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移 民
一、移民的概念与类别
(一)移民的概念
关于移民概念，比较一致的社会学解释是个人或群体跨越象征性或政治性的边界，进入新的居住区域和政治共同体的永久迁移运动。它指国际移民，不包括从乡村到城市的一国内部人口迁移，也有别于难民，属于一种跨越边界的国际人口迁移现象和运动。当代移民的发生和演进与当今时代迅速发展的全球化浪潮密切相关。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改变了传统的严格限制移民的政策，开始有选择地接受和鼓励移民特别是家庭团聚、技术移民和留学移民，此后，从发展中国家移往发达国家的移民逐渐增多。1975年以来，全球移民数成倍增长。目前，60%的移民居住在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几乎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移民。[1]
葛剑雄等著的《简明中国移民史》指出:“我们对移民的界定是: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2]《大美百科全书》指出:“广义而言，人类的迁移是指个人或一群人穿越相当的距离而作的永久性移动。”这里强调了“相当的距离”和“永久性移动”。[3]“移民是指人口在地理上或空间上的流动，或在不同地区间的移动，从原住地移到目的地因而居所发生改变。这种迁移是属于永久性的。”“移民这个概念只是适用于比较能够定居的人口。”有的则强调移民是“相对持久的运动”抑或“永久定居的人”。实际上，“移民”一词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一种人或人群，二是指一种行为或社会现象。后者是较大数量的人口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的迁移，从而定居地发生变化的一种行动或社会现象。前者则是指参与上述迁移活动的人或人群。[4]移民是指由于征地、拆迁而引起的人口迁移和恢复重建的全部活动。通过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在社会学理论指导下的移民理性认识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口迁移;二是以安置为目的与目标的重建。国际著名的非自愿移民研究专家迈克尔·M.塞尼在《移民·重建·发展》一书中明确指出“安置的社会学”范畴，其内容包括人口搬迁及他们的生活重建。这种重建有时又被称做恢复。[5]可见，把移民的理性认识水平仅定位于人口搬迁和他们的生活重建，只是抓住了移民实践中有本质意义的现象，并未真正揭示出移民的本质，更难以揭示移民运动的规律。可见，算不算“真正的移民”，还是要看他们是不是“最终在迁入地或流动地定居”，这就是说，区分移民和非移民的界限在于是否定居，换句话说，定居是移民的本质特征。在定义“生存型移民”时，也用了“定居”这个词:“为维持自身的生存而不得不迁入其他地区定居的人口。”《中国移民史》也说:“一般来说，移民是指迁离了原来的居住地而在其他地方定居或居住了较长时间的人口。”由此可见，在一般的移民研究中，而不是特殊的专门的中国移民史的研究中，“定居”一词似乎有必要写在“移民”的定义中。
至于当代移民的概念，有的国家以法律的形式作出规定，主要是指以定居为入境目的的外国人。例如，美国《1924年移民法》对外来移民作出以下定义:“外来移民是指任何移民美国的外籍人，不包括:①政府官员及其家属、随从、佣人和雇员;②来美国短期旅游、经商或娱乐的外籍人;③过境的外籍人;④合法入境由美国某一地区经邻国向美国另一地区迁移的外籍人;⑤乘外籍船只抵达美国港口并确实以职业海员身份入境的外籍人;⑥根据生效的贸易和航运条约而获准入境并只从事贸易或执行有关条约的外籍人。”至于我国当代的毕业分配、上山下乡、干部下放以及外出打工等现象，是否属于移民以及如何界定，则有待于具体的研究。可见，随着时代的变化，移民的概念也会发生变化。[6]
事实上，移民的概念正在进一步扩大，有学者指出，移民现象是指个人或群体持续进行的跨越地域界线的运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口的地域流动。移民现象通常分为两大类:外部移民(跨越国界的移民)和内部移民(在某一国家范围内不同地区之间的移民)，在中国也被称为流动人口。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民族迁徙运动，不过，这一现象真正引起社会学家的强烈关注和研究兴趣，是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当今社会学家对移民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城乡移民运动，这一般是属于内部移民;二是全球范围的、由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向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移民运动，这属于外部移民。中国社会学家对移民问题的研究兴趣则源于中国社会本身正在发生的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现象。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是一种内部移民运动，但由于户口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的作用，又使它具有某些国际移民运动的特征。另一方面，中国也一直存在着国际移民潮流，特别是东南沿海的某些地区和东北的某些地区的人口向欧洲和其他地区国家的移民运动，但是，流往国外的移民人数与庞大的城乡流动人口相比则显得微乎其微。因而，中国社会学家更为关注的是内部的城乡移民问题。[7]
(二)移民的类型
移民的类型，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不同的划分，例如:个别移民、集体移民、大规模移民;国内移民、海外移民;合法移民、非法移民;自由移民、政府或团体有组织的移民;军事移民、民间移民;政治性移民、经济性移民、民族性移民;强制移民、暴力强制移民(“黑奴贸易”)、自愿移民;有的分为“移民”(参加者)、“新贵”(创业者);有的则分为原始型、强迫型、推动型、自由型、大规模型;以及革新移民(innovating migrants)、保守移民(conservative migrants)，等等。
