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豪放派的祖庭:苏轼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之子。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二十二岁与弟苏辙同登进士第，考官欧阳修对他很赞赏，说他“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步入仕途后，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和，要求外放为密州、徐州、湖州等州知州。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在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中，四十四岁的苏轼以“谤讪朝廷”罪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五年后徙常州。宋哲宗时，五十岁的苏轼重新被起用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两年后，因不赞成司马光尽废新法，主动请求外放，为杭州、颍州、扬州等地知州。绍圣元年(1094)，五十九岁的苏轼以“讥斥先朝”罪贬知英州，旋贬惠州;三年后，又贬琼州，居昌化。复三年，宋徽宗即位，六十五岁的苏轼遇赦北归。次年，卒于常州，赠太师，谥文忠。著有《东坡七集》，词集《东坡乐府》，收词三百余首。

苏轼的思想最显著的特点是杂，儒、释、道三家俱全。他仰慕屈子、孔明等经世济时的人物，认为“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欲做高风亮节、敢做敢为的儒者。他又欣赏陶潜，热衷道家的养生之术，追求老庄遁世的生活方式。他还精通禅学，与佛门弟子为师友。虽然有时他也以儒家卫道者的面目出现，指斥老庄思想为异端邪说，但终其一生而言，他是把儒、道、释相安无事地调和在一起，大体说来，“乌台诗案”以前，儒家思想在他心中起着主导作用，“乌台诗案”以后，儒道观念则成为他为人处事的人生哲学。

苏轼诗、词、文兼长。其诗题材广阔，内容丰富，充满了胸怀开阔、诙谐幽默的乐观态度和生活的真实感。特别是他的七言古诗，气势纵横，诗情壮阔，笔如行云流水，充分显示了他奔放不羁的才情。七言律绝也多佳制，尤其是写景状物，往往是信手拈来，于不经意间便捕捉住了所写对象的特征。他在诗歌艺术上尚有许多特色，如奇幻瑰丽的想象、出人意表的夸张、形形色色的比喻、耐人寻味的理趣等等。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也是苏诗的一大特色。借鉴散文的章法句法写诗，固然有助于抒写的自由、格调的流畅，但无法克服议论化削弱诗歌形象性、韵律美的弊病，议论化再加上炫耀才学的堆砌典故，不能不造成其诗的松散拖沓、艰涩难读。其文与韩、柳、欧并称，代表了北宋古文的最高成就。其政论明晰透辟，文从字顺，但艺术价值更高的是“记”、“随笔”、“小赋”之类的文学散文或带文学性的散文。所作《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直可作为抒情散文读，两篇均富诗情、画意、理趣浑然难分的意境，写景部分更见笔力，前者“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后者“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都文采斐然，韵味无穷。

苏轼的三百余首词，奠定了他在词史上的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些词作拓宽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苏轼作词不管什么题材，何种情感，均援以入词。或吊古伤时，或悼亡送别，或咏史说理，或模山范水，内容十分广泛，情感非常复杂，使词真正达到了刘熙载所谓“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的境界，大大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樊篱。而且，苏轼还有意创作壮词，试图打破以往婉约之风的限制，开创了迥别于晏、欧、柳等人的豪迈词风。比如他在密州时创作了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如词题所示，写的是“密州出猎”。当时他请求外放而任密州知州，是因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在京无法立足。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使他虽年值不惑，却已两鬓微霜。但是，他秉性疏狂，为人坚毅，通过这首词抒发了他宝刀未老、请缨杀敌的雄心壮志。词的上片叙说射猎，突出的是一个“狂”字:左手牵黄犬，右手擎苍鹰，一身猎装，带领一群随从，纵马呼啸着卷过平岗。此番要像孙权一样，显示一下射虎的壮举。下片抒写壮怀，彰显的是“壮”的精神:酒酣胆壮，纵老何妨!如果当朝重用他这个仿佛“云中太守魏尚”似的人物，挽弓如月，西射天狼，自然不在话下。全词“狂”得“有横槊气概”，“壮”出了“英雄本色”。这是苏轼创作生涯中的第一首豪放词，而且完全是他有意识的创作，他自己曾经说过:

“近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与鲜于子骏》)揖别柳七，“自是一家”，表明苏轼在自觉地进行词风从婉约到豪放的改革。

此后，苏轼又有几首豪放的壮词问世，如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酻江月。

这首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七月，是苏轼四十七岁谪居黄州时的作品。词中描绘了黄州赤壁的壮丽景色:不尽长江，滔滔东去;故垒尚在，赤壁犹存;乱石如剑，刺破青空;惊涛似雪，摧裂江岸。继而由写景转入吊古:缅怀大江两岸曾经上演过悲壮史诗的风流人物，尤以浪漫、夸张的笔调塑造了年少英雄周郎的形象，寄托了自己对建功立业的热烈向往。然而向往被贬官的现实击得粉碎:人生如梦，岁月蹉跎，壮志难酬，只好用酒祭奠江中的一轮明月!这首词写得境界开阔，豪情激荡，气象磅礴，格调雄浑，代表了苏轼词作的主要风格。在内容上虽然流露出对命运无可奈何的感慨，对人生消沉空虚的喟叹，但到底掩盖不住追求理想的激昂豪迈精神。宋俞文豹的《吹剑录》曾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比柳耆卿，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其言形象地说明这首词与柳七词风格上的差异。

