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战败后的无政府状态

战败的苦痛难以用足够的语言描述，但正是因为军事失败才产生了进行重大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基础。美国记者埃德温·哈特里奇(Edwin Hatrich)从德国人民的内因分析了两次大战的失败对德国民族心理的积极作用:“他们本能地懂得，用发动战争来为德国谋求生存，这种代价太高了。仅在相隔1/4世纪的时间里，德国就在两次大战中被打败，这使他们痛切地认识到需要用新的标准和价值观念来看问题。‘德意志高于一切’(Deutschland über alles)的神秘感也随着遭受战争破坏的城镇瓦砾中飞扬的尘土而烟消云散。”^[11]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在战后显现，“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525万人，其中50万为平民”。^[12]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球死亡人数约为6 600万，仅波兰这个比德国小得多的国家就有452万，因而德国人自己深含愧疚。诚如德国学者哥特马克尔(M.G9rtemaker)所说:“德国人必须为他们元首的政策付出代价。因为他们既是牺牲品，也是罪犯。”^[13]德国历史上曾多次面临异族决定命运的时刻，但这次，战胜国对德国的惩戒政策是最为深刻的。德黑兰会议之前，罗斯福就对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表示:“对于德国，我主张将其分裂成三个或更多的完全相互独立的国家……东普鲁士必须分离，人口中的危险分子必须强制性移居他处。另外，德国必须以其劳动力与工业设备偿付赔款。”^[14]英国外长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也于1943年表达了类似的想法。随着战争进程接近尾声，美英仍继续考虑对战后德国进行严厉的惩处。在商谈战后德国问题的魁北克会议之前，美国当局出现了代表仇德态度的摩根索计划。该计划“主张夷平鲁尔矿区，并注水淹没，使德国经济倒退至1850年左右的水平”。^[15]面对战后欧洲急需重建的繁荣与安全，以摩根索为首的一方的核心观点是:“不要认为欧洲需要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的德国，这是个谬误。”^[16]对德严厉制裁是战胜国战时同盟观念的延续以及罗斯福大国合作构想的产物。其具体的实施与后果用斯汀生(H.L stimson)的话讲:“这将是对文明本身的犯罪。”^[17]但我们应看到，尽管严酷的处理方式，近乎无情的领土分割将人为地使繁荣的德意志物质文化濒于破败，但只有通过这一系列计划的酝酿与筹措，才可以对这个曾两次策动世界大战的保守国度形成约束与鞭策。在上一次大战后，容克军事贵族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垄断势力被遗留并用作阻遏苏俄的堤坝。为了强固这条堤坝，西方国家将绥靖变为对德外交的主要方式。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不断恢复元气的德国不仅不安于西方给她预设的角色，而且要继续以它惯用的军事手段击破本已岌岌可危的凡尔赛体系。这使得战胜国在处理“二战”后的德国问题时，不能不从历史的经验出发。而正是由于自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之后，带来的欧洲均势的动荡才使得德国问题变得异常棘手。也正因如此，西方政治家们才倍伤脑筋。而类似摩根索计划的极端做法则是可以理解的因久治久犯而采取的简单化做法。它虽有非理性的一面，但却与美国孤立传统不谋而合，因而形成了对德外交的一派力量。而无论它是否会成为执政的主流，它的存在势必会对战后德国政治的确立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前已述及战败对德国人民造成的心理作用的沉重以及战胜国对德严惩计划的约束。它们对德国战后政治重建与民主制度确立是有重要意义的。首先，对德严厉制裁的计划产生了盟国对战后德国的联合管制，而德国政治生活中的新秩序也就完完全全在盟国管制下产生，故而在这种秩序中，德国人的活动空间大受限制。^[18]在1945—1949年间，即两个德国各自建立之前的4年中，各战胜国在自己的占区内进行了初步改造。在全德中央政府尚未建立之前，战胜国驻德司令部依照各国政府意愿对各占区执行最高权力。