有学者主张按“性质”分类，分为生存型和发展型两种，并且认为“生存型”移民的主要原因是迁出地区的推力，而不是迁入地区的拉力或吸引力，“发展型”移民的主要原因不是迁出地区的推力，而是迁入地区的拉力或吸引力。[8]发展性移民类型体现了移民的实质是一个发展问题，发展问题不解决好，移民就不安稳。
二、移民理论
15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不断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浪潮。因此，对国际移民的研究也由来已久。但是，历史上对世界人口迁移的研究主要是对移民历史的研究，例如对犹太移民的研究，对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人口流入的研究，对大规模的奴隶输入及其后大规模亚洲劳工输入的研究等。这期间，关于移民史与殖民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移民史的研究是移民研究的前提与基本内容之一，但是，国际移民理论研究如果仅停留在历史研究阶段则是远远不够的。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国际移民浪潮的不断涌动，学者们就在探讨人群迁移的一般原因，而不仅仅评论其具体现象。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开始关注国际移民。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提出了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这是最早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移民的理论。1885—1889年，现代移民研究的奠基人、英国地理学家埃内斯特·乔治·莱文斯坦(E.G.Ravestein)写作《移民的规律》(The Laws of Migration)一文，提出了移民的11条规律，他认为，人口迁移以经济动机为主，是人们追求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而促使人们迁移，从而开创了对移民及其规律进行“一般性研究”的先河。[9]
在他研究的基础上，1938年，最早由赫伯尔(R.Herberle)提出了“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赫伯尔指出，迁移是由一系列力量引起的，这些力量包括促使一个人离开一个地方的“推力”和吸引他到另一个地方的“拉力”。随着“推—拉理论”研究的深入，博格(D.J.Bogue)进一步发展了“推—拉理论”，他较全面又简明概括地列出了12个方面的推力因素和6个方面的拉力因素，这里的“推力”是指迁出地存在某些不利于生存、发展的因素，产生种种排斥力，迫使人们离家出走，一般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自然灾害以及其他特殊的因素，它可以是对某一地区具有普遍性影响的因素，也可以是某一小群体遭遇的意外或不幸，如经济萧条、严重失业、粮食缺乏、人口过剩、生态环境恶化、外族入侵、内战爆发、政治迫害、种族歧视、宗教矛盾等。“拉力”是指迁入地所具有的吸引力，不一定是因为迁入地的条件比迁出地优越，而是因为迁入地表现出较多的谋生和发展的机会，或者仅仅是对于某一小群体而言有特殊的机遇，如国外的劳工需求大、就业机会较多、能获得某些方面的自由(诸如政治自由、免受宗教迫害的自由)等。此外，某些团体或个人的诱骗也是一种“拉力”。推—拉理论是研究移民迁出地与迁入地间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形成的推拉力的外部机制及移民个体差异的内部机制的一种理论与方法，它的理论框架大，因而学者们经常往里面放入各种“填充物”，用以解释移民的动因。“推—拉理论”已经成为一个颇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根据他们的论述，决定人口迁移行为的因素是原住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也就是在原住地存在一系列推力因素，在迁入地存在一系列拉力因素。这些因素互相作用，产生了综合效应，导致迁移的发生。这一简单、实用的理论客观上可以解释国际人口迁移的动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华人迁移到澳大利亚，一方面是由于澳大利亚对劳动力的需求所形成的拉力，同时也与国内的推动因素有关。[10]
20世纪下半叶，随着国际移民的飞速发展，对移民的研究也迅速升温。但是，移民研究真正有所建树则始于20世纪60年代。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以拉里·萨斯塔为代表的新古典派的出现将移民理论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移民研究的重要分水岭。此后，国际移民理论研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各种移民理论层出不穷，出现了大量的概念、模型与分析框架，主要有新经济移民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有的是在实证基础上的总结或概括;有的是借解释其他人类行为的理论来解释移民现象;有的则运用宏观分析框架，不断补充、修正、深化国际移民理论。
最近二三十年，由于人们对移民问题越来越关注，也由于移民现象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同于以往，学术界出现了一些新思路。针对国际人口迁移的各种流向及类型，国际学术界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等不同专业角度对国际人口迁移的成因、机制以及延续衍生等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和模式，如网络说、连锁因果说、系统研究论等，国际移民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理论突破。纵观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研究，成果显著，展现了多学科相互借鉴、共同探讨的丰富性与多元性。下面就对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中有关移民动力机制的理论和移民延续、衍生的理论进行简要评述。
