T9nnies)所说:“德国崩溃后的第一年，有序的国家生活只是部分地开展着，在最关键的经济领域中，仅西德地区就只是一团乱麻。”^[121]不仅如此，德国还因其战争丑行失去了它在世界各国中的荣誉、地位与尊严。这正如哈特里奇所言:“在我们眼里，他们(指德国人，笔者注)在战后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地位，只不过是一些失去了几乎所有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三等或四等国家的公民。”^[122]德国人民不仅从寒风瑟瑟与饥肠辘辘的痛苦中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也从痛定思痛的过程中厌憎着德国历史长河中的阴暗与丑恶。同时，在战后初期，仍将与之共处的他国也有充足的理由叹惜地看待德国的过去，谨慎而保守地面对德国的未来。因此，无论是波恩还是柏林，它们若想要在战后初期以1945年以前德国历史中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解决民族问题，这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德国不复拥有战前的疆域、人口、经济规模，以及倾向于集中意志并未受战火纷扰所影响的公众士气。

因此，历史的经验与战后的现实状况令联邦德国不得不将自身外交路线规划得更为实际和科学。那种单纯靠自我壮大，而后以实力作为基础去改变自身处境的路子显然走不通，联邦德国需要的是与各战胜国的有效协调来获取局面的优化。而1946年以来冷战阴影的逐渐浓厚则成全了德国人。苏美间的裂纹愈大，联邦德国在这场对峙中的分量便会愈重。这就如一位美国中情局官员在分析1949年世界形势中所说的，“美苏的安全问题首先并不在于两国的直接关系，而在于两国与第三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或是某个地理区域的关系”。^[123]这个地理区域指的是欧洲，这个国家集团指将来可能迈向联合的西欧，这个国家则指联邦德国。那么，联邦德国若想改善“二战”以来国际关系中的仇德状况，就得选择联盟并放弃中立。尽管这将牺牲统一作为代价，但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说:“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一个统一、中立的德国只会在一个对德国不利的和平解决方案中出现。对这个新德国不仅会有严格的限制，也会建立某种国际控管，强大的邻国将会永远具有干预权。”^[124]也就是说，这样的德国只是形式上的统一与中立，实际上会完全陷入别国的控制之中。那么联邦德国是选择西方还是苏东呢?阿登纳果断地表示:“坚决地同一些民族和国家站在一起，只要它们在对国家、个人、自由和所有制方面的观点和我们一致。”^[125]而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是使联邦德国能与之寻得共同点，并愿与之亲和的对象。

因此，尽管战后初期《占领法规》的监督对西德外交自主空间存在约束，但针对复杂多变的冷战局面，联邦德国也要利用各国的利益冲突，发挥尚待恢复的外交作用，争取为自身的民族与主权问题的圆满解决赢得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结合历史经验与现实状况，联邦德国既要将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外交模式束之高阁，又要牢固树立凡事协商、和中求变的外交观念，而入盟西方则是战后初期联邦德国对外关系发展的合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