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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二十八年以前吧，我还是个六岁的小孩子，不幸父亲去世了，可怜的我从此便变做了个无父之儿。为了父亲没有遗下财产来，家里太穷，因此便常受邻儿的欺侮。捱了打，只索躲到家里来哭。后来进学堂去读书了，见了师长，果然害怕。就是在同学之中，也得让人三分，在民立中学读了几年书，达到了最高的一班，因病没有参与毕业的考试。承校长先生瞧得上我，唤我在预科中当英文教师，好容易捱过了一年。这一年中，那些小兄弟们见我并没有压服人的声威，也就不复忌惮，致使我的管理十分棘手，终于辞职而去。脱离了学校之后，就从事于笔墨的生活，一年年东涂西抹，居然能自立了，又因笔头上比较的勤些，我这不祥的名字，常常在报章杂志上出现，居然给多数人认识了。然而十多年来，沤心沥血所得，却多半给亲戚们蚕食了去，使我不得不怀着两叶坏肺，仍在拼命做事。除了赡养一家十余口以外，还得供供应亲戚们无厌的诛求，因为我生就是个弱者，不怕我不挈出来的。然而不打紧，好在我的身体还支撑得住，尽管像牛马般做下去就是了，只要办事顺手，辛苦些算什么。不幸我所处的地位，恰恰做了人家文字上的公仆，一天到晚，只在给人家公布他们的大文章，一天百余封信，全是文稿。又为的朋友太多，不能不顾到感情，自是到处讨好。而终于不能讨好，偶一懈怠，责难立至，外界不谅。又因来稿未登，或敷衍未周，而加以种种的责备，种种的谩骂，日积月累的苦痛，一言难尽。便是日常相见的朋友之间，也莫明其妙的会发生了误会，引出许多是非。在我已觉得鞠躬尽瘁，而在人还是不能满意。唉，好好先生做到这个地步，可已做到山穷水尽的境界了。

我和《上海画报》的关系，是发生在亡友毕倚虹先生病重之际，他以报务重托了钱芥尘先生继续维持，而由钱先生以编辑一席托我担任。当时转告倚虹，倚虹很为高兴，在病榻上执了我的手，说画报由你担任辑务，必可持久，我的心中得到安慰了。后来倚虹病故，我就一迳担任下去，捱过了一年多，觉得自己才力不及，因便交还钱先生自己主编，每期只撰稿一篇，不问他事。到得去年冬间，钱先生以事离沪，便又将编辑发行等事统交与我，代为主持。一年以来，任劳任怨，苦痛万分，不知不觉的似乎处于养媳妇的地位，谁有了气，都得向我来发泄，而我自己有了气，只索向肚子里咽，无可发泄。加着我对于印刷一切，也有不满意处，早想摆脱了。到了今天，回来的已回来了，摆脱也不妨事了。我自己觉得终于是个弱者，什么事也终于是吃力不讨好的，所以我慢慢地要谋一个退藏于密的办法，第一步从《上海画报》做起，先解决我一部分的苦痛。从此以后，便和期期读我那篇不知所云的文字的读者诸君长别了，敬以一瓣心香，祝读者诸君的康健与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