无德国人自己组成政府的状态令渴求繁荣与稳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们焦虑万分。保罗·摩尔登豪尔(Paul Moldenhauer)(魏玛时期的德国人民党国会议员，在战争结束时，60岁的他任巴德霍姆堡大学保险学教授，笔者注)面对这种状况说:“在国家法律体系方面存在困境。比、法、荷在被纳粹占领期间至少还存在，而现在德国被占领，这个国家却不在了。没有驻外机构，海外德侨根本就没有国家归属。除了几个地方管理机关外，没有中央政府。”^[19]除此之外，德国人的民族情感还在宗教界体现出来，符滕堡福音教会牧师于1945年5月18日致信法国军事当局，在信中他这样表达其对德国女性的挂怀:“我无权作出有关建立战后军事妓院的必要性的决断。”^[20]这句话是针对在占领区尤其是法、苏占区的战领军越轨行为的。在士瓦本的毛尔布朗地区，当地教会报告:“法军刚一开进就对本镇的女士与小姐举止粗暴。不仅如此，而且发生多起入室抢劫的事件。当我们向法军长官陈述所发生的事件时，他们却这样回答:‘德国士兵，特别是党卫队当年也是如此的。’在劫掠事件中，外国劳工，尤其是俄国人与波兰人不分男女，也参与进去。”^[21]因报复性情感而发生的层出不穷的对战败国的过激行为使得无合法政府的德国人民只有借助教会组织，向战胜国作出回应。1945年6月初，斯图加特福音教会与天主教会向法国将军斯瓦茨(Schwartz)发出请愿:“需要重建个人生活的安全，确立被占领地区的司法体系。我们意识到，作为战败国的人民，我们没有什么好企求，但我们有理由希望，这种冤冤相报的报复原则会被盟国军方所摒斥;基于上帝与全民法律基础的惩罚与评判会随之来到。由此产生的与过去12年完全不同的全民与教会的新时代会开始。”^[22]德国人民对于民族尊严的珍爱还在1945年11月开庭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得到体现。从戈林到施佩尔的每名第三帝国高层的责任与罪行是如此骇人听闻，以致许多德国人表示，他们应由德国法庭，而不是由战胜国的法庭来宣判。德国现代史研究所的沃尔夫冈·本茨博士(Wolfgang Benz)指出:“误解性的术语‘战争犯罪’(Kriegsverbrechen)激起了德国人不愉快的联想，同时盟国曾郑重表示，将会把战犯的惩处作为重要的战争目标之一，这就使得审判程序更难以接受。”^[23]

盟国对战后德国的改造还体现于非纳粹化(Entnazifizierung)方面。1945年8月2日的波茨坦公告中的政治原则规定:“摧毁纳粹党及其附属与监督之机构，解散一切纳粹组织，并确保此等机构组织不得以任何形式复活。所有纳粹军人之活动及宣传必须制止。”^[24]该公告还杜绝了与纳粹有染的德国人战后欲求得自身发展的路径。它规定:“一切纳粹党徒除在名义上参与该党活动者外，以及其他对于盟国目的持敌对行为者，不得担任公职及半公职，并于若干重要私人事业上，亦不得居负责地位。”^[25]而在各占区内，非纳粹化的过程与方式又各有不同。本茨(W.benz)写道:“在美占区就最为严厉，纳粹嫌疑人被细划为:主犯(Hauptschuldige)、涉嫌(Belastete)、轻度涉嫌(Minderbelastete)、从犯(Mitl－ufer)、排除嫌疑者(Entlastete)等。而在英、法占区，则是将非纳粹化理解与运用为个人清洗，而不是对所有年满18岁的人进行的思想审核。在苏占区，非纳粹化则是整个政治、经济与社会体系剧烈变革的一部分。同时它也被用作搜寻精英的工具。”^[26]以上情形说明，无中央政府的状况是德国人民所不情愿的，而作为战后德国政治重组的重要部分的非纳粹化，因各占区具体利益的差别而在被执行过程中有着差异。而这又并非各战胜国处理战后德国问题方式差异的独有现象。在中央政府建立之前的多项德国政治事务中，战胜国一直在分歧与协调间延宕着德国问题的解决。而没有中央政府的德国人民却在饥寒与混乱中急切期待着现有状况的改善。他们在背负战争造成的苦痛与艰辛的同时，不愿长久忍受民族命运的未卜与国家前途的渺茫。1946年3月，莱比锡大学的历史学者赫尔曼·毛(Hermann Mau)在赴慕尼黑大学之邀任教的途中就记下了自己对战后德国混乱状况的复杂心情:“此番旅行最令我急切的是，我意识到，各占区正以危险的速度分离发展着。显然，越来越难以用东占区的画面清晰地勾画西占区的发展，反之亦难。”^[27]战后德国是继续在黑暗深渊中挣扎，还是革故鼎新并在沉痛反省中焕发民主生机呢?这要求德国人深深地思索德国文化的发展轨迹，并弄清德国政治状况的变迁。德国学者伦纳德·克里格(Leonard Kriege)就指出:德国人之所以未能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政治，是因为他们对自由有独特的态度。另一德国人汉斯·科恩(Hans Kohn)也认为:尽管德国人在历史上曾大大丰富过人类遗产，但他们也逐渐产生脱离西方现代文明主流的态度。