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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
1.8.4 第四节 转型期中国的家庭与婚姻问题研究

第四节 转型期中国的家庭与婚姻问题研究

一、1979年以来主要的研究议题

中国家庭社会学的研究大体可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30~40年代伴随新文化运动而起的学术繁荣时期,产生了一大批研究婚姻家庭问题的名家和名篇名著,如,潘光旦所著《中国之家庭问题》、李景汉的《五百一十五农村家庭之研究》、孙本文著《现代中国家庭问题》,以及费孝通的名篇《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等等;第二个时期是50年代,随着社会学被取缔,婚姻家庭研究进入相对沉寂时期;第三个时期是自1979年社会学恢复后,婚姻家庭研究再度兴起并持续发展的时期。有人将这一时期又分为三个阶段:1979—1990年,被称为奠基阶段,婚姻家庭迅速成为热点研究问题; 1991—1996年,被认为是发展成熟阶段,研究主题、方法和视角都进一步丰富化;1997—2000年,则是研究降温阶段,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转向关注其他更为重大和严峻的社会问题,著作文章明显减少,但主题更加多样化,研究方法更加成熟。[7]

1979年以来,随着社会学的重建,婚姻家庭问题研究在我国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中也是硕果累累的。张敏杰(2001)将80年代以来中国婚姻家庭研究的主要议题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家庭问题的调查和研究

城市家庭研究被列入国家社会学研究重点课题。1982年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倡议与组织,联合全国9大研究机构、教学单位的人员合作进行了“中国五城市家庭研究”项目,这也是最初的大规模社会学协作研究课题之一。这项研究以调查为主要资料来源,调查对象涉及面广,其研究集中在婚姻、家庭规模与结构、家庭人际关系、家庭功能等几个方面;还反映了城市家庭的历史变迁、现状,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家庭模式演变趋势的预测。从1993年开始,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组织下,启动了“七城市婚姻家庭研究”,此次研究的最终成果是出版了由沈崇麟、杨善华主编的《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研究》一书。

在农村婚姻家庭问题研究方面,先是1985年,“农村家庭与农民生活方式”课题跨省合作进行,涉及97个县市;之后,从1987年起,开始了对全国14个省市农村婚姻家庭的调查,涉及7000多户。这项研究的重点放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家庭结构、功能的变化,兼及分析农村婚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以农村婚姻家庭为观点,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了农村家庭的赡养功能与社会保障、农村家庭演变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现了较大程度的综合研究。另外,作为“七五”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家庭和婚姻的变化”课题,由雷洁琼领衔,课题组经过将近5年的共同努力也取得了预期成果,出版了《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新变化》一书。

上述这些关于城乡婚姻家庭状况的调查涉及面宽、协同力量较强、影响较大,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婚姻、家庭研究的主干。此外,费孝通、袁方、邓伟志、刘达临、刘英、潘允康、陈一筠、马有才、赵喜顺、李银河、徐安琪、王金玲等一大批老中青学者也陆续发表了许多较有影响的论文。

2.离婚问题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的离婚率又出现了缓慢上升的趋势,于是,不但许多以婚姻家庭问题为主题的论著都对离婚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而且还有不少以离婚问题为重要内容的论著,从不同的角度就离婚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如高健生、刘宁的《离婚问题面面观》,曾毅、吴德清的《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离婚水平与年龄分布的变动趋势》、张敏杰的《中国的离婚态势》等。对离婚问题进行比较系统研究的有曾毅主编的《中国八十年代离婚研究》,这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的课题,根据课题组的研究报告,虽然我国90年代初的离婚水平比80年代初有较大的提高,现代中国的离婚水平仍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并且低于多数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因此,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期望离婚概率也处于低水平的行列。所以总的来看,我国目前的离婚水平在世界上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

3.性问题的研究

尽管婚姻家庭与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的社会氛围中,长期来对性问题的探讨却有诸多限制。1985年3月,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杂志编辑部在上海举办《现代社会中的性问题》系列讲座,这是中国社会学界探索性问题的开始;同年8月,上海举办了首届全国性教育讲习班,并对其他省市产生了推动作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开展。在这些研究中,首先必须提及的是刘达临主持的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1989—1990年),以及由他主编、于1992年6月出版的《中国当代性文化——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上海三联书店,1992)这一专题调查报告,在有关婚姻与性关系问题上,他所主持的调查研究确认了性观念、性知识对当代中国人包括夫妻性生活在内的婚姻生活的影响,肯定了夫妻性生活中的性交频率、时间、方式等与婚姻生活之间的相关性,探讨了夫妻性满意度、性快感等性生活质量以及性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作用等。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卖淫活动在不少地方死灰复燃,有些地区甚至还有扩大蔓延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卖淫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其情况怎样?引发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对婚姻家庭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需要采取什么对策?高冬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对卖淫现象的调查与思考》,王金玲、徐嗣荪的《新生卖淫女性构成、身心特征与行为缘起——389名新生卖淫女性析》等文章较早地对此做了揭示和分析,并提出了有关的对策建议。

4.婚姻质量研究

西方关于婚姻质量的研究是从20世纪20年代末对婚姻调适的讨论开始的,中国则是在90年代才开始涉及这个问题。中外学者分别从社会学、临床心理以及女权主义等理论视野对婚姻质量的定义、度量、影响及婚姻稳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探讨。由徐安琪主持的课题组,采用由31个指标组成的“中国婚姻质量量表”进行调查测定后,发现中国4个地区的婚姻质量属于中等水平,其中被访者对夫妻关系的自我评价尤其是对平等、信任、和谐与幸福等指标的平均打分甚高,而物质生活、性生活以及婚姻生活情趣等侧面的指标则相对较低。尽管研究结果否定了中国婚姻“低质量、高稳定”的流行观点,但同时也证实中国目前的夫妻关系远未达到高质量的水平;《世纪之交中国人的爱情和婚姻》、《中国婚姻质量研究》等著作是此项研究的主要成果。上海社会科学院还在1997年秋召开了有关“婚姻质量”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引起了学界的注意。