第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neoclassical economics)。主要代表是拉里·萨斯塔(Larry Sjaastad)、迈克尔·托达洛(Michael Todaro)等。该理论直接脱胎于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于1954年提出的“利用无穷劳动力资源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模型，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移民行为产生的动因，该理论认为国际人口迁移是由全球劳动力供需分布的不平衡所引起的劳动力调整过程，是个人希望通过迁移来获得收益最大化的超越国界的人口流动。强调移民的根源在于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和国家间的工资差距，劳动力从低收入国家流向高收入国家，并通过流动，消除这种差距并实现劳动力价格的总体平衡。该理论将宏观的结构因素同微观的个人取舍结合起来。在宏观层面上，它考察的是相对价格差异形成的生产要素的地域分布。该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快且劳动力缺乏的国家比在经济发展慢且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可得到更高的工资收入，在定量分析迁出国与迁入国之间的工资差距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国家之间工资上的差距是产生移民的根源，该差距实则反映了两国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人口流动可以消除这种差距，而差距的消除又意味着人口迁移的停止。在微观层面上，该理论解释了个人何以因国家间经济结构上的差异而背井离乡。该理论认为，移民行动是有理智的主体选择的结果，是一种个人自发、自愿的行为。个人经过对所处之境和所期之境的比较，对成本效益的估算，权衡了种种选择，自然要前往回报最多的地方。因此，国际移民取决于当事人对付出与回报的估算，当移民后的预期收入明显高于为移民而付出的代价时，移民行动就会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移民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该理论依据人们所熟悉的一些概念，如“合理选择”、“预期净收益”、“工资差”等，其理论模型简明、精当，易为人们所接受。萨斯塔等学者以定量分析移出国与移入国之间的工资差距为基础，认为:国际移民取决于当事人对于付出与回报的估算，如果移民后的预期所得明显高于为移民而付出的代价时，移民行为就会发生。由此推导，移民将往收入最高的地方去;而移出地与移入地之间的收入差距将因移民行为而缩减直至弥合。该理论由于建立在比较具体的数据统计上而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批评者指出:收入差距是引发移民的原因之一，但绝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且，事实上并没有多少移民能够对迁移的付出与回报作出准确的计算，从而追求最高收益。[11]
第二，新经济移民理论(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即新迁移经济学派(也称劳动力迁移新经济学)提出的理论，是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主要代表是奥迪·斯塔克(Oded Stark)、爱德华·泰勒(J. Edward Taylor)等。新迁移经济学派也认为移民是理性选择的，但与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不同，它把家庭而不是个人看做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主体。新迁移经济学派接受了人们集体行动会使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思想，认为迁移行为不仅要使迁移者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同时也要为其家庭提供增加资本来源和控制风险的重要途径，尤其在没有失业保险、福利，不能从银行贷款或不能安全投资的情况下，家庭成员得到的移民汇款可能是全家经济财富的基础。新经济学移民理论模型指出，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资本、证券和保险市场往往是不完善的，或者难以进入。家庭为了规避在生产、收入方面的风险，或为了获取资本等稀缺的资源，会将家庭的一个或者多个成员送到国外的劳动力市场去。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贫困家庭通常有意识地通过国际迁移来合理配置家庭劳动力的分布。在新经济学移民理论学派看来，国际迁移所获得的高工资对移民的吸引不仅仅在于能使移民本身期望收入有很大的提高，而且也为他们的家庭提供了一种控制生产风险和增加资本来源的重要途径。在这里，移民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家庭，移民的目的也不全在于高工资，更重要的是为了降低风险，寻求多种生财之道;也就是说，决定移民的不单有劳动力市场，还有保险市场、资本市场等。通过家庭成员的国际迁移，可以使发生迁移的家庭的绝对收入增加，同样也提高了其家庭在当地社区中的社会经济地位。[12]斯塔克以自己在墨西哥的经验研究论证:同一收入差距对于不同人具有不同意义，因此，引发移民的动因不是两地“绝对收入”的差距，而是基于同参照群体比较后可能产生的“相对失落感”。如同是100美元的收入差距，在同一地区，生活于收入底层的家庭比生活于高层的家庭更可能因此而移民;对不同地区而言，生活于收入不均地区者比生活于收入均等地区者更可能移民。进一步说，在社会发展相对迟缓时，人们比较容易安于现状，当社会发生急剧变动时，人们习惯于在自己熟悉的人中选择那些原先自身条件不如己、可现在处境却比“我”好的人作为参照系，强烈的“失落感”油然而生，成为出走他乡、寻求社会地位提升的动力。[13]
