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

《三国演义》所写的历史故事，起自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终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西晋统一。它集中叙说了汉末魏、蜀、吴三国时代社会历史的兴衰过程，描写了各封建统治集团之间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种种样态。由于民间故事和通俗文艺形式是非观念的强大影响，以及作者本人判断历史的价值观及“有志图王”的谋略思想，《三国演义》一书明显表现出拥刘反曹、尚忠重义、尊崇智慧的思想倾向。

(一)拥刘反曹:正统的历史观

罗贯中采用了在群众中流传久远的三国故事题材，并与群众的是非爱憎共鸣，接受了群众“拥刘反曹”的历史观。其书把蜀汉当作矛盾的主导方面，把刘、关、张、诸葛亮当作小说的正面人物，把曹操当作与蜀汉不共戴天的“汉贼”。全书共一百二十回，其中自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至诸葛亮病死五丈原这51年间的事件就占去了一百零四回，以后四十六年仅用十六回就草草收束。在曹操、刘备、孙权三个政治集团中，把曹、刘集团作为主要对立面，并把刘备集团放在中心地位。孙权集团虽然也是刘备集团争斗的敌手，但更多是作为刘备集团对抗曹操集团的联合力量。作品紧紧抓住曹、刘两个集团的矛盾这一主线，刻画了曹操和刘备两个对立的艺术形象，展开了一系列人物、事件的描写。在刻画曹操和刘备这两个对立的人物时，作者的情感态度始终是尊刘贬曹。

《三国演义》对曹操的谴责、贬斥和对刘备的歌颂、赞美，包含有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如指斥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强调刘备是“汉室宗亲”，可以名正言顺地即帝位“续大统”。这种观念与作品对黄巾起义的敌视态度，都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局限性。不过，这种“拥刘反曹”的倾向，实际上是表达了封建社会的民众在不能改变现实统治秩序的情况下，希望君主仁慈宽厚、多行仁政，以反对暴虐统治的强烈愿望。其实，历史上的曹操和刘备都是杰出的政治家，陈寿的《三国志》说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说刘备是“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对二人并不曾有过分的抑扬褒贬。但《三国演义》却赋予曹操奸诈、残忍、骄横、多疑的品格，不仅写他“汉贼”的政治品性，而且还通过残杀吕伯奢一家、为父报仇、割发代首、梦中杀人等情节写出了他的道德品格，从而塑造了一个典型的以“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为信条的残暴至极、自私自利的奸雄形象。在他的身上，作者集中了封建统治者种种恶劣的品质。不仅如此，曹魏集团中也是坏人成群，好人寡见。而与曹操相对立的刘备，在作者笔下，恰与曹操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具备了一切美好的品格，成为一个“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的贤明君主。作品中的刘备，爱民如子、忠厚仁义、礼贤下士，终其一生为复兴汉室而努力奋斗。而且，整个蜀汉集团中，君臣和睦，亲如手足，君明相贤，同舟共济。将领也多为忠义之士，坏人只是极个别现象。所以，蜀汉集团能在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实力都不及孙、曹的形势下，终能与孙、曹分庭抗礼，鼎足而立。这种“拥刘反曹”的观念虽然是一种与历史真实相悖的正统历史观，但是不能不承认，它寄托着作者仁政爱民的理想，反映了封建时代民众对于仁政的向往，对明君的渴慕，对暴君的憎恶之情。

(二)尚忠重义:市井的道德观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活跃在政治、军事舞台上的杰出人物，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封建社会的某些伦常观念。其中一些作者倾力打造的主要人物，如关羽、诸葛亮等，毋宁说是“忠义”观念的化身。