而由此产生的对西方理想和制度的缺陷的忿恨则正成为了这个民族的不幸。但科恩也认为，第三帝国的崩溃虽使一个民族坠落，但正确的观念却能拯救它们。他在1960年针对战后15年历史发展感慨地说:“德国在20世纪挑起了两次霸权战争，把欧洲带到了灾难的边缘。但同时它也得到一个伟大的收获——一个民主的德国最终在西方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合适位置。因此，只要德国能悔改，还是有赎罪希望的。”^[28]另外，汉斯-乌尔利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弗里茨·菲舍尔(Fritz Fischer)等德国学者也都以极大的勇气坦率承认了纳粹政权作为德国历史延续性体现的存在原由。他们虽然不能尽显全德战后的民族心理，但他们却表达了战争阴影长久绵延后德国人民更为理性的政治观:即再教育(Umerziehung)对民族复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自1871年后，德意志精神就是普鲁士精神。在普鲁士总参谋部、容克阶层间以及柏林集权下，所有德国历史的邪恶倾向都胜过了更好的而且本该提倡的西德联邦主义与自由主义。^[29]

而战胜国是否会顺畅并且一致地对战后德国的未来达成谅解，并使德国在民主的基础上平等而统一地复兴呢?从1945年9月到1946年5月间，战胜国进行的六次外长会议中，不难看出，由于各战胜国在各自的占领区内实行军事管制，各自按照本国政府的意图行事，故而很难就具体问题达成一致。1945年6月5日，美苏英法成立管制委员会以接管德国的最高政府权力。但管制委员会只是接管了德国政权，它还不是独立制定政策的机关。^[30]而即便要制定可以适用于全德的政令，也得在管制委员会中的每名成员意见一致时才行，这对于各怀己愿的战胜国无疑是苛刻的要求。对此英国政治学者德里克·W.厄尔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德国，盟国管制机构从来没有真正像样地搞起来……对于什么事情应该列为有关整个德国的事，四个占领国越来越难以达成协议……在无法达成一致时，有关问题便从管制委员会撤回，这种做法更加强了各占领区变成独立‘国家’的趋势。”^[31]在此情形下，德国人民不可能立即如己所愿地结束冰冷与黑暗的岁月，而重新开始。^[32]因而，既然盟国浴血6年使其匍匐于地，曾经肆虐欧洲的德国就很难奢求已接管其最高权力的盟国管制委员会顺利地使其在平等与统一的基础上复兴。

在苦难中德国人民更希求和平与主权、秩序与繁荣。而不论到底是战胜国还是德国自身造成了战后的分裂与破败，德国在民主、平等与统一基础上复兴是民族愿望。以下提供有关德国人民战后饥馑的些许情况，从中更能发觉客观情势对上述愿望的急盼。在1936年，一个德国成年男子在全休时每日需1600卡的热量，在以8小时工作时，至少需3000卡。而在战争刚结束的1945年夏，一个慕尼黑人平均仅只有1300卡，斯图加特人是1000卡，而一个鲁尔区的矿工则仅有700～800卡。^[33]加之黑市的猖獗与不法商贩的囤积，德国各地的生存状况非常恶劣。另外，由于在一段时期内，各占领区间、各个城市之间的联系几乎陷入完全停顿，因而粮食与物资的交换就很难实现。例如在英占区的莱茵—鲁尔与以农业为主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以及下萨克森等地间就存在物资交换的困难，就更不用说不同占领区间的物资流通了。^[34]1947年夏，中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旱灾，由此导致的歉收滋生了人们对1947年饥寒的恐惧。^[35]阿贝尔斯豪泽从德国工业生产的角度的数字分析应和了这一时期德国经济的状况:“美英占区的工业生产1946年能达到战前工业生产的40%，而在1947年则回退到29%。德国工业的重建潜力在1946/47冬春之交完全耗尽了。”^[36]与此同时，德国某些占领区开始实行生活用品配给制，由此产生了一个称作“正常消费者”(Normalverbraucher)的事物。在慕尼黑一个“正常消费者”除了少许的食物外，还可得到一些御寒的织物:25厘米宽的床单布料或一条背带裤、2条手绢或3个衣领、一个坐垫或2条缝合袜。^[37]德国人民在生活必需品上的短缺及低水平的食物供应也不断呈现不良反应。对此克莱将军说道:“在很多地方，死亡率成倍增长，婴儿死亡率甚至接近65%。到1946年春，流行性瘟疫与营养不良将夺走奥德河与易北河间250～300万人的生命。基本药物、血清的匮乏将进一步使得局面复杂化。”^[38]种种数字都表明，战后德国在政治与经济上的虚乏以及战后德国人民身心上遭受的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