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题意义

德国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焦点之一。它的产生、延续与逐步解决不仅是本民族历史曲折发展的见证，也是20世纪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重要一幕。而联邦德国在建国之初的入盟西方战略则是战后德国问题发展的关键。但在战后初期两极对峙的国际环境中，联盟战略的构建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相关措施外，还应包括军事安全的谋求。而在联邦德国融入西方阵营的过程中，军事考虑又是联邦德国与西方相互深化共同利益、摒斥对立差异的助推器。联邦德国从被解除武装到重新武装就是出于这种考虑而产生的。重新武装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不仅为联邦德国争取完全主权与联盟中的平等地位提供了支点，而且也加速了本国西方化的步伐。笔者决定选取联邦德国重新武装问题作为突破口，论述这一事件的源起、发展及其对战后初期联邦德国的联盟战略构建进程的影响。时间起自1949年末重新武装的提出，终至1955年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并成为西方联盟中的平等一员。

就学术意义而言，这一选题是有相当价值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德国在不断对外扩张中两次发动世界大战，其间一直与美英为敌;1949年联邦德国建国之后，其外交方针则一改德国传统中的以自我为中心，在东西方间纵横捭阖的做法，并努力寻求与美英主导下的西方结成联盟。这种转变过程直到1955年巴黎协定的生效才走上条约化的轨道。虽然阿登纳将入盟西方并获取平等地位作为解决德国问题的必经之途，但使联邦德国不再构成对欧洲与世界和平的威胁却是西方的初衷，故而对其施以相应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手段，并辅以非军事化的措施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前西方对德的总体态度。同时，联邦德国国内也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反西方化观点、理论。^[1]这就使得联邦德国的入盟之途满布荆棘。而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对于苏联可能的对西欧的攻击的估计使自身的对德态度发生了转折。而“二战”后延续下来的敌友观念也面临全面修正。联邦德国又因其地缘状况、经济潜力、人力资源的突出地位而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倚重。这就为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并为西方防务作贡献提供了合乎逻辑的理由。但重新武装牵涉到欧洲安全、稳定以及德国军国主义可能复活的隐忧，而它在美欧各国对德问题的分歧间又显得更为敏感、棘手与关键。因此，重新武装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不仅是西方阵营总体安全利益的需要及阿登纳联盟战略的入口，甚至是解决德国问题的重要一环。1949—1955年是两个德国联盟归属未定的6年。其间，由于东西方对德国的争夺及可能存在的统一机会，使联邦德国入盟西方的进程内部步调不一;外部困难重重。而重新武装则打破了德国问题的绵延与僵持，简化了战后初期德国纷繁的外交局面，使联邦德国最终入盟西方。因此，从重新武装出发探究这一事件对联邦德国联盟战略的构建的影响与作用，就有相当学术价值。由此不仅可以对这一时段德国外交局面的形成从军事安全的角度加以分析，甚至能为在更长远的时段、更广阔的空间探求与思索德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提供新的研究维度。

从该选题的现实意义而言，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剧，我国对他国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势所必然;第二，联邦德国选择与西方紧密联盟的立场是出于自身政治目标与安全利益的需要，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定走不结盟道路也是基于本国经济发展与战略全局的考虑。两者的宗旨均是服务于国家与民族利益。而对于联邦德国联盟战略的研究则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处在分裂中的民族国家如何运用适宜于本国具体情形的外交策略，争取外部安全，进而为将来的统一事业打下坚实的实力基础。这对于尚未完成华夏统一的中国是足资引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