“忠义”本是历代统治者规范臣民恪守本位、遵从秩序的道德戒律，所谓“忠”，是忠于君主，唯君王而生，唯君王而死;所谓“义”，是循礼而为，一切行动“不逾矩”。经过统治者的不断灌输，“忠义”观念也浸润到市井民间，不过，市井民众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这一道德范畴进行自己的诠释和理解。与统治者更多强调的“忠”相比，因为他们处于统治机器的底层，所以更看重的是“义”，在他们的眼里，“忠义”其实就是“义气”的同义语。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把封建正统道德与市井道德巧妙地捏合在一起，在显示了他“有志图王”的理想的同时，更加照顾了市井民众的阅读需要和审美需求。小说中讴歌的关羽和诸葛亮两个人物，可以说是对“忠义”的经典阐释。诸葛亮在被三顾茅庐请出山后，对刘备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一点连他的对手司马懿也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他“竭尽忠诚，至死方休”。刘备临终时，嘱咐诸葛亮:阿斗能成气候就辅佐他，不成气候可以取代他。而诸葛亮却呕心沥血，死心塌地地辅佐这位扶不起来的后主。当他第四次伐魏时，形势一片大好，后主听信谗言，将他召回。诸葛亮值此大业将成与君命撤退的进退两难之际，不禁叹道:“吾正欲建功，何故取回?我如不回，是欺主矣。若奉命而退，日后再难得此机会也。”结果他为了尽“忠”，还是放弃了千载难逢的建业良机，完满了他的“忠义”品格。

实践罗贯中“忠义”思想的另一个典型人物是关羽。关羽自从与刘备结义之后，情同手足;刘备称帝之后，二人又是君臣关系。为了效忠这位皇帝大哥，关羽跟着他鞍前马后地浴血奋战，真正做到了肝脑涂地。纵然曹操俘获他后，对他恩礼有加，他却“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得知刘备的去处后，便一骑绝尘而去。如果说在“忠义”方面，诸葛亮侧重“忠”，关羽则更侧重“义”，更符合市井民众的“义气”标准。关羽的一生行状几乎无不与“义”关联，他与刘备、张飞桃园三结义，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义释曹操等等，都是在“义”的思想指导下的完美实践。为了一个“义”字，他可以置生死、是非、敌我于不顾。他“义”字当头的所作所为，连一代奸雄曹操都赞不绝口地说:“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来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也。”罗贯中在“忠义”思想指导下塑造的关羽形象，投合了市井民众的价值需求和审美情趣，所以在《三国演义》问世后，关羽的形象愈演愈神，升格为民间信奉的神灵。似乎连孔老夫子都难以像“关老爷”这样，在城市，在乡村，在国外所有有华侨的唐人街，受到国人和华侨的广泛拥戴和虔诚祭祀。

(三)尊崇智慧:“有志图王者”的谋略

《三国演义》一书向读者展现了政治较量、军事斗争，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大量智慧。作者本身是一位“有志图王者”，小说中的运筹帷幄或见机行事的各种计策，应该是作者本身通过学习和体验积累起来的修身治国的谋略，也当是他希望进身或立功建业的知识实力。似乎因为仕途不顺，所以才以“湖海散人”的身份，将这些智慧都借小说人物之口，充分地表现出来。集中展现这些智慧的是人称“卧龙”的诸葛亮，他在波诡云谲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中，屡屡能够转败为胜，化险为夷，智慧惊人，才能绝世。他舌战群儒，草船借箭，三气周瑜，博望坡火攻，智取汉中，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空城计等等，神机妙算，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诸葛亮似乎是罗贯中心目中最崇拜的智慧典型，所以把他的智慧写到了“近妖”的地步。世称“奸雄”的曹操是另一个智慧的典型，尽管他的智慧被称作“奸诈”，但他的足智多谋决不在诸葛亮之下。小说中的智慧人物尚有许多，如曹魏的司马懿，孙吴的周瑜、吕蒙、陆逊，蜀汉的庞统、姜维等等，他们临机应变的才能也都被渲染得淋漓尽致。作为通俗小说作家的罗贯中，生时不可能受到世人的看重，死后也无史家为其作传，他的立功、立言思想无从详知，但是，小说中借人物形象而充分展现的智谋，却显示了他重视谋略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