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三国演义》的叙事艺术

《三国演义》“陈叙百年，该括万事”^[1]，以宏伟的结构，七十五万字的规模把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史事，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有理，充分展示出作者的叙事才能。小说叙事以时间为顺序，以蜀汉为中心，抓住三国矛盾斗争的主线，井然有序地展开故事情节。全书曲折变化，前后呼应，构成一个比较完美的艺术整体。

(一)构思谋篇:依史演义，虚实相生

这本小说最大的叙事艺术特征就是如李渔所说:“依史以演义。”(《古本三国志序》)章学诚称之为“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丙辰札记》)。所谓“实”，是指小说的历史框架，主要的人物事件，都依据《三国志》及裴注等史实进行取舍;所谓“虚”，是指小说依据史实而又不囿于史实，善于吸收民间传说故事，调动多种艺术手段，加以充分的想象和虚构，敷衍情节，刻画人物，从而做到虚实结合，达到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较为完美的统一。信史《三国志》中，《魏志》占据了全书六十五卷的近半，《蜀志》篇幅最少，仅有十五卷。而在小说中，有关蜀汉及其人物的部分就占去了全书回目的近3/5。小说中的许多情节也是如此，比如“三顾茅庐”，《蜀志》诸葛亮本传中就有记载说:“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整个过程仅仅五个字，极为简略，但是小说却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叙述，详细描写。经过罗贯中虚构的三顾过程，人物的个性如刘备的宽厚、张飞的莽撞、关羽的沉着、诸葛亮的孤高，都在曲折情节和细节描写中显现出来。再如“赤壁之战”，《魏志》的《武帝传》、《刘璋传》，《蜀志》的《先主传》、《诸葛亮传》，《吴志》的《孙权传》、《周瑜传》、《程普传》等都有记载，但《周瑜传》之外的各传均几句话带过，叙述最详的是《周瑜传》，也不过二百余字，而小说中却用去了八回的篇幅，将这场战事描绘得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性。其中作者虚构的不少情节，如蒋干盗书、苦肉计、借东风等，都令人读起来饶有兴味。他如诸葛亮三气周瑜、七擒孟获，关羽温酒斩华雄、单刀赴会，张飞喝退当阳桥，赵云单骑救主等情节，都是经过作者虚实结合，精心结撰而成的。大凡小说中丰富精彩的故事，生龙活虎的人物，往往是虚、实结合的产物。

《三国演义》是依据历史敷衍而成的，史实的存在既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同时也往往成为作者构思谋篇的束缚，但是罗贯中以惊人的才略和广阔的视野，超越了正史的局限，为当今银幕上出现的种种历史“戏说”开拓了路径。经过罗贯中艺术化了的三国史事，其作用甚至远远超过了正史《三国志》，成为国人乃至东亚民众娱读三国历史的“教科书”。

(二)叙写战事:如演戏剧，各具特色

先秦的《左传》最善写战争，但那是史书，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善写战争的则莫过于《三国演义》。据统计，全书共写四十多次战役、上百个战斗场面，这一历史时期所有重大的战役，小说几乎都有涉及，而且，每次战争无论大小，罗贯中叙写得都如同上演波澜起伏的戏剧一般，各具面貌，各有特色，绝少雷同。其特点之一是，根据战事的差异突显不同的特色。或写以强制弱，仗势欺人，或写以弱胜强，以少胜多;或写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或写突然袭击，出奇制胜;或写大意失荆州，或写独唱空城计。有的写火攻，有的写水淹，纵然是形式相仿的战役，写得也并非似曾相识，如火攻，就有各富特色的火烧博望坡、火烧赤壁、火烧连营、火烧藤甲兵、火烧上方谷等。其特点之二是，战事的叙写以人物为中心。小说中的战事并不过于注重军事实力上较勇斗狠的过程，作者重点着笔的是指挥战争的将帅之间的斗智。如决定三国鼎足之势的关键一战赤壁鏖兵，作者笔酣墨饱地描写了处于各种矛盾纠缠之中的诸葛亮、周瑜、曹操等人的排兵布阵和勾心斗角，以及他们左右战争胜负的作用。其特点之三是，在残酷的战事叙述中不忘人物人文气质、品性风度的描写，如赤壁之战中东吴的群英会，诸葛亮的草船饮酒，庞统的挑灯夜读，曹操的夜宴长江、横槊赋诗，“空城计”中诸葛亮的焚香操琴等。这些插曲使刀光剑影中平添了几许人文和人性的闪光。