第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也称为“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the dual labor market theory)，它是由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于1979年提出的，主要代表是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艾勒占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和罗伯特·巴赫(Robert Bach)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将国际迁移的起源归因为存在于发达工业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需求拉动。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趋势构造了一个双重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即具有稳定雇佣年限、高工资、高福利和良好工作环境的劳动力市场第一部门;以及不稳定、低工资、有限福利和恶劣工作环境的劳动力市场第二部门。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内在发展趋势导致愿意从事第二部门工作工人的短缺，因为这一部门工作的收入很少与工作经历、技能和受教育程度挂钩。当地工人一般都不愿意从事第二部门的工作。因此，雇主便通过雇佣移民来填补被本国人所拒绝从事的那些第二部门的工作岗位。而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所设置的对非法移民的种种限制措施又强化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层现象。也就是说，现代发达国家业已形成了双重劳动力需求市场，上层市场提供的是资本密集型的高效能、高收入部门，下层市场则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低效低收入部门。由于当地居民不愿进入低效低收入劳动力市场，因而不得不靠外来移民填补空缺。外来移民已成为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的结构性需求。[14]皮奥里从分析发达国家的市场结构中探讨国际移民的起源问题。他认为，现代发达国家业已形成了双重劳动力需求市场，即具有高收益、高保障、高福利、舒适工作环境的高级劳动力市场和低工资、不稳定、缺乏升迁机会、工作环境恶劣的低级劳动力市场，由于发达国家本地劳力不愿意进入下层市场，故而需要外国移民填补其空缺。于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低级劳动力市场。因为工资虽低，也总比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挣得多，而且他们在乎的是在自己国家而不是在外国的地位和面子。该理论认为，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对外国劳动力的永久需求，正是这种需求促进了当代人口的跨国迁移。在“双重市场理论”的基础上，艾勒占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和罗伯特·巴赫(Robert Bach)进一步提出了“三重市场需求理论”，即再加上一个“族群聚集区”。他们认为，这一在移民族群自身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圈对其原居地人群有特殊的吸引力:一方面，该经济圈的运作需要引进新的低廉劳力以增强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族群经济圈的形成，移民企业家的地位更显突出，原居地人群往往从这些成功者身上汲取移民的动力。
第四，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s Theory)。主要代表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埃罗·里基茨(Erol Ricketts)等。世界体系理论认为，跨国移民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扩展、渗透，使边缘国家融入核心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中。边缘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因此发生剧变，传统生活方式难以为继，大量人口从原来封闭的社会迁移到其他地方，于是跨国移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世界体系理论是以历史社会学家沃勒斯坦1974年提出的“现代世界体系”学说为基石的。沃勒斯坦在以“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为代表的历史结构论(historical-structuralist theory)的基础上，扩展了“依附理论”的“核心”(core)和“边缘”(pe-riphery)的概念，认为16世纪以来，世界体系由“核心—半边缘(semi-periphery)—边缘”国家这三个同心圆组成。核心国家是指在资本、技术、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边缘国家是指在这三方面处于从属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半边缘国家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国家，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周期性律动”(cyclical rhythms)。随着谈论“全球化”成为一种时尚，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人口的跨境迁移与“全球化”态势相结合。