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　说

金(1115～1234)是女真族首领阿骨打创建的王朝，统治了北中国达一个世纪之久。金朝与南宋隔水对峙，刀兵相向，但血脉关系与文化往来并未因天堑而阻断，并未被战争所隔绝。而且，汉文化的巨大同化力迅速将入主北国的金人纳入了自己的磁场。金代文人虽然生活在少数民族当权的特殊历史语境中，但炎黄文化的传统与基因继续左右着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他们以汉诗汉文吊古伤今，忧时愍乱，写下了不少名留青史的佳作。元好问(1190～1257)，是金代文人中最著名的作家。他的诗歌创作反映了金元易代之际兵燹给民众带来的深重苦难及文人内心的悲愤痛楚，如《岐阳三首》等，至今令人读后有“诗史”之感。他的鉴赏眼光和理论修养也很不俗，所作《论诗绝句三十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位。

与诗文相比，金代的叙事文学成就引人注目。所谓叙事文学主要包括戏剧“金院本”和说唱文学“诸宫调”。“金院本”由北宋官本杂剧演化而来，只是演出的舞台从过去的宫廷府院转移到瓦舍行院，观众从以往的王公贵族变成了一般的民众。这样的变化倒是给戏剧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生命力，当时的“金院本”题材广泛，剧目繁多，据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卷二十五载记，其段数有近七百本之多，足见当时的繁荣程度。后来元杂剧的鼎盛与“金院本”的繁荣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可惜历史的风云几乎使“金院本”荡然无存，残存的一鳞半爪已无法显现它当时的风采。“诸宫调”比“金院本”幸运些，这种说唱文学的样式至今尚存有一套完整的《西厢记诸宫调》及两套不完整的《刘知远诸宫调》、《天宝遗事诸宫调》。“诸宫调”虽然起源还要早些，但它的成熟与盛行却在金代。

元是由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元太祖)创建的王朝。元太宗窝阔台六年(1234)，蒙古军灭掉金，攻占了淮河以北的地区;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1279)，蒙古军灭掉南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大一统政权。元朝如自灭金时算起，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止，长达一百三十四年;如果自灭宋时算起，则仅长八十九年。

元朝统治中国的这一个多世纪，是中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转折时期。一些原本处于文坛边缘的文学样式，如戏剧、小说、散曲等，逐渐跃升到一向由诗文所占据的主流地位。特别是曲(包括散曲和杂剧)，代表着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作为一种元代的“品牌”，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于世的文学“名牌”。

元杂剧是在宋金以来的杂剧、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中国“剧诗”形式。“剧诗”的“剧”，表明它具备了唱、念、做、打的综合艺术特征;“剧诗”的“诗”，表明它在剧本上承袭着中国诗的传统，并且使这种传统在舞台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具象和升华。元代从事杂剧创作的作家人数众多，作品繁复，据元人钟嗣成的《录鬼簿》与元末明初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记载，有姓名可考的作家多达一百余人，剧目多达七百余种(其中或有少量明初作者及作品)。明人臧懋循所编《元曲选》收有元人杂剧一百种，近人隋树森所编的《元曲选外编》收《元曲选》未收的北杂剧六十二种。这些杂剧大致可分为婚恋剧、历史剧、社会剧、公案剧、神道剧等类别，其中的不少剧本，以引人入胜的情节、个性鲜明的形象，反映了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元杂剧的成熟与流行标志着元代的一个多世纪正是中国戏剧的黄金时期。元代末年，元杂剧日趋衰微，而产生于宋代，在浙江永嘉杂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戏再次兴盛，逐渐成为梨园的主流。号称“四大传奇”的南戏《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简称“荆、白、拜、杀”)和高明的《琵琶记》，代表着当时南戏的辉煌。

作为“元曲”另一构成部分的“散曲”，是金元时期在北方民间兴起的新诗体。它的题材十分广泛，写景、咏史、抒怀、讥时、叹世等等，无不涉及，无不入曲，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元代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在艺术上，散曲以泼辣俚俗的风格、活泼生动的形式、质朴本色的语言，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功能。在流派上，散曲作家大致可以分作豪放派与清丽派，元代前期的关汉卿和马致远为豪放派的代表，后期的张可久和乔吉为清丽派的代表。元代散曲的作家及作品虽然赶不上唐诗、宋词之多，但为数也相当可观，近人隋树森所编《全元散曲》收有作家二百一十三人(无名氏不计)，散曲四千二百余首。

元代从事诗文创作的作家虽然不无自己的独特风格，如元代前期的刘因、姚燧、赵孟，元代后期的人称“元四家”的“虞(集)、杨(维桢)、范(梈)、揭(傒斯)”等，少数词人甚至偶有佳篇名作蜚声今古，如以《百字令(石头城上)》声闻后世的萨都剌，但总的成就并不甚高，作为传统的雅文学，与俗文学“曲”相比，真可谓相形见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