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　说

自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开国，到明毅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1644)亡国，明代前后共计二百七十七年。明代文坛最突出的特征是传统的文学样式诗、词、文等成就已经远远难以和唐宋相比，而小说、戏剧这类一向难登大雅之堂的文学样式却有了长足的发展。明代文坛之所以形成这种鲜明的特征，除了明代手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发达，雕版印刷技术的提高与书坊事业的繁荣这些基本条件外，文艺思想的重大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重大原因。明代开国后，先是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派主张诗宗杜甫，接着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后来的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继续鼓吹“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明史·李攀龙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明史·王世贞传》)，这就使得明代文坛长期笼罩在一种复古拟古的风气里，导致诗、词、文的创作在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模拟中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和活力。在与复古拟古文学思潮相对抗的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各派之中，势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是以“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首的公安派。公安派立足于发展的文学观，反对复古，反对模拟，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他们不仅有理论，而且还有实践自己理论的创作实践，笔下确实不乏内容充实、寄意遥深之作，然而从整体而言，并不能改变明代传统文学样式衰微不振的局面。不过，公安派重视小说、戏剧的观点倒是非常与时俱进。小说、戏剧这种通俗文学形式即使在兴起的宋元时期，也并未改变形同文坛小妾的卑贱身份，公安派则与其师李贽一起突破正统观念的樊篱，第一次对它们的价值给予了认定和好评。李贽说:“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水浒传》……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童心说》)袁氏兄弟在李贽的影响下，也都对《水浒传》之类的通俗文学样式大加青眼，以诗赞许。应该说，小说、戏剧至明发展显著，与这些著名文人的推崇多少有些因果关系。

在戏剧方面，元代如日中天的杂剧入明以后渐渐每况愈下。嘉靖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同前朝杂剧并驾齐驱的作品，稍有可观者是王九思的《杜甫游春》和康海的《中山狼》，二剧总算没被歌舞升平的丝竹声淹没自己的声音。嘉靖以后，杂剧更趋衰败，偶有创作，形制上已与传统杂剧大相径庭。作为这批逐渐偏离杂剧正统轨道的明代新杂剧，代表作主要有徐渭的《四声猿》——《渔阳弄》、《翠乡梦》(《玉禅师》)、《雌木兰》、《女状元》，后二剧在立意上很有新意，它们以女性为主人公，或讴歌她们的武艺，或称扬她们的才学，一反过去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表现了作者的女权思想。此外，徐复祚的《一文钱》，王衡的《郁轮袍》，孟称舜的《人面桃花》等也略有可观，有的甚至被改编后仍活跃在当今的舞台上。

真正代表了明代戏剧繁荣与成就的不是杂剧，而是传奇。传奇的前身是宋元的南曲戏文(简称南戏)，即一种专门以南方语言、南方曲调演唱的民间戏曲。嘉靖以后，传奇的创作渐渐取代杂剧而成主流，先后出现了李开先的《宝剑记》、梁辰鱼的《浣纱记》与《鸣凤记》等比较优秀的作品。到晚明时，传奇的创作达到了顶峰，并且形成了两大流派: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和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吴江派注重语言“本色”，严守音韵格律，派下作家众多，除沈璟外，还有王骥德、吕天成、叶宪祖、冯梦龙、袁晋、范文若、卜世臣、沈自晋等。这一派创作成就不高，但对明代昆曲音律的整理有一定的贡献。临川派则注重剧作“曲意”，强调曲词文采，为了内容的需要，甚至不惜在音律上有所乖拗。他们倡导灵性，主张文学应该表现情、真情、灵性，对后世影响颇深。这一派的巨匠汤显祖是明代最杰出的戏剧家，《临川四梦》(《玉茗堂四梦》)——《紫钗记》、《牡丹亭》(即《还魂记》)、《邯郸记》、《南柯记》是他的代表作。尤其是《牡丹亭》，称得上是中国戏剧史上成就最高的作品之一。它成功地塑造了杜丽娘与柳梦梅两个艺术形象，借以歌颂反对封建礼教，渴望爱情幸福，以及追求个性解放和精神自由的精神。《牡丹亭》一剧想象奇伟，构思新颖，曲词优美细腻，明人屠隆说他“才高博学，气猛思沉。格有似凡而实奇，调有甚新而不诡;语有老苍而不乏于姿，态有秾艳而不伤其骨”(《明诗纪事》引《绛雪楼集》)。这部传奇在当时及后世都很有影响，清人沈德潜说:“汤义仍《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顾曲杂言》)晚明传奇著名者尚有李玉的“一(《一捧雪》)、人(《人兽关》)、永(《永团圆》)、占(《占花魁》)”与《清忠谱》，以及高濂的《玉簪记》、孙钟龄的《东郭记》等等。

