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集体行动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以及新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群体的诞生，社会行动者的种种政治表达和利益保卫活动，重新浮上了台面。刘能曾把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集体行动大体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21世纪初、2005年前后。^[37]对于第一个时期来说，恰好是释放改革开放初期所带来的结构性压力的时期，这个时期的集体行动，成了传统精英(包括大学生、知识分子和离退休“老革命”)表达地位挫折感的主要方式之一。第二个时期，虽然选择的是21世纪初，但实际上应该覆盖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这个时期，前一阶段经济改革造成的贫富分化明显加剧，加上所有制体系的进一步重构和社会福利体系的市场化，造成了新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加速生成——下岗工人和抗税农民成为这一时期集体性抗争的主导力量。第三个时期，是2005年及其前后所代表的“最近的现在”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怨恨生产的主导诱因，随着社会福利供给形势的好转，已经逐渐由弱势群体的“道义经济学”心智/意识形态(a mentality or an ideology of moral economy)，转变为威胁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环境风险、不利的经济契约关系(正如业主维权运动和反拆迁/反征地运动所揭示的那样)和针对权势者的泛化的社会怨恨。具体来说，各个时期的集体行动的表现和相关研究有以下内容。

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典型集体行动

这个时期的集体行动，主要由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一传统精英群体所发动。从集体行动所试图达成的社会变迁偏好来说，主要出自于对未来应该怎么样的一种价值思考:如1986年12月9日在安徽合肥发生的学生抗议活动，其目的是在争取“更为民主和更加公开的”代表性民主的程序;1988年圣诞节期间江苏南京发生的以非洲留学生的特权地位(无论是制度层面的优厚物质待遇，还是日常生活层面中情感实践的出位)为初始抗议对象，以争取人权和政治改革为后续抗议目标的学生集体行为中，则是对新的制度安排和政治秩序的强烈要求;最后，对于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来说，其目标则直接指向了政治领域中最深刻的制度变革——对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和政治价值观的全面反思。因此，这一时期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最突出特点，是它的未来取向和政治性。

对这一时期集体行动的研究，最为出名的是赵鼎新的研究。在他的研究中，赵鼎新提出了社会运动研究的新视角，即变迁、结构、话语三维视角。^[38]所谓变迁，指的是由现代化、人口变迁、自然灾害、大规模疫病流行、外来思潮入侵等原因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变化。所谓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二是社会结构及其社会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国家的结构包括国家的性质(如民主的、威权的或独裁的)、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如法律—选举型的、意识形态型或绩效型的)，以及国家在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特有的行为方式，等等。社会结构包括相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各类社会中层组织的发达程度及其性质(如多元化程度)，以及人与人之间在经济生产中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如资本家—工人关系、地主—佃农关系，等等)。话语则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参与者的认同、口号或话语策略、行动过程中的规范，以及塑造运动话语的文化，等等。赵鼎新认为，任何集体行为，特别是社会运动或革命，其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这三个因素。但是，这三个因素之间并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逻辑关系，一场社会运动既可以肇始于一系列社会变迁，进而导致社会结构条件的变化和挑战性话语的形成，也可以发端于国家主导的改革，进而引起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及挑战性话语的出现。此外，每个因素的重要性也因应不同的集体行为、社会运动或革命而变化。另一方面，说这三个因素之间没有固定不变的逻辑关系，并不是说它们之间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这三大视角的核心和有机连接点就是国家—社会关系。

二、21世纪最初几年的典型集体行动

这一阶段的主流参与者主要是水库移民、抗税农民、下岗工人等，尤以下岗工人参与为多。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工业结构调整和产权结构重构，在中国都市地区生产出了一个历史性的社会弱势群体——下岗工人。他们的怨恨，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是相对低廉的工龄买断价格、延迟的支付和由此产生的社会无价值感和社会无力感(sense of powerlessness);第二个是针对工厂当局实施和执行补偿政策过程中出现的贪腐和社会不公现象的社会正义感;第三个则来源于这些利益受损者对工厂之所以会由于经济业绩不佳而进入结构调整的社会归因——工厂当局(或其直接上级)的经营和决策失误。这个时期的集体行动的主要特征，就是它的现实取向和经济生存的道义性。

这类集体行动的研究成果较多，现举两例对国有企业职工的集体行动的研究。佟新以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一家国有企业反对兼并的集体行动为例，分析了工人集体行动的过程，工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负面经历凸显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的认同，兼并式改革所具有的私有化性质激发了工人们的“主人”观念，加剧了工人对“共同体”和“家园”的留恋与集体认同。^[39]事实上，工人们意识到自己留恋的、能够提供生存保障的传统国有企业的“庇护”已经逝去，但他们可能借助那个时代的文化传统来为其群体利益的实现寻找合法性和可能性。这种延续着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亦可能改变中国市场化发展的路径。游正林以2003年前后发生的一起持续时间长达18天的一家国有企业职工集体上访、静坐事件为例，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它是如何产生的?它为什么能持续这么长的时间?他认为，这起集体行动的产生源于强烈的集体不公正感，而长时间的行动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40]