其主要观点是:商品、资本、信息的国际流动，必然推动国际人口迁移，因此，国际移民潮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例如，埃罗·理克特斯(Erol Ricketts)在对18个加勒比海国家人民移居美国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1970—1979年从上述国家移居美国的人口曲线，竟然与1966—1977年美国往这些国家的投资曲线大致吻合。莎里·E.芬德利(Salley E.Findley)则从考察菲律宾农产品商品化进程的社会效应中发现，农业商品化进程对当地人口外移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因为产品进入国际流通网络后，促使当地人民对外部世界从无知到了解，进而因被吸引而移民。萨斯凯·萨森(Saskia Sassen)将海地、墨西哥、东南亚国家流向美国的移民潮，置于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国家关系中加以考察，指出:贫穷、失业、经济发展滞后等因素并不一定直接引发跨国移民潮，更不左右移民去往哪一个国家，上述国家流向美国的移民潮，与美国在这些国家设立军事基地、增加资本投入、扩大文化影响密切相关，是美国大力加强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的直接后果之一。
第五，移民网络理论(migration network theory)。移民网络是迁移者、以前的移民和在原籍地的家庭和朋友，与迁入地移民基于亲属关系、友情关系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特殊联系。这一系列联系被视为可以降低迁移成本，增加迁移收益和减少迁移风险，从而增加迁移的可能性。移民网络是一种社会资本，人们依据这种社会资本来达到获得在国外就业和获得高收入的有效途径。[15]移民网络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其纽带可以是血缘、乡缘、情缘等。移民网络形成后，一方面，移民信息可能更准确、更广泛传播，移民成本可能因此而降低，从而不断推动移民潮;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向国外特定地区定向移民可能融入某地的乡俗民风，从而不再与经济、政治条件直接相关。学者们还注意到，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国家实行的为“家庭团聚”开绿灯的移民政策，促进了网络的延伸，产生了“移民增殖效应”。[16]
第六，移民系统理论(the migration systems theory)。和历史—结构主义理论一样，移民系统理论也强调国际关系、政治经济、集体行为和制度因素对国际移民的影响。移民系统理论认为，移民系统往往由两个或多个相互交换移民的国家组成;作为对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和双重劳动市场理论的修正，它强调对移民流两端的所有关系(比如国与国关系、文化联系以及家庭与社会网络)进行整体性研究。该理论认为，由于殖民、政治影响、贸易、投资和文化联系等原因，使得移入国与移出国之间形成了紧密而稳定的纽带;正是因为存在这个纽带，导致了后续的大规模移民。移民系统理论认为，移民的决定通常是由家庭而非个人所作出的。家庭提供了经济与文化的支持，使得移民得以发生和继续。因此，移民运动的产生就是宏观与微观结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应当说，目前来讲，移民系统理论是对移民及定居现象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毫无疑问，移民系统理论将移民作为一个整体研究是重要的理论突破，它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移民研究的不足。[17]
事实上，除了上述几种理论以外，还有人口移动转变假说理论、累计因果关系理论、移民文化说、跨国社会空间理论以及后现代理论等。
三、世界历史上有影响的移民运动
世界上的移民运动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阶段。
(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国际移民(1500—1800年)
世界上有影响的移民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国际移民。15世纪末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后，在资本原始积累的推动下，西班牙殖民者征服了美洲大陆的大片土地，建立了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个殖民大帝国。随后葡萄牙占领巴西全境，建立了面积庞大的西半球殖民地。荷兰、法国也都先后在北美洲建立了新尼德兰、新法兰西殖民地。英国殖民者在17世纪开始大批侵入北美洲，到18世纪30年代，英国已经在大西洋沿岸建立了13个殖民地。为巩固和扩大其殖民地，掠夺殖民地资源，为欧洲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提供原料，欧洲殖民者需要大量劳动力来为其从事生产。18世纪上半叶，殖民地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付不起路费、被迫卖身给殖民地商人或农场主的欧洲契约奴和罪犯，18世纪中叶以前，白人契约奴约占北美殖民地移民的半数;到18世纪下半叶，白人奴隶逐渐为非洲黑奴所取代，这时期国际人口迁移人数最多的是非洲黑奴。[18]
(二)欧美工业化时期的国际移民(1800—1914年)
