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董西厢》:精工巧丽，备极才情

《董西厢》，即金人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又称《弦索西厢》、《西厢弹词》，是迄今唯一保存完整的诸宫调作品，标志了当时说唱文学的最高水平，体现了金代文学的艺术成就。

董解元，生平事迹无可考。据元钟嗣成《录鬼簿》卷上和杨维桢《辍耕录》卷二十七记载，知其主要活动于金章宗时期(1190～1208)。“解元”只是当时读书人的一般称呼，具体名字不详。明汤显祖评本《董西厢》，说他名朗，但不知何据。从《董西厢》开头的三支曲词，似乎可以窥见董解元的为人:

《仙吕调·醉落魄缠令》吾皇德化，喜遇太平多暇。干戈倒载闲兵甲，这世为人白甚不欢洽!秦楼谢馆鸳鸯幄，风流稍是有声价，教惺惺浪儿每都伏咱。不曾胡来，俏倬是生涯。

《仙吕调·整金冠》携一壶儿酒，戴一枝儿花;醉时歌，狂时舞，醒时罢。每日介疏散，不曾着家。放二四，不拘束，尽人团剥。

《般涉调·太平赚》俺平生情性好疏狂，疏狂的情性难拘束。一回家想么诗魔多，爱选多情曲。比前贤乐府不中听，在诸宫调里却着数。一个个旖旎风流济楚，不比其余。

他似乎是一位接近下层社会的文人，气质风流倜傥，秉性放荡不羁，而且，既热衷诸宫调的创作，又对自己的作品颇为自信。

《董西厢》取材于唐代诗人元稹的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小说叙述的是少女崔莺莺与书生张生相爱，结果遭到遗弃的悲剧故事。这个故事后来几乎成为历代文人作品中永恒的主题。唐代诗人杨巨源、李绅、王涣分别作有《崔娘诗》、《莺莺歌》、《惆怅诗十二首》(其一)。杨、王二诗均为七绝，前者吟咏风流才子的春情，后者抒写二人幽欢后的伤感，都无大意思。李诗似乎是首长篇叙事诗，可惜仅存残句，《董西厢》中多次引用此诗，称之为《莺莺本传歌》。

到了宋代，诗词、小说、“说话”、“杂剧”、鼓子词等也都在叙说或表演着这个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赵令畤的《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赵令畤的这套鼓子词情节一仍元稹的小说，只是言说方式由《莺莺传》的叙述转变成鼓子词的说唱。不过，鼓子词结尾所缀的一曲这样写道:“镜破人离何处问?路隔银河，岁会知犹近。只道新来消瘦损，玉容不见空传信。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以有情也终难聚首的人间长恨收束全篇，比起《莺莺传》结尾肯定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不能不说是一点小小的进步。

到了金代董解元的手下，崔张的故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换言之，董解元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对流传了近四百年的这一爱情故事的主题进行了重构。首先，他通过对小说悲剧结局的彻底颠覆，改变了原作的主题。改作后的《诸宫调》描写了崔莺莺、张生为争取自由结合而进行的种种努力，以崔张相爱、出走和终成眷属代替了张生抛弃莺莺的悲惨结尾;纠正了原作所谓红颜祸水、“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荒谬见解和称许张生为“善补过”者的迂腐观点，明确提出“从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南吕宫·瑶台月］)的主张，向维护封建家族利益、要求婚姻门当户对的观念发出了挑战，从而使作品的思想升华到反对封建礼教的层次上，成为王实甫所作杂剧《西厢记》(即《王西厢》)的基础。

