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杂剧的起源与形制

(一)杂剧的起源

杂剧的直接源头可以归结为宋、金的诸宫调与宋杂剧、金院本。

前已述及，诸宫调是产生于北宋而盛行于金代的说唱文学形式。北宋的诸宫调今已不存，金代完整的也只有《董西厢》。这种说唱文学按照不同的宫调将不同曲牌连成一套，用以演唱具有情节的故事;演唱时通过戏中人物的自叙来展开故事情节和展现人物的心理活动;通篇的结构比较宏大完整;演唱时的音乐采用北方的乐曲。这些特征对元杂剧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换言之，元杂剧便继承了《诸宫调》的体式及音乐。

宋杂剧和金院本是在唐代以科白滑稽为主的参军戏基础上糅合了其他表演艺术的特征而逐步形成的。据吴自牧的《梦粱录·妓乐》，宋杂剧已经具备了“大抵全以故事，务在滑稽，唱念应对通遍”的特征，大致发展成综合的表演艺术形式。虽然宋杂剧的剧本如今已经无从看到，但宋人周密的《武林旧事》一书的《官本杂剧段数》中还记载着剧目的名称。到了金代，这种宋杂剧又被称作“院本”，元陶宗仪的《辍耕录》中记载着院本的剧目名称。从文献资料记载与出土戏曲文物来看，院本的内容具有简单的故事情节和戏剧冲突，不过仍以滑稽调笑为主;四五个角色已各有不同的名目;戏中或偏重于说，或偏重于唱，说(念诵、说白)与唱渐趋结合;开始向代言体的方向倾斜。总之，金院本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戏曲形式。

元杂剧便是在宋、金《诸宫调》及宋杂剧、金院本的基础上，吸收其他民间技艺的某些特点发展而成的。杂剧之所以在元代达到了兴盛繁荣的局面，是因为当时城市经济生活的相对繁荣、市民娱乐要求的不断增长，为杂剧演出提供了物质条件(演出场所)和群众基础(大批观众);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尤其是民族音乐、舞蹈的传入，为杂剧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珠帘秀、赛帘秀等一批才艺卓绝的演员在舞台上引起了追星效应。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元代执政者实施的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将汉族文人打入了社会底层，所谓民分十等，儒居末流，攀援无路的文人被迫把文才和精力投向市井间的杂剧创作。其中涌现出一批头角峥嵘的剧作家，他们以创作杂剧为同好，结成“玉京书会”之类的写作团体，形成近乎以写剧本为专业的作家群。他们创作出的优秀剧目对引领杂剧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杂剧的形制

元杂剧的曲调是由北方民间歌曲、少数民族的乐曲和中原传统的曲调(包括宫廷、寺庙、民间音乐)结合而成;从辽金以来传入中国的音乐，“饶有马上杀伐之音”(徐渭《南词叙录》)，结合我国北方歌曲“慷慨悲歌”的传统，形成了新的乐曲体系——北曲。元杂剧里所用的曲调和唱腔主要是继承北曲的传统发展起来的，因此又被称为北曲杂剧或北杂剧。在音乐方面亦如散曲中的套数，每折只采用一个宫调，不相重复。杂剧常用宫调有九个，即“五宫”(正宫、中吕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四调”(大石调、双调、商调、越调)。每折戏的唱词，一韵到底，平仄通押。

如今所说的杂剧，其实就是流传至今的杂剧演出剧本。构成剧本的要素主要是曲词、宾白、题目正名以及各种提示。

曲词就是演员的唱词，由散曲中的套曲组成。在剧本中，每一支套曲成为一折。折，相当于现代戏剧中的幕，一折犹如一幕。每本杂剧，通常由四支套曲亦即四折组成。也有五折(如《赵氏孤儿》)或六折(如《秋千记》)的，但那是变例或特例。在第一折之前或各折之间，往往插有“楔子”。一般认为，楔子置于第一折之前，所起的作用犹如序幕;置于各折之间，则起过渡剧情的作用。曲词的韵律要求很严格，不过比散曲更容许使用很多衬字，有的时候还容许变格增句，目的是为了比较自由地传情达意。

宾白就是演员的台词。明人姜南说:“两人相说曰‘宾’，一人自说曰‘白’。”(《抱璞简记》)也就是说“宾”是对白，“白”是独白。宾白或用白话，或用韵语，韵语多为诗词。

题目正名用在剧本的末尾，多以两句、四句或八句的对句构成，如元刊本《古今杂剧三十种》中的《诸葛亮博望烧屯》:

题目　　曹丞相发马用兵　　夏侯惇进退无门

正名　　关云长白河放水　　诸葛亮博望烧屯

题目正名的作用一般是概括剧情，介绍内容，通常以正名的末句作为该剧的剧名。

各种提示包括说唱、科范、穿关、角色等提示。说唱提示以关键词“唱”、“云”表示，“唱”表示须要演唱，“说”表示须要说白。科范提示是对演员须做动作的提示，借以强调表演规范和舞台效果，在剧本中以关键词“科”或“介”表示，如“把盏科”、“做眼泪科”、“内做起风科”、“取白练挂旗上科”等。“穿关”提示是对剧中人物着装或胡须的提示。角色提示则是对演员承担角色的提示，在剧本中以“末”、“旦”等关键词表示。

演员脚色大体上可为末、旦、净、杂四大类。元杂剧的剧本中，曲词所占比重最大，通常每本戏只能由正末或正旦主唱，正末主唱的称“末本”，正旦主唱的称“旦本”。因此，剧本便有旦本或末本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