在明代各种文学样式中，成就最大的是小说。嘉靖以前，明代小说出现了一些长篇章回体，如《三国演义》(即《三国志通俗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平妖传》、《水浒传》等。这些作品大都是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经过民间艺人的反复补充和修润，最后由作家加工改写而成的。其中，《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名列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内，两书对后来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的大量产生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短篇小说方面，则产生了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李祯的《剪灯余话》。这两部短篇小说集所收作品形式颇类唐代传奇，但成就不如远甚，而且带有浓厚的说教色彩，不过，它们在中日文学交流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对日本江户时代的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嘉靖以后，小说的创作发展更加迅速，形成了作品数量多、题材也较为广阔的局面。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长篇小说有五六十部之多，按照作品的题材大致可以把它们分为四种类型:

一是讲史小说。这类小说大都属于“演义”的性质，有的则向豪侠小说发展。其中比较著名的如余邵鱼的《列国志传》、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谢诏的《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袁韫玉的《隋史遗文》、熊大木的《北宋志传通俗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纪振伦的《杨家府演义》、无名氏的《英烈传》等等。严格地讲，这些作品大都流传于民间，尚未得到一流高手的润色加工，所以仍然难免粗糙鄙陋。相对说来，《北宋志传通俗演义》、《英烈传》两部似乎都不无可称道之处，前者写杨家将的精忠报国，后者写朱明开国的故事，二者文笔都较平庸，但因内容受到民众的喜爱，所以影响不可小视。

二是神怪小说。嘉靖以后道教、佛教的相继盛行是这类小说应运而生的历史语境，而且，第一部神怪小说《西游记》的成功问世，似乎激发了不少作者从事这类题材创作的积极性。他们或者补作，或者续作，如无名氏的《续西游记》和董说的《西游补》等，或者模拟仿效，如吴元泰仿作《东游记》，余象斗仿作《南游记》、《北游记》，杨志和仿作《西游记》等。《西游记》之外，还有罗懋登的《西洋记》(《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许仲琳的《封神演义》等。这类小说除《西游记》名列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内外，《封神演义》似乎是演绎《武王伐纣平话》，文字流畅，幻想奇特，不仅受儿童读者欢迎，而且成为当今电脑时代改编卡通片的武库，日本很多以《封神演义》为名的网站，以电子手段演绎该故事，颇受玩家的青睐，其影响甚至超过了《西游记》。

三是人情小说。此类作品如《金瓶梅》、《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等，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则是其中的翘楚。这部小说借《水浒传》中一段西门庆与潘金莲通奸、武松报兄仇而杀嫂的家庭故事，演绎成百回长篇巨制，以自然主义的笔法描写西门庆从“发迹”到败落的罪恶一生，深刻地揭示了明代社会的黑暗和丑恶。小说以细腻的笔触，精雕细刻地描绘了形形色色具有个性的人物形象。语言也圆熟流畅，在明代小说中当属上乘之作。但是，这部小说瑕瑜互见，最明显的缺陷是全书充斥着腐烂的罪恶，通篇是冷酷和绝望，未见一丝一毫的暖意和亮色。其中大量露骨的性描写对少男少女无益而有害，而且由此只能将它定位为十八岁以下谢绝阅读的“成人小说”。尽管如此，瑕不掩瑜，《金瓶梅》还是值得肯定的，正如鲁迅先生的评价:“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反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缙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中国小说史略》)对小说《金瓶梅》不仅不能全盘否定，而且应该关注它首开家庭生活描写的先例，系首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这些特点使其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备了一些开创性的价值。《金瓶梅》问世后，又有同出其书作者之手的《玉娇梨》(或作《玉娇丽》)，惜已亡佚。明末清初另有丁耀亢的《续金瓶梅》，只是艺术水平已被道德说教取代得一干二净。《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诸书都为明末清初描写才子佳人的作品，立意都很平庸，描写也并不出色，然而近世英法人士均以为是中国小说的精品，纷纷将其译成英语、法语，这也是中外文学交流史上令人饶有兴趣的研究课题。