其次，这些词作借鉴诗歌的表现方法，扩大了词的表现力。从“诗庄词媚”的传统观点看来，苏轼“以诗为词”自然是词中别格，而非词家正宗。其实，不管运用何种表现手法，只要能使词“极天下之工”，达到可观的艺术水准，便可视为词家巨匠。苏轼以诗为词，主要在词中时而插入议论，时而运用浪漫想象，时而以带有散化倾向的遣词造句，突破声律的束缚。他词中的议论较其诗而言往往恰到好处，如他的下述作品: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点绛唇·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

苏轼四十一岁时创作的《水调歌头》，也是其豪放词风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词反映了作者由出尘超世思想转化为喜爱人间生活的矛盾过程，在下片叙写望月怀弟时，按照常理，月圆花好往往象征着人间的团圆美满，可就在人各一方的此时此刻，明月却偏偏圆圆地挂在天上，所以作者才有了对明月貌似无理实则有情的两句责问:“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写到这里，作者又仿佛豁然开朗似的加上几句议论:人、月的难以圆满乃是自古以来的铁律，弦外之音就是莫以月圆人不圆为恨事。尽管物理人事自古难全，但总希望人能够长久健康地活着，共同享受头上的一轮清辉。所以，这一议论使这首飘逸旷达的词作又平添了深刻的人生理趣。宋胡仔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水调歌头》的魅力亦与词中恰当地加入了议论之词有关。苏轼四十六岁时写的《点绛唇》，将从清泉寺前西流的兰溪水悟出的哲理“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融入词中，顿时给人一种扫尽暮气、昂扬向上的激情。至于浪漫想象，在苏轼之前几乎是没有词人使用的，而苏词却筚路蓝缕，纳入词章，如上引《水调歌头》的幻想游仙，《满庭芳(归去来兮)》的虚构漫步银河滩头与织女对谈等等。苏轼时以带有散化倾向的遣词造句，突破音律的束缚，并不意味着他不懂音律，正如陆游所说:“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10]前人包括女词人李清照在内，多有以此诟病苏轼者，还是晁补之所言有识:“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辞，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11]其实，苏词试图打破声律束缚的散化倾向，预兆着词与音乐分离或者说词从音乐中独立出来的趋势，不再让词成为音乐的附庸，不能不说具有革新意义。

说苏轼的词为豪放派的祖庭，并不意味着“豪放”是苏词风格的唯一特征。他笔下的情词写得凝重淳厚，绝无秾词艳语，如他的《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蝶恋花·春景》)

据说苏轼贬在惠州时，让朝云唱这首词，朝云“歌喉将啭，泪满衣襟”，苏轼问其原因，她回答道:“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12]两句无一语涉及“情”字，竟然感人至哭。所以王士祯说:“‘枝上柳绵’，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庶谓坡但解作‘大江东去’耶?”(《花草蒙拾》)他的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更是深挚感人: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全词以不加任何雕饰的本色语言，传达了对亡妻深沉哀婉的怀念。晁补之说苏轼词“短于情”，那是被艳词冶语遮蔽了双目，只有“深于情”者方能作出此等大悲无声的情词来。他的咏物词也写得委曲婉约，如: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街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关于《卜算子》这首词，前人解为苏轼为瞩目的黄州王氏女或惠州温氏女所作^[13]，实际上是一首专写孤鸿的咏物词，以孤鸿的清高和矜持，婉喻贬谪后作者内心的傲岸和高洁。《水龙吟》专咏柳絮(杨花)，而且是次韵，步人原韵本来就不易，加之韵又是险韵，所以更为难作，但苏轼此词的水平却胜过章质夫的原词，刻画细腻深曲，情调缠绵幽怨，以致张炎惊呼“真是压倒今古”(《山中白云词·乐府指迷》)。

总的说来，苏轼开创了与婉约派相对立的豪放派词风。与南宋豪放派词不同的是，由于苏轼是一位具有博大精深思想内涵的词人，处于任何境遇，都能应运而生与之契合的处世哲学，所以，其作的豪放之中更多地表现出一种“一蓑风雨任平生”的超然旷达。辛派词人尽管继承了苏轼所建豪放派的衣钵，但很少有人真正学得苏轼词中的那种旷达精神。

苏词对“豪放”的自觉追求和以豪放为主的多元化风格，奠定了他在词史上的不朽地位。过去，总有人认为“豪放”派不是词坛正宗，如徐师曾就说:“论词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否则虽极精工，终非本色，非有识者之所取也。”(《文体明辨》)至《四库全书》编成，《四库提要》的作者虽然肯定了豪放一派，但仍视之为“别格”:“词自晩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至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实际上，词人在词史上地位的高低，并不仅仅由评论家们的褒贬抑扬而定，关键是看其作品在后世的流传状态和影响情况而定。苏词问世后，尽管北宋时追随者势力甚微，可到了南宋辛派词人登台后，效之者蔚然成风，终使豪放派成为词坛上的一大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