(三)描写人物:勾勒脸谱，塑造类型

《三国演义》以脸谱化、类型化的手法，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罗贯中运用的这种手法，固然与西方塑造人物重在揭示人物性格本身的冲突亦即人物内心的矛盾不同，但并不是有弊无利。作为小说的受众——市井民众，他们不在意也无暇索解人物内心的复杂矛盾，他们只需借助一个简明有效的手段辨明忠奸，判断是非。脸谱化、类型化这种简明甚至有些直观的手法，犹如戏剧中白脸的是曹操，红脸的是关羽，黑脸的是张飞，鼻子上涂白的是蒋干一样，极易给读者造成强烈而又深刻的印象，极便于他们掌握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时至今日，老百姓议论起三国，都知道曹操奸诈、关羽义气、诸葛亮机智、刘备仁慈、张飞勇猛、赵云胆量过人、周瑜器量狭小，这种现象正是从受众方面证明了《三国演义》脸谱化、类型化手法的某种成功。

罗贯中所用的脸谱化、类型化手法并不是简单地随意涂鸦，轻易归类，在某些人物的塑造上，已经刻画出鲜明生动的性格特征，如曹操、关羽、诸葛亮等。在曹操这个人物形象上，罗贯中并未将尊刘抑曹的思想贯彻到底。他既描绘出曹操性格阴险奸诈的一面，又刻画出曹操的机敏睿智和英雄本色，比较客观地展现了其作为一代枭雄的复杂性格特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曹操是小说人物群像中描写得最为生动最为成功的一个。他误杀吕伯奢全家，却毫无愧悔，扬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他命令粮草官员克扣军粮，士兵怨怒时，他又借这个官员的头颅平抑士兵的怨气;为防行刺，他故意装出梦中杀人，杀掉睡觉时为其盖被子的近侍，然后又做出大为不知的后悔状，厚葬死者，以示仁心;祢衡击鼓骂曹，令他难堪，他恨之入骨，却又作出相当宽容的假面，借黄祖之手，杀掉了祢衡;他忌妒心重，杨修屡次猜中他的心思，他便以惑乱军心的莫须有罪名除掉了这个天才。凡此种种，都表现了曹操的阴狠、多疑、诡诈和残忍。同时，罗贯中对他的智慧、胆识、用兵、用人等也有较为客观的描写。正如曹操煮酒论英雄时所言:“大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听起来似乎有些自吹自擂，不过他的所作所为确乎没有玷污“英雄”二字。董卓执掌权柄，为非作歹时，首先讨伐他的，就是曹操。各路诸侯讨伐董卓时，忙于相互争夺地盘，曹操就利用这个机会，壮大自己的势力，崛起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最强者。他知人善任，只要有一技之长，不在乎其人道德品行有无什么污点。他善于倾听谋士的意见，官渡一战，就以弱胜强地击败了袁绍，奠定了北方霸主的地位。《魏志》本传评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罗贯中对他正面的描写基本没有违背史实，加上对他的负面描写，曹操“古来奸雄中第一奇人”^[2]的形象跃然纸上。他如诸葛亮的德才兼备、忠贞不渝而又事必躬亲，关羽的大义凛然、勇武绝伦而又刚愎自用，张飞的豪气逼人、嫉恶如仇而又鲁莽粗心等等，也都写得绘声绘色。

罗贯中塑造人物形象，还往往采用强强对照的方式，写诸葛亮的聪明才智，特地以才华横溢的周瑜、老谋深算的曹操、胸有城府的司马懿这些强者作为映衬，犹如众星捧月似的凸现了诸葛亮的品质和才能。毛宗岗所谓“观才与不才敌，不奇;观才与才敌，则奇”(《读三国志法》)，道出了这种笔法展现人物性格的作用。

《三国演义》虽然采用文白夹杂的语言，与运用白话的其他小说比似逊一筹，但这是为其书特定的历史题材所局限，况且，如庸愚子所说:“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记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粗具文化的读者并未觉得怎么艰深。小说问世之后，这种风格的语言也没有影响它的盛行于世。甚至东传到扶桑，一经该国通俗作家吉川英治翻译成日本长篇小说《三国志》，使得日本几乎家喻户晓，而且成为宗教活动家池田大作组建团体的政治、道德、计谋等诸方面的“圣经”似的参考书，他们看重的恰恰是书中的忠义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