四是公案小说，如李春芳的《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余象斗的《皇明诸司公案传》、无名氏的《龙图公案》等。这类小说就文学艺术水平而言难以令人恭维，但是符合民众憎恨贪官、仰慕清官的心理，所以也有不少受众。

短篇小说在这一时期也相当繁荣。话本小说的流行与畅销，引起了文人的重视，于是出现了文人积极拟作话本的兴盛景况。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大量印刷刊行短篇小说成为当时市井的一道亮丽风景。在这道风景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位小说作家是冯梦龙(1574～1646?)与凌濛初(1580～1644)。前者以编撰的话本小说集“三言”蜚声中外，后者以创作的拟话本小说集“二拍”驰誉古今。所谓“三言”，指的是《喻世明言》(《古今小说》)四十卷、《警世通言》四十卷和《醒世恒言》四十卷;所谓“二拍”，指的是《初刻拍案惊奇》四十篇和《二刻拍案惊奇》四十篇。“三言”共包括宋、元、明人话本一百二十篇，所收作品或许经过冯梦龙的润色和加工。“三言”所写的内容十分广泛，有的虽然涉及古代史事，但主要取自民间的故事和传说。以婚恋为题材的作品在“三言”中所占比例最大，佳作也较多，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钱秀才错占凤凰俦》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成功地塑造了几个人物形象，杜十娘的忠贞、李甲的懦弱、孙富的奸诈等，都很有典型意义，因此小说在后世广为流传。此外，“三言”中还有少量歌颂友情与侠义的、揭露和批判社会制度的、描写商人阶层生活的，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二拍”共有八十篇，除去一篇重复的及一篇杂剧，实有七十八篇。所收小说颇有急就章的痕迹，尤其是“二刻”，完全是针对市场的需求匆忙成书的。所以整体上说，“二拍”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逊于《三言》，其中少数作品尚属佳作，能借情节生动的故事反映当时的现实，而很多作品则杂有因果报应、封建说教等陈腐观念以及过分的性描写。崇祯末年，抱瓮老人从“三言”中选二十九篇、从“二拍”中选十一篇，编作一集，名为《今古奇观》。因为所选大都为精华，所以这部选本的流行远远超过了全本。此外，明末的“拟话本”还有天然痴叟的《石点头》、周楫的《西湖二集》、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等，但成就均在“三言”、“二拍”之下。

与戏剧、小说同为通俗文学的民歌在明代也受到了重视。明人曾自豪地称之为“一绝”，如卓人月所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陈鸿绪《寒夜录》引)明代民歌情感真挚炽烈，语言清新活泼，风格泼辣率直，表现出与正统诗词的截然有别。明人中搜集民歌最力的是冯梦龙，他编有《挂枝儿》、《山歌》两种，从中可以窥见明代民歌的大致风貌。