其次，董解元对崔张两个主人公形象进行了重塑，强化了两组有着复杂联系而又相互对立的人物形象。原作小说中矛盾的双方是莺莺和张生，而《董西厢》中对立的双方则是争取团圆的崔、张和以崔母为代表的封建势力，这种矛盾势力的重新分配和营构有力地突出了反抗封建礼教的主题。围绕这个主题，董解元还虚构了许多人物，增添了不少情节。经过董解元的改编，莺莺由一个受尽委屈、只能寄哀婉于尺牍诗柬的柔弱女子，变成了敢于反抗封建礼教、敢于大胆追求爱情的坚强女性。张生由一个对女性“始乱终弃”的薄情郎，变成了有情有义、忠于爱情的痴情男子。崔母在原作中只是介绍莺莺与张生相见的中介符号，形象模糊，缺少个性，在《董西厢》中则被重塑成阻碍崔、张结合的封建礼教的代表者，使以她为一方，以崔张为一方的矛盾冲突更加富于戏剧性。红娘和法聪两个次要人物，也被塑造得别具风采，特别是红娘这个下层奴婢，热心大胆，勇敢机智，成为崔张二人同崔母展开斗争的最得力助手。法聪则不畏强暴，见义勇为，成为崔张争取结合的可靠同盟军。无论是男女主人公性格的强化，还是次要人物形象的补充，都对作品深化主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董西厢》在艺术上也很有造诣。结构宏伟和情节曲折是其最突出的艺术特色。作者把三千余字的《莺莺传》扩大为五万余字的说唱文学作品，除说白之外，总共包括了十四种宫调的一百九十三套组曲，在对张生闹道场、崔张月下联吟等场面进行扩充描写的同时，又增加了张生害相思、莺莺探病、长亭送别、梦中相会、出奔团圆等情节，使崔张争取爱情的过程，充满了曲折与冲突，酿成了引人入胜的戏剧魅力。作品以爱情进展为主线，用交叉描写男女主人公的手法来表现他们在相知相爱过程中的性格发展，同时巧妙而自然地穿插了其他人物的活动及其繁复的内心世界。由于矛盾冲突尖锐复杂，在故事紧要关头，又故意盘马弯弓，迟回不发，惯用“忽来红娘”、“蓦地出聪”的转换写法，屡屡在山穷水尽之际，另辟一条蹊径，别现一派风光。从普救寺崔张巧遇起，经过闹斋、寺警、法聪递信、将军解围、西厢侍月、客馆拷红、长亭送别、村店惊梦、郑恒传谣、崔张出走，到最后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可说是千回百折，波澜起伏，充满了强烈的戏剧性。

善于叙述是这部作品的又一个艺术特色。作者发挥了说唱文学的特长，在用曲词演唱的同时，间以说白复述情节，使故事脉络分明，情文相生。无论景物点染，气氛酝酿、事件交待和人物刻画，都运用曲词说白表现得挥洒自如，恰到好处。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在评论《董西厢》时指出:“董词最善叙述。”叙述，是说唱文学主要的艺术手段，也正是与戏曲的不同之处。《董西厢》充分利用这种不受时间和场景限制的叙述手法，叙事写人，传情达意。融叙事、抒情、写景为一体，借以渲染烘托人物的思想感情，达到了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艺术境界。作者还采用夸张、比喻、烘托、倒叙等种种表现手法，补充和强化了作品的叙述功能。如莺莺与张生在长亭分别后，作者用［黄钟宫］一套九支曲子来淋漓尽致地叙说莺莺与张生别后的刻骨相思，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作品的语言方面也颇有造诣，显示了质朴奇俊的特色。作者善于提炼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写成朴素本色的曲词，字里行间流溢出浓烈的生活气息，如写莺莺相思:

滴滴风流，做为娇更柔，见人无语便回眸。料得娘行不自由，眉上新愁压旧愁。天天闷得人来彀，把深恩都变做仇，比及相见待追求，见了依前还又休，是背面相思对面羞。《出队子》

再如写长亭送别:

马儿登程，车儿归舍，马儿往西行，坐车儿往东拽，两口儿一步离得远如一步也。《尾》

这些地方都显示了董解元将口语入词的巧妙手段。不仅如此，他还善于吸收古典诗词里的句法与语汇，使曲词俗中带雅，富有韵味。如表达莺莺在张生赴试后的愁绪的“非关病酒，不是伤春”，就源于李清照的“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凤凰台上忆吹箫》)。尤其是崔张长亭相别一段，显示出作者汲取柳永慢词的词意，熔铸情景交融的别离意境的功夫:

蟾宫客，赴帝阙，相送临郊野。恰俺与莺莺，鸳帏暂相守，被功名使人离缺。好缘业，空悒怏，频嗟叹，不忍轻离别。早是恁凄凄凉凉受烦恼，那堪值暮秋时节。雨儿怎歇，向晚风如凛冽，那闻得衰柳蝉鸣凄切。未知今日别后，何时重见也。衫袖上盈盈，揾泪不绝。幽恨眉峰暗结。好难割舍，纵有半载恩情、千种风情何处说?《玉翼蝉》

《董西厢》的语言文质彬彬，雅俗相兼，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它:“精工巧丽，备极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当是古今传奇鼻祖。金人一代文献尽于此矣。”的确是中肯之评。

当然，有的情节不够集中，有的人物性格不够完整等等，这也是《董西厢》存在的缺陷。但这些并不能掩盖它的卓越成就以及对戏曲、说唱文学所起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