受产业革命推动，从19世纪中叶起，国际人口迁移蓬勃发展，在一个多世纪的长时期内，其基本形式一直是长期或永久性移民，移民的主流是从欧洲指向新大陆。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获得极大发展，工业化进程从欧洲迅速扩展到其殖民地;资本主义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阶段向大工业的过渡，在19世纪末紧接着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际移民也有大规模的发展，呈现出历史上空前的盛况。最先向美洲新大陆大规模移民的国家是最早实行工业革命、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英国。1800—1860年移居美国的移民中66%来自英国。19世纪40年代末，200多万爱尔兰人由于饥荒逃往美洲，紧随其后的是德国的移民潮。从1870年起，大量斯堪的纳维亚和北欧其他地区的移民也加入移民的队伍。1880年，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掀起了更大的移民潮:先是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移民，紧接着是波兰、俄罗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移民。这些移民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民新高潮的主要组成成分。20世纪初，欧洲向外移民年均100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达到150万人。[19]
(三)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移民(1914—1960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欧洲向外移民的高潮。战后移民虽一度有所回升，但其规模只及战前的三分之一。1910—1914年，前往美国的东南欧移民占移民总数的五分之四，1921年及1924年美国制定了限制移民入境的政策，将东南欧配额降至五分之一，移民人数因之大降。这一时期，澳大利亚也采取限制移民的措施，致使入境人数降到了1891年的水平。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口损失惨重的法国(法国在一战中死伤290万人)才在1920—1930年从国外吸收移民:1931年流入法国的外国移民总数已达270万人，占法国总人口的6.6%。不过192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得国际移民的人数大大减少，连法国也对外国移民加以排挤。美国此时在其国内加速了人口的流动，从南部招募黑人到北部工业区，以满足北部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要求。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国际的移民几乎无法正常进行了。这里主要指的是正常的经济移民停止了，而政治性移民则空前增加。
(四)后工业化时期的国际移民(1960年以后)
从20世纪60年代起，上述特点发生了显著变化，国际人口迁移的规模较前期明显增大，其基本形式由以往比较单一的长期或永久定居性移民转变为永久性移民、劳动力输出和难民三足并列，非法移民大量涌现。在地区结构上，欧洲由传统的人口迁出区转变为迁入区，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成为当代国际人口迁移的主流。在新科技革命的促进下，世界生产力高速发展并出现了强劲的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趋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鸿沟不断加深，前者完成人口转变，大部分已踏入后工业化社会，人口增速低缓甚至持续负增长，老龄化程度日渐加深;后者普遍经历了空前绝后的“人口爆炸”，并由此产生出巨大的人口增长惯性，虽然多数国家生产力有长足发展，但人口压力依然沉重，受上述基本特点的制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产生出对于国际人口迁移的强大拉力和推力，由此决定了当代国际人口迁移的宏观态势。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风云变化。前苏联解体，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东欧剧变，海湾危机爆发，世界各地民族和种族冲突连绵不断，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形成，使得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口急剧动荡不安，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迁移势头迅猛增加，永久性国际移民不断增多。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三个传统的移民国家，它们曾经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移民，目前，它们仍是世界上主要永久性移民国家。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传统的移民国家，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曾经是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的待开发地，许多年来大批欧洲人不断移居这些国家。在1840—1930年的移民高潮时期，大约有5200万人从欧洲各国迁往北美、拉丁美洲和大洋洲。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移民国家对国际移民进行全面限制。从此，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移民浪潮开始减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统移民国家虽继续接纳国际移民，但对移民政策有所调整，主要表现在对国际移民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也就是说它们所接纳的移民大部分都是具有较高学历的技术人才或者与本国公民有家庭关系的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移民在总体规模、流向、流量和存量上都有新的重大变化，在移民的知识结构、民族成分、文化构成和性别比例上出现许多新现象，在移民的流动、聚集和交往方式上也产生了许多新特点。随着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加速，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移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人口迁移现象愈益普遍，跨国移民包括家庭团聚、技术移民、留学移民、劳工移民、投资移民以及非法移民等成为一种“全球现象”。