清代(1644～1911)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自清兵入关(1644)至道光二十年(1840)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最后一个时期。清人入关后，在以武力血腥镇压汉人反抗的同时，又采取怀柔的政策。高压与笼络的兼用，使局势渐趋稳定，民族矛盾渐趋淡化，出现了长达一百余年的所谓康、乾盛世。康、乾盛世既是清帝国国势最强大的时期，又是中国学术文化的最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训诂、校勘、笺释、辨伪等整理古籍的工作，成为一种治学的时尚。反对空想，强调实际，排斥空论，提倡实证，构成了康、乾朴学的朴实学风。作为此时期学术繁荣的表现之一，是大批古代典籍的编纂成功，如康熙年间成书的《渊鉴类函》、《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续通典》、《续文献通考》、《续通志》、《清通典》、《清文献通考》、《清通志》等。但是，学术事业与文学事业的发展有时并不能成为正比，清代文学的整体风貌并未像康乾盛世的文化那样繁荣。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前清一代学风，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相类甚多。其最相异之一点，则美术文学不发达也。清之美术，虽不能谓甚劣于前代，然绝未尝向新方面有所发展，今不深论。其文学:以言夫诗，真可谓衰落已极。吴伟业之靡曼，王士祯之脆薄，号为开国宗匠。乾隆全盛时，所谓袁枚、蒋士铨、赵执信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向迩。诸经师及诸古文家，集中多亦有诗，则极拙劣之砌韵文耳。嘉、道间龚自珍、王昙、舒位号称新体，则粗犷浅薄。咸、同后竞宗宋诗，只益生硬，更无余味。其稍可观者，反在生长僻壤之黎简、郑真辈，而中原更无闻焉。直至末叶，始有金禾、黄遵宪、康有为，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以言夫词，清代固有作者，驾元、明而上，若纳兰性德、郭麐、张惠言、项鸿祚、谭献、郑文焯、王鹏运、朱祖谋皆名其家，然词固所共指为小道者也。以言夫曲，孔尚任《桃花扇》、洪昇《长生殿》外，无足称者。李渔、蒋士铨之流，浅薄寡味矣。以言夫小说，《红楼梦》只立千古，余皆无足齿数。以言夫散文，经师家朴实说理，毫不带文学臭味;桐城派则以文为司空城旦矣。其初期魏禧、王源较可观，末期则有魏源、曾国藩、康有为。清人颇自夸其骈文，其实极工者仅一汪中，次则龚自珍、谭嗣同，其最著名之胡天游、邵齐焘、洪亮吉辈，已堆垛柔曼无生气，余子更不足道。要而论之，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价值极大;清代文学美术，在中国文艺史、美术史上价值极微。此吾所敢昌言也。”梁氏此番论述虽然不无偏激之嫌，但对一些关键问题却基本上持论无误。清代传统的文学样式诗、词、文等成就固然胜于前元，高于前明，但与本朝的通俗文学样式戏剧、小说相比，还是大为逊色。这些年龄高达数百岁乃至一千几百岁的传统文学样式，仿佛步履蹒跚的老人，走到清代时，已经显现出满身疲态。唯独戏剧、小说这类方兴未艾的文学样式，在金圣叹、李渔、袁枚等具有叛逆性格的文艺理论家的从旁鼓吹下，结出了新鲜的硕果。

清代的戏剧杂剧不如前元，传奇不如前明。传奇的作者大都生活在前明汤显祖、徐渭的阴影里，专务模拟，缺乏独创，偏重曲词，讲究文采，使戏剧成了案头把玩之作。直到康熙年间“南洪北孔”的登台，才使清代的传奇绽放夺目的光彩。“南洪”谓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洪昇(1645～1704)，他创作的《长生殿》使其名不胫而走，妇孺皆知。这部传奇一共五十出，作者曾自己言及创作缘起和投入精力:“忆与严十定隅坐皋园，谈及开元天宝间事，偶感李白之遇，作《沉香亭》传奇。寻客燕台，亡友毛玉斯谓排场近热，因去李白，入李泌辅肃宗中兴，更名《舞霓裳》，优伶皆久习之。后又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马嵬之变，已违夙誓，而唐人有玉妃归蓬莱仙院，明皇游月宫之说，因合用之，专写钗合情缘，以《长生殿》题名，诸同人颇赏之。……盖经十余年，三易稿而始成，予可谓乐此不疲矣。史载杨妃多污乱事，予撰此剧，止按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为之。而中间点染处，多采《天宝轶事》杨妃全传。若一涉秽迹，恐妨风教，绝不阑入，览者有以知予之志也。”(《长生殿·例言》)作者在构思立意上，精心表现的是“精诚不散，终成连理”的爱情主题，并且采用多种表现手法，调动丰富的想象力，凭借符合人物性格与情感色调的曲词，力图突现这一主题。作者在较为圆满地贯彻了这一主题之余，还深刻地再现了安史之乱的历史背景，暴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在剧中，作者还大胆地摈弃了红颜祸水、美女亡国的陈腐观念，为杨贵妃创作了较为完美的人格品质，这也是这部戏高于同类题材戏的地方。这部戏在结构、韵调、排场诸方面也颇见作者的匠心，以至“爱文者喜其词，知音者赏其律，以是传闻益远。畜家乐者，攒笔竞写，转相教习，优伶能者，升加什佰。”(《长生殿·吴人序》)“北孔”谓山东曲阜人孔尚任(1648～1718)，他以一部杰出的《桃花扇》为自己赢得了不朽的声誉。关于这部剧的创作缘起，他自己说道:“族兄方训公，崇祯末为南部曹，予舅翁秦光仪先生其姻娅也。避乱依之，羁栖三载，得弘光遗事甚悉，旋里后数数为予言之。证以诸家稗记，无弗同者，盖实录也。独香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者。虽不见诸别籍，其事则新奇可传，《桃花扇》一剧感此而作也。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桃花扇本末》)他试图本着忠于历史的实录精神，通过名妓李香君与名士侯方域的爱情故事，反映南明王朝崩溃的必然过程。所作基本实现了预期的构想，剧中的各种正反人物也塑造得有血有肉，特别是女主人公李香君，作者以充满同情和尊敬的笔触，对她进行了灵魂的净化和精神的升华，使她从身份低贱的妓女一跃而为既忠于爱情又寄心国家危亡、既柔情似水又刚肠嫉恶的女中丈夫形象。遗憾的是，剧末将李、侯二人的结局归于入道，不免令人顿生虚无幻灭之感。“南洪”还作有杂剧《四婵娟》，“北孔”还与顾彩合作有传奇《小忽雷》。乾隆年间，被人誉为“近时第一”的蒋士铨作有《藏园九种曲》(包括传奇六种、杂剧三种)，被人夸为“别具一副手眼”的杨潮观作有《吟风阁杂剧》(含杂剧三十二种)，但这些剧作在《长生殿》、《桃花扇》面前都相形见绌了。

