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硝烟与血泪换取的民主化

纳粹煽动并发起的世界大战既对欧洲造成了灾难，也对德意志民族自身构成了惨痛的回忆。正是因为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使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逐步恢复并在纳粹战时经济刺激下迅速膨胀的繁荣毁于一旦。德国经济学家韦尔纳·阿贝尔斯豪泽(Werner Abelshauser)统计了1919—1949年几个主要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如下:苏联为4.0%，波兰为2.6%，意大利为0.1%，法国为0.2%，瑞典为3.0%，美国为4.4%，而属前纳粹经济圈的西德和奥地利则分别为－2.2%与－0.8%。^[5]以上数字表明，战争余波对于不同的国家有其不同的反应，美苏是战后格局的获益方;瑞典在战争中巧妙中立，免于兵火;法意均为第二战场，国内狼藉;而德奥则被彻底击溃，丧失主权，成为仅有的两个于此时段经济负增长的国家。此外，战争对德国人民的心理造成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英国女学者玛丽·富尔布鲁克(Mary Fulbrook)说:“对于希特勒以及他的战争的激情随着对苏战争命运的转折而不断消退，对于万能的元首的崇拜也被对战争的厌倦与对停战的期盼所取代。虽然人们还不知道战后的岁月会给他们带去什么。”^[6]德国人民所处的凄惨境遇应追溯到德意志民族的精神文化。德国女学者艾娃·柯林斯基(Eva Kolinsky)指出:“德意志文化中长久以来是将人类活动的精神与政治表现并举。”^[7]因而自19世纪以来不断增强的民族主义最终会寻求其权力表达，“这便是德意志文化的精神(Geist)与权力(Macht)的并列”。^[8]而纳粹政治文化并非德意志文化的中断，相反它是德意志文化传统的延伸。而由纳粹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德意志文化中权力与意志相并列的终极表现。亲历德国历史盛衰的迈尼克(F.Meinecke)在战后不无感慨地说:“权力，迄今为止对我们始终是太过于以其自身为目的了……权力竟可以脱离它对一个民族所贡献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服务而论证其本身的正当性。”^[9]而权力攫夺的无限膨胀使之一旦遇挫，将后果惨烈。战败使得纳粹政权瓦解，德国人民不仅丧失了东部部分领土，还背负了战争赔款、工业设备拆迁、难民迁移、主权悬置等战争包袱。苦难使得德国人民反思过往，遥测将来。在“二战”结束时，富尔布鲁克就这样写道:“一些德国人盼望解放与对本国的彻底改造，另一些人对将来有可能的报应深感恐惧与矛盾。而当军事敌对在1945年5月终止时，很少有人能预知将来。”^[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