当今永久性国际人口迁移特点，从移民的总体规模来看，国际移民人数迅速增加并有继续增加的趋势。1985年，国际移民总数为8400万人，2005年增至1.91亿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3%，相当于目前巴西的总人口。据专家推测，到2050年，移民人数可增至213亿人。从移民的流向和流量来看，全世界1.91亿国际移民中，约1/3(6200万人)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1/3(6000万人)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另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南南”移民和“南北”移民数量上已大致相等。从移民的社会成分和知识结构来看，脑力劳动者的比例显著增加。20世纪90年代期间，经合组织国家的年龄25岁以上的国际迁徙者增加人数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近一半，其人数约为120万人; 2000年，这一数字则增到200万人，每10名居住在经合组织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中有6名来自发展中国家。[20]移民的民族成分与文化构成:由于移民流动的多向化，移民的民族成分日益复杂，文化日渐多元化。因此，西方国家民族与文化的多元化趋势已无法逆转。移民的性别:女性移民约占移民总数的一半，在发达国家，女性移民甚至比男性还要多。移民的流动方式:短期移民(temporal migration)、环流式移民(circular migration)正取代永久性移民(permanent migration)成为移民的主要移动模式，以长期定居为定义的国际移民的概念已受到严重挑战。移民间的联系:交往程度空前密切，移民网络日趋发达，移民的重要性大增。移民的地域性受到重视:全球性城市成为国际移民的最重要的聚集地，为国际移民社会的缩影。如1990年外国移民占纽约人口的28%，2000年上升至40%。国际移民产业方兴未艾:它包含一系列的机构、人员和每年数百亿美元的利润。[21]
①宗教和民族回归是20世纪90年代初永久性国际人口迁移的新浪潮。民族回归就是过去迁往国外的人口的后裔返回本国定居的迁移。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虽然不是移民国家，但欢迎那些与本国民族、文化和宗教有渊源关系的人回国定居。自前苏联解体以来，民族回归成了欠发达地区人口向西方发达国家迁移的一股重要潮流。在过去十年里，德国和以色列接纳了大量民族和宗教回归移民。日本、意大利、希腊和芬兰等国对过去迁往国外的本国人后裔回国也表示欢迎。自以色列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欢迎散居在世界各国的犹太人回国定居，因此，国际移民成了以色列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德国的基本法规定凡有德国血统的人都有权获得德国国籍。由于大批德国人回国定居，德国的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影响。1993年，德国开始限制德国人回国人数。
②家庭团聚移民是传统移民国家永久性人口迁移的主流。自大规模国际移民结束以来，家庭团聚移民一直是国际人口迁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际人权宣言的规定，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理应受到国际社会和各国的保护。然而，为了本国的利益，不同国家对家庭团聚移民有着程度不同的限制。从目前一些发达国家接纳家庭团聚移民的实际情况看，大多数国家对家庭团聚移民都有配额限制。按照美国1990年颁发的移民法，1995年，美国的家庭团聚移民配额为48万，占移民总人数的71%。在美国，家庭团聚移民有两种:一种是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和未成年子女)，另一种是美国公民的其他亲属和永久居民的亲属。对于前一种移民，移民人数不受移民配额限制，对于后一种移民，则每年都有一定的配额，配额数目根据前一种移民数量的多少而定，但不得打破最低下限。从统计数据来看，1981年到1989年，在美国所有合法移民中，家庭团聚移民大约占70%。[22]
③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是所有接纳永久移民国家的一个共同点。所有接纳永久性移民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移民的选择性愈来愈高。一方面，所有移民国家都制定有相应的政策，积极接纳技术移民。技术移民无需有亲属在移入国家，但必须具有一定的自身条件。对于移民国家来说，技术移民是它们难得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和其他资本一样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以美国为例，1990年美国颁布的新移民法在移民限额、移民类别设置和移民条件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如将过去的技术移民配额从过去的5.4万人增加到了14万人，其中教授、研究员4万人，高学位专业人员和有特殊技能的人才4万人;[23]此外，还为世界著名运动员、艺术家和科学家设立了特别签证。对于美国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免除了由雇主聘用取得工作许可证明的先决条件，由他们提出申请即可获得批准，简化了技术移民手续等。另一方面，所有移民国家都积极鼓励投资和商业移民。由于商业和投资移民拥有大量资金，他们可以为移入国创造就业机会，为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因此，各移民国家都制定了积极的投资移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