清代的小说继续着前明旺盛的生命力，作者层出，作品迭现。清初，陈忱的《水浒后传》、褚人获的《隋唐演义》、钱彩的《说岳全传》、吕熊的《女仙外史》等长篇小说先后问世，它们通过前朝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寄托了作者的民族情绪，曲折地表现了忧国情怀，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其中《水浒后传》、《隋唐演义》、《说岳全传》在市井间流传甚广。文言短篇小说则出现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这部小说集继承六朝志怪和唐代传奇的传统，借鬼神影射人世，借妖仙寄托“孤愤”，堪称一部奇书。蒲松龄还作有白话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文字洗练生动，人物各具特征，然而专说因果报应，价值无法与其《聊斋志异》相比。乾隆年间，出身豪门而一生潦倒的安徽全椒人吴敬梓(1701～1754)创作了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同样生于名门望族同样终生困顿的河北人曹雪芹创作了长篇小说《红楼梦》，这两部巨著标志着清代小说达到了艺术的巅峰，而且，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们的问世意味着长篇小说群体性创作时代的结束，完整展现作家个性与独创精神的开始。《儒林外史》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座讽刺文学的丰碑，它以嬉笑怒骂酣畅淋漓的笔法，以冷峻锐利入木三分的眼光，讽刺与鞭挞了罪恶的封建科举制度及追名逐利蝇营狗苟的芸芸众生，暴露和批判了中国封建文化的腐朽和虚伪。可惜吴敬梓在批判与揭露中寻觅不出革新之路，只寄望于往古的“纯儒”，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思想局限。就小说的结构与情节而言，《儒林外史》最大的缺憾是全书比较散漫，正如鲁迅先生所评:“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中国小说史略》)小说《红楼梦》称得上是清代文学成就的最杰出的代表，作者以其深厚的学问功底，渊博的知识架构，丰富的人生阅历，精湛的写作技艺，为读者撰述了一部清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人们从中既可以深切感受生活在那个社会中的青年男女的坎坷命运，又可以领略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而且，似乎没有任何一部小说能像《红楼梦》这样对后世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此外，这个时期的长篇小说尚有夏敬渠(1705～1787)的《野叟曝言》、李百川的《绿野仙踪》，屠绅(1744～1801)的《蟫史》，李汝珍(1763?～1830?)的《镜花缘》等等。然而诸书都有卖弄学问之嫌，惟《镜花缘》一书张扬女权，倒还较有新意，小说前半部较有文学价值，惜乎虎头蛇尾。这一时期的拟话本小说有《醉醒石》、酌元亭主人的《照世杯》、圣水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等等，不过艺术造诣难与前明的“三言”、“二拍”相提并论。文言短篇小说则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新齐谐》等，但其成就都不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