三、2005年前后的典型集体行动

这一期间集体行动的特点有:首先，以社区和地域共同体为最基本的动员空间而展开的;其次，引发这一时期群体性集体行动的最主要的怨恨类别，大多是围绕着空间——居住环境和土地房屋产权——的争夺和定义而展开的:来自地域共同体的民众为了更安全的居住环境和更公平的产权交易关系而集体性地动员起来，投入高风险的抗争活动之中;最后，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对此类群体性集体行动的应急处理，往往牵涉到合法暴力——警察和武警——的动用，而合法暴力的动用，往往又造成流血冲突和生命的损失。因此，这一时段群体性集体行动的主要特征，在于它的空间取向和暴力性。

我们以业主维权为例介绍对这一时期集体行动的部分研究。张磊采用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资源动员、政治过程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研究中国城市的业主维权运动，将宏观的利益集团社会政治视角与中、微观的维权运动动员机制结合起来，考察影响业主维权运动的主要因素。^[41]他在北京市小区维权案例中发现，在房地产开发和物业管理领域，以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为主体，包括房管局小区办、地方法院和街道办事处等相关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在内的、一个具有分利性质的房地产商利益集团已经形成。该集团的强势地位，使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敢于普遍而广泛地侵害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这正是业主维权运动兴起的深层原因。维权骨干和积极分子的领导、业委会的建立、业委会的有效动员、适当的策略、业主丰富的资源，是业主组织起来，击败房地产商利益集团，取得维权胜利的核心因素。这五个因素构成了业主成功维权的中、微观动员机制。徐琴研究指出，当前城市业主维权运动面临的共同困境表明，尽管转型时期的权力多极化趋势明显，但“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型的权力再分配机制决定了当前权力分布的不对称和失衡状态，即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权力呈依次递减的格局。^[42]权力重塑的方向与市民社会发育的水平主要取决于国家在权力继续与权力让渡之间的权衡和取舍。

中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问题也不断发生。从城市到农村，各种各种的集体行动层出不穷。但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对集体行动产生敌意，而是正如赵鼎新及其他学者所主张的，国家和政府应当把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从而降低破坏性较大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发生的可能性。^[43]

复习思考题

1.何为集体行为?集体行为有哪些类型，其特征如何?

2.社会运动诸理论是如何演进的?

3.转型期中国的集体行动有哪些特征?

4.试用所学理论，分析一起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的发生机制。

【注释】

[1]数据引自新华网抗震救灾专题网站:http://www.xinhuanet.com/xhwenchuan/index.htm，2008-8-23

[2]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现状与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3]庄雅仲:《五饼二鱼:社区运动与都市生活》，《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张磊:《业主维权运动:产生原因及动员机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佟新:《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一起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等。

[4]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在已经刊发的学术专著和论文中，collective behavior多翻译为“集体行为”，而在概论类的教材中，多翻译为“集合行为”(如，波普诺，2005:593;赵孟营，2006:306;等)。为保持与学术研究的同步，我倾向于将其称为“集体行为”。

[5]赵孟营主编:《社会学基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6]［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第10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2页。

[7]董旭英，叶肃科:《社会学概论》，台北:学富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

[8]［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第10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2页。

[9]董旭英，叶肃科:《社会学概论》，台北:学富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

[10]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895］2000年。

[11]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12]由于已有的著述对这六个因素已经做了详细分析，这里就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斯梅尔塞的原著，亦可参考(波普诺，2005:597～598;赵孟营，2006:312～313;赵鼎新，2006b:21，64～68)。

[13]叶肃科，董旭英:《社会学概论》，台湾:学富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

[14]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现状与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15]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16]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赵孟营:《社会学基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17]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18]裴宜理:《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4期。

[19]裴宜理:《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4期。

[20]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1]扎尔德:《为了前瞻的回顾:对资源动员研究范式的过去和未来的思考》，载莫里斯、穆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22]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3]王瑾:《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理论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24]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5]裴宜理:《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4期。

[26]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7]王瑾:《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理论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28]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现状与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29]费里:《理性概念的政治脉络:理性选择理论和资源动员》，2002年。

[30]缪勒:《建构社会运动理论》，载莫里斯、穆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31]莫里斯、穆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32]甘姆森:《集体行动的社会心理学》，载莫里斯、穆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33]克兰德尔曼斯:《抗议的社会建构和多组织场域》，载莫里斯、穆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34]斯诺，本福特:《主框架和抗议周期》，载莫里斯、穆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35]斯诺，本福特:《主框架和抗议周期》，载莫里斯、穆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36]王瑾:《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理论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37]刘能:《当代中国群体性集体行动的几点理论思考》，《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

[38]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39]佟新:《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一起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40]游正林:《集体行动何以成为可能》，《学海》，2006年第2期。

[41]张磊:《业主维权运动:产生原因及动员机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42]徐琴:《转型社会的权力再分配》，《学海》，2007年第2期。

[43]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薛澜，张杨:《构建和谐社会机制治理群体性事件》，《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