5.家庭问题及其他婚姻家庭问题研究

家庭暴力已成为世界性的热点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在我国始于八九十年代。一些研究者认为,导致家庭暴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夫权思想、“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清官难断家务事”观念下的社会冷漠态度,以及法制不完善等。徐安琪在上海地区的调查发现,尽管女性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但是女性在婚姻冲突中首先退让、主动和解者也远比男子要少。一些女性并非只是扮演被动挨打的角色,也常常及时还击,有的甚至主动出击,一些丈夫正是在妻子先诟骂或先动手的情况下才一时冲动拔拳殴打的。对此,郑晨认为:“必须看到,对家庭暴力的研究,基本停留在一般层面上,对其内在的机制、性质、特点的研究还显得十分不足;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和针对老年人的暴力行为的研究还是一个空白;对制止家庭暴力,尤其是妇女受暴的对策研究也很缺乏。”

此外,有的学者重点分析了家庭伦理道德方面出现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较为突出的问题是:部分人婚姻道德观念混乱,婚外恋、婚外性关系日渐增多,甚至重婚纳妾等违法现象也时有发生,离婚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一些家庭代际关系失衡,重幼轻老,“孝子”(特指孝敬子女)现象严重;有些家庭教育只重文化,忽视道德,轻视品质;有的家庭只专注自己的家庭小环境,社会公德意识淡薄;邻里交往减少,人际关系冷漠等。虽然这些问题只是初露端倪,但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还有的学者从市场主体的自主性、市场目的的利益性、市场运行的开放性、市场活动的竞争性、市场关系的平等性等方面,分析了市场经济对婚姻家庭的影响。他们认为影响是多层次的。我们应该在全面分析和正确认识市场经济对婚姻家庭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有效的社区管理办法,趋利避害,建立和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婚姻家庭关系。

二、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婚姻与家庭问题

郑杭生认为“现代性全球化和本土社会转型两股力量的交叉结合,不可避免地会对婚姻家庭关系和生活方式产生一系列的影响”。他在《中国家庭研究》(第一卷)的序中,指出了以下几点[8]:

第一,激烈的竞争、频繁的流动及资源的重新分配使家庭成员的性别和代际分化加剧,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使子女教育和老人赡养成本攀升,家庭成员职业不稳定和工作压力成为常态;加上其他非预期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更使紧张、焦虑成为普遍的心理重负,因此,如何调整家庭策略、发掘内外资源以有效应对挫折和缓解压力,也成了不少家庭所面临的挑战和难题。

第二,基层组织对个人私生活“出轨”约束的减少,社会对婚前性行为、同居、婚外恋、离婚、独身、“丁克”家庭、试管婴儿、同性恋、异性合租、家庭经济AA制、青少年避孕等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宽容或接纳,会不会对既有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关系起冲击作用,传统的家庭伦理规范在新时期如何与时俱进地注入新价值、倡导新文化,都需要深化研究来回答。

第三,新农村建设中的城市化进程和家庭规模小型化,使农村的家庭结构、角色互动和生活方式速变,催生了庞大的失地农民、“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和儿童群体,如何改善农村家庭功能、提升生活质量和优化家庭凝聚力,并加以相应的公共政策和社会支持服务,需要人口、经济、社会、心理、教育、性别、公共政策和性学等不同领域专家进行多学科攻关。

第四,和谐社会的家庭建设不仅要提升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更要关注夫妻的婚姻质量和亲子的代际沟通,了解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变迁现状及其对家庭稳定和个体幸福的积极或消极影响,探讨和谐社会建构中的家庭功能嬗变及其家庭视角的社会政策,而这仅靠低成本、单学科的质化研究或小型调查项目显然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达到预期的学术目标。

总之,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家庭功能或多或少地发生着变化,不少家庭面临着不同的压力或困扰,因此,如何调整策略、积极有效地迎接社会转型期各种生存和发展的挑战,进一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是众多家庭迫切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而给予家庭以人文关怀和社会支持,改善家庭的生态环境,也是公共政策和服务的一个新课题。联合国设立国际家庭年和国家家庭日的宗旨,是提高各国政府、决策者和公众对于家庭问题的认识,促进各政府机构制定、执行和监督有效的家庭政策。而从学术影响来说,作为一个正在复兴中的大国,中国的家庭研究也应在世界家庭研究的学林中占有一席之地。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家庭?家庭的本质是什么?

2.人类婚姻家庭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

3.西方社会的主要择偶理论有哪些?

4.指出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关系的主要内容,并思考影响它们发生变迁的主要因素。

5.思考我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新的家庭问题及其成因。

【注释】

[1]赵孟营:《新家庭社会学》,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

[2]邓伟志、徐新:《家庭社会学导论》,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

[3]杰拉尔德·R.莱斯利:《社会脉络中的家庭》,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帕特里夏·A.泰勒等:《女性的教育和相貌的功能:通过婚姻获得地位》,《美国社会学评论》,1976年第41期;H.格伦·埃尔德:《婚姻变动中的外貌和教育程度》,《美国社会学评论》,1969年第34期。

[4]徐安琪,李煜:《婚姻市场中的青年择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5]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6]沈崇麟,杨善华,李东山:《世纪之交的城乡家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7]王金玲:《女性社会学的本土研究与经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8]郑杭生,《中国家庭研究》第一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