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水浒传》的思想倾向:替天行道，忠义双全

《水浒传》所写的一百单八将，除去宋江一人于正史上有名外，其余的都出自作者的艺术虚构。这些英雄好汉以正统的视角观之，无非是些强人流寇、鸡鸣狗盗之徒。言谈不肯涉及朝廷和政事的施耐庵，公然为这类人物树碑立传，自然格外小心谨慎。他在天降石碣上精心设计了“替天行道”和“忠义双全”口号式的两句短语，并将“替天行道”写在一面杏黄旗上，高高插在梁山的山顶上，在忠义堂上高挂一块匾额，上面大书“忠义堂”三字。这一面杏黄旗成为其书不受世人诟病的最好保护色，一块匾额成为团结众家兄弟的行为座右铭。

皇帝是高高在上的“天”在人间的代表者，所以称天子，登基执政叫践履天命。梁山好汉既然“替天行道”，自然成为皇帝的同路人。天之道，既可以如《左传》引谚所说:“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宣公十五年)，也可以如老子说成“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经·天道》)。解释成前者，就是劝谏宋主尚德缓刑，解释成后者，则意在劫富济贫。既然有了皇帝同路人的前提，那么，不管作何解释，都是在急“赵官家”之难，解“赵官家”之危。

《水浒传》的全称是《忠义水浒传》，以“忠义”标题，足见作者对此二字的重视。自从宋江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椅，又把聚义厅改成“忠义堂”，“忠义”更被规定为梁山好汉最高的道德准则和精神境界。“忠义”的语义更为直白显露，正如宋江在被毒死之前所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明确表明梁山好汉对外要“忠”于赵宋皇帝，对内则要“义”结金兰，特别是“义”要服从“忠”。小说中屡屡让黑旋风李逵口出狂言“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当然是突出李逵性格特征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彰显他讲究义气，服从大哥，是为了强调宋江的对皇帝的忠心——念念不忘招安。杏黄旗和忠义堂匾额这两件设计好的道具，保障了这部小说在封建社会的传播和流布。

《水浒传》“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的思想倾向具体表现为反贪劫富，报答官家和仗义疏财，异姓一家:

(一)反贪劫富报答官家

《水浒传》中的豪侠英雄在被逼上梁山后，成为大宋朝廷的对立面。前来围剿他们的官军，遭到了他们坚决的反抗，杀人如麻、流血成河的场面屡见不鲜。这种貌似强盗土匪的行径，实际上正是他们委婉效忠赵宋皇帝的一种方式。《水浒传》第十八回写何涛带领官军前来追剿时，阮小五故意唱道: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阮小七也唱道:

老爷生长石碣村，禀性生来要杀人。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

杀尽“酷吏赃官”，是他们公开喊出的口号。因为皇帝在他们眼里是“至圣至明”，只是“奸臣当道，谗佞专权”，才使得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所以，他们即使落草水泊梁山，内心中却如主人公宋江反复声言的那样:“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从第一个登台的破落户子弟高俅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到许多豪侠在此等佞幸宵小的迫害下走投无路，直奔梁山，再到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系列战斗，都是实践这一逻辑的艺术性叙述和描写。

(二)仗义疏财异姓一家

“义”与“忠”虽然有主次之别，但二者向来是不分家的。因为“义”是维系梁山好汉团结奋斗的粘合剂，在“义(义气)”的感召下，一百单八将才最终聚义到忠义堂里，互助互谅地排定了座次。与传统的“重义轻利”思想既相同，又有异，他们仗义疏财，舍“利”取“义”，为了“义”字，他们可以舍掉身家性命，散尽万贯家财。但是，他们并非视金钱如敝屣，等富贵如浮云，而是肯定金钱的魅力，重视物质享受，重义轻利可以，安贫乐道不行。所谓仗义疏财的目的，就是在理想的乌托邦里构建一个财富共享、利益均分的平等社会，如小说第七十一回所描述的那样: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彼此不问亲疏，不分阶级，“一样的酒宴欢乐”，“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盘分金银”，“大家图个一世快活”!这样的价值观大约是当时市井民众思想的反映。

不过，小说在客观的叙述和描写中，还是深刻暴露了当时社会的深刻危机:以高俅、蔡京、童贯、杨戬等为代表的上层贪官，以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等为代表的中层昏官，以毛太公、祝朝奉、蒋门神、西门庆、郑屠、牛二等为代表的土豪劣绅、地主恶霸、泼皮无赖，相互勾结，沆瀣一气。他们在所谓“圣明”的天子纵容下，为非作歹，欺压良善，使得整个社会自上而下都暗无天日，混乱不堪。这种立体性的描写暗示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就在统治阶级的顶端，即“乱自上作”。同时，作者还通过对被逼上梁山的豪侠的各种不幸遭遇的描写，肯定和讴歌了他们快意的复仇和坚决的反抗，林冲、武松、解珍、解宝等原本奉公守法的人，都被冷酷的现实迫害得无家可归，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以刀剑与官家对抗。这些英雄给人以“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金圣叹评)的深刻印象，形象而又具体地传达了“官逼民反”的道理。因此，“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的思想倾向，并不能掩盖其书的认识价值和社会意义。今人可以从小说叙说的宋江起义这一悲壮故事中，了解和把握民众反抗暴虐统治的果敢精神和悲剧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