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　说

后周恭帝元年(960)，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篡夺了后周的政权，建立了宋朝;至宋卫王赵昺祥兴二年(1279)被元兵所灭，赵宋治世三百余年。其间以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为界，此前为北宋，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其后为南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

宋代文坛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是词。两宋文人经过三百年的艰辛创作和不断努力，终于使词这种源自前朝民间的新诗体上升到与诗同起同坐的地位，放射出最灿烂的光彩。

北宋近一百七十年的词可以分作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宋开国至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共百余年;后期自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至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共六十余年。北宋前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君臣百姓都沉浸在“承平气象”里。宋太宗、宋仁宗等皇帝非常喜欢带有流行色彩的燕乐，他们本人又精通音律，常常亲自制曲，这就犹如指挥棒似的，将臣民的兴趣引向了竞造新声、竞制新词。词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便是在宋仁宗在位的四十余年间(1023～1063)。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有晏殊、欧阳修、柳永等人，作品形式则由小令逐渐发展到慢词。这些作家与后来的秦观、周邦彦等一起形成了宋代词坛上的婉约词派。

北宋后期的词与前期相比，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词人是苏轼，他以诗为词，无事不入词，拓宽了词的表现领域，转变了词的柔弱风格。苏轼门下的所谓“苏门四学士”，除秦观之外，黄庭坚、晁补之、张耒三人基本上继承了苏轼的词风。秦观则有背师门，“却学柳七作词”，成为这个时期婉约派的健将。与苏轼稍相前后，词人尚有范仲淹、王安石、贺铸等，他们的某些词作与苏词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时期，还有一位不可忽视的词人，即被王国维称为“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的周邦彦。周邦彦是婉约派的集大成者，他博学多才，精通音乐，主管音乐机关大晟府，所作音律严整，浑厚和雅，对南宋格律派词人姜夔、张炎等影响颇大。

南宋词的一百五十年，同样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自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至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为前期，共八十余年;自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至宋灭亡(1279)为后期，共七十余年。南宋前期，民族矛盾成为当时政治生活的焦点，主战与主和之争不能不影响到当时的许多词人，李纲、岳飞、张元干、张孝祥等人的词作都表露了关注民族危亡的忧国忧民之情。一些生活于两宋之际的词人，如叶梦得、李清照、向子等进入南宋后，词作的题材和风格大都发生变化，国运维艰的忧虑，国破家亡的痛楚，都不知不觉渗入到词的字里行间。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词人是辛弃疾。他的词作或写抵抗金兵和恢复中原的宏愿，或写对投降派的批判及壮志难酬的悲愤，或写对山光水色、田园风景的赞美。其词继承了北宋苏轼刚健豪迈的词风，与苏轼并称“苏辛”，形成了以二人为首的宋代豪放词派。如果两宋分而言之，则辛弃疾为南宋豪放词派“辛词派”的掌门人。属于辛词派的此时期词人还有陆游、陈亮、刘过、韩元吉、杨炎正、洪咨夔等，成就突出的是陆游、陈亮、刘过三人。

与辛词派成为南宋前期词坛的主流派相比，此时期的婉约派作家李清照、陈克、张镃等人只能算边缘词派，不过，女词人李清照的作品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足可与豪放派作家同日而语。

南宋后期，不少文人在几十年的偏安局面纵容下，沉浸于灯火笙歌之中，消磨了慷慨激昂的斗志，开始全神贯注地进行词的醇化和雅化。这批词人有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他们主张与遵循的创作标准集中为一个“雅”字，从词的题材内容到词的表现方式，都竭力摒除浅陋、轻浮、低俗和猥亵。从认为“词为艳科”、“诗庄词媚”以及多写个人情愁方面而言，这批词人并未完全逸出婉约派的圈子，但就其刻意讲究词法，推敲声韵，追求形式而言，他们又成为独立于婉约派之外的格律一派。在格律派的旗帜下，这批词人以心态与情感各异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等，这类词人多少受到辛弃疾的一些影响，作品中尚能表露追怀往昔繁华、慨叹胡尘未靖的忧国情怀;另一类是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他们大都是南宋的遗民，对灭亡的宋朝不无怀恋与忧伤，词中时时透露出哀婉凄迷的消沉情绪，作品的措辞由于政治原因也往往隐晦难明。

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词人与格律派作家不同，如刘克庄、陈人杰、刘辰翁、文天祥等，他们继承了苏、辛的词风，于南宋大厦将倾之际，慷慨悲歌，将自己心中对国破家亡的隐痛，对偷安误国者的不屑，痛快淋漓地释放于自己的词作之中。尽管属于豪放派的回光返照，却也为南宋词坛的谢幕奏响了悲壮的挽歌。

宋词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无与伦比的巅峰地位。但是，在两宋文坛上，词并不是唯一的文学样式。在宋代文人的心目中，真正受重视的其实还是正统的诗文。宋代高度发达的文化学术为传统诗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语境，诸如《文苑英华》一千卷、《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册府元龟》一千卷等“宋四大书”，与《资治通鉴》、《通志》两大史学书的编纂成功，以及造纸术、印刷术、刻书业的进步和著书、藏书的盛行，都为赋诗作文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宋代文人在这种人文气息相当浓烈的文化语境中，从事着传统悠久的诗文创作。

宋诗的创作情况，全祖望曾有中肯的评述，他说:“宋诗之始也，杨(杨亿)、刘(刘筠)诸公最著，所谓西昆体者也。……庆历以后，欧、苏、梅、王数公出，而宋诗一变。坡公之雄放，荆公之工练，并起有声。而涪翁(黄庭坚)以崛奇之调，力追草堂，所谓江西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诗又一变。建炎以后，东夫(萧德藻)之瘦硬，诚斋(杨万里)之生涩，放翁(陆游)之轻圆，石湖(范成大)之精致，四壁俱开。乃永嘉徐(徐照、徐玑)、赵(赵师秀)诸公，以清虚便利之调行之，见赏于水心，则四灵派也，而宋诗又一变。嘉定以后，《江湖小集》盛行，多四灵之徒也。及宋亡，而方(方凤)、谢(谢翱)之徒，相率为急迫危苦之音，而宋诗又一变。”(《宋诗纪事序》)所谓宋诗三百年间的四变，道出了宋诗流变的概貌。但是，宋诗不管如何流变，作家不管如何辈出，作品不管如何繁复，它毕竟处于唐诗的阴影之下，艺术造诣虽说胜于元、明、清诗，可到底无法超越唐诗的灿烂辉煌。陈子龙抑宋诗而扬宋词，他说:“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御选历代诗余》卷一百一十八引)评说固然很有些偏激，但以为宋诗不如宋词却是不错的。

宋代的散文成就高于宋诗。所谓“唐宋八大家”之中，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六家皆在北宋。经过他们的鼓吹与实践，宋代散文确实到了“文理自然，姿态横生”^[1]的艺术境界，留下了《醉翁亭记》、《秋声赋》、《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不少优秀的散文作品。

另外，作为中国戏曲雏形的宋杂剧、中国白话小说的开端宋话本，都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性意义，只可惜宋杂剧剧本与宋话本均已散佚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