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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元稹传》说:“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新唐书·白居易传》说:“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颇以规讽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数千篇。当时士人争传，鸡林行贾售其国相，率篇易一金，甚伪者，相辄能辩之。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元白二人不仅友谊深厚，互相酬咏，而且文学主张相似，共同大力提倡创作新乐府诗。元白之前，新乐府诗虽早有人创作，如张籍、王建、李绅等，然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始自白居易，把诗人创作新乐府诗的经验上升为理论的也是白居易。而且，元白二人既是官场显宦，又是诗坛巨擘，从而具备了领袖群雄的向心力和影响力。所以，形成了以他们二人为核心的“元白”诗派。属于这一诗派的还有李绅、张籍、王建、李余、刘猛、唐衢等。这一诗派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主张诗歌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为使命，同时强调语言通俗晓畅，风格平易朴实，成为中唐诗坛最重要的诗派。不过，这一诗派名称“元白”，似乎是以地位排序，如果就诗歌成就而言，白居易当远在元稹之上。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曾祖时迁至下邽(今陕西渭南)，祖父时迁至新郑(今属河南)，白居易即生在新郑。少时家境贫困，避乱江南。二十九岁中进士，他曾得意地说:“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九人中最少年。”初授秘书省校书郎。三十五岁时补周至县尉，次年，被召回长安，授翰林学士。三十七岁时拜左拾遗，三十九岁时改京兆府户曹参军，次年以母丧居家丁忧。四十三岁时服满，出任左赞善大夫。次年，因“越职言事”得罪权要，被以所谓“伤名教”罪贬为江州司马。四十七岁时改任忠州刺史，两年后被召回京师，任尚书司马员外郎，不久升主客郎中，知制诰。五十一岁时外放为杭州刺史，两年后转太子左庶子，居官洛阳。五十四岁时迁苏州刺史，一年后称病休官，离任时“苏州十万户，尽作小儿啼”。此后又任过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七十一岁时以刑部尚书致仕。有《白氏长庆集》，存诗近三千首。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及其他诗文中阐述了他比较完整的诗歌创作纲领和创作理论。首先，他认为，必须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纲领。所谓“时”和“事”，具体内容便是时政民生，是与生民息息相关的社会现实。为“时”、“事”而作，便是他所说的“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基于这一纲领，他强调诗歌应与现实紧密结合，应该本着“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精神，反映现实生活，反映民生疾苦，以便达到“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的社会效果。

其次，他主张诗歌创作必须有实在的内容，富讽喻意义，反对雕章镂句，空洞无物。他说:“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意思就是真实地讽时写事，否则便如“嘲风雪，弄花草”的文字一样，毫无用处。实际上这是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的问题，他曾谈起一个生动的比喻:“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内容与形式乃是统一的整体，犹如一棵植物一样不可分割，情、义是内容，言、声是形式，诗没有内容犹如植物无根无实，不成其为诗;没有形式犹如植物无苗无花，也不成其为诗。但是，四者之中情、义重要，情为根本，义为果实。无情，则诗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无义，则诗失去了美刺精神、讽喻作用，影响了诗歌的教育功能、社会效益，所以他才强调“莫深乎义”。

由上观之，白居易的创作纲领和创作理论具有积极的现实主义精神。当然，他的诗学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所强调的诗歌反映现实，很大程度上是“愿得天子知”、“闻至尊”、“悟明主”，明显地表现出为封建帝王服务的目的。而且，在他的倡导下，诗歌无异于向皇上进言的奏疏，这便降低了诗歌本身的艺术品质，甚至使诗歌沦为单纯反映问题的传声筒。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作分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大类。四类诗中，体现其兼济之志的讽喻诗，实践了他的文学主张，最可代表他本人的特色。属于此类的诗作有一百七十余首，如《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等。这类诗作或讽刺横征暴敛，或反对穷兵黩武，或批判豪门贵族，或揭露骄奢淫逸，或同情不幸妇女，从各个侧面、各个角落、各种问题上，反映了世人对社会的观察。他们以鲜明的艺术形象描绘了当时社会的风貌。说白诗是中唐社会的一面镜子，主要就这类诗作而言。

讽喻诗的名篇，在《新乐府》中有谴责杨国忠发动战争的《新丰折臂翁》，暴露皇帝荒淫享乐、浪费人力物力的《红线毯》，反映农民怨悱、讥刺皇帝假仁假义的《杜陵叟》，同情女工辛劳、揭露帝王掠夺财富的《缭绫》，反映宫女痛苦的《上阳白发人》，以及《秦中吟》里的《重赋》、《伤宅》、《轻肥》、《歌舞》、《买花》、《采地黄者》等等。如下述二首:

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凭肩右臂折。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锤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飞骨不收。应作云雨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新丰折臂翁》)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杜陵叟》)

《新丰折臂翁》诗前有小序说“戒边功也”，诗以一位八十八岁老翁自折手臂的典型事例，揭露天宝年间宰相杨国忠的征兵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户有三丁点一丁”，“千万人行无一回”，为了逃避这种有去无回的兵役，当时二十四岁的老翁不得不“偷将大石锤折臂”!诗借老翁之口控诉的其实就是李唐王朝穷兵黩武政策惹起的民怨沸腾。《杜陵叟》的小序说“伤农夫之困也”:薄田一顷，荒年无收，可官租必须照交，杜陵叟只好“典桑卖地纳官租”，但是桑树典了，土地卖了，明年靠什么养家活口呢?所以老人狠狠地说:“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篇末还巧妙地加上一笔，皇帝知晓后龙心不忍，颁布免除今年租税的“德音”，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与这两首诗作一样，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大都揭露深刻，笔锋犀利。

白居易的感伤诗中最有名的是两首长篇叙事诗，其一是《长恨歌》: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谩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容未央柳。芙容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苑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含情凝涕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长恨歌》为白居易三十五岁任周至县尉时所作。一次，他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谈及唐玄宗、杨贵妃事，彼此颇为感叹。王质夫举酒于白居易前，说:“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44]于是，白居易便创作了这首蜚声海内外的《长恨歌》。这是一首抒情色彩十分浓厚的叙事诗，作者以李、杨故事为题材，但在主题的确立上呈现了复杂性。一方面，他对李、杨终日沉湎于骄奢淫逸的生活以致荒废国事、听任小人弄权而使天下大乱，表示不满和痛恨;另一方面，又对李、杨爱情的不幸遭遇抱有同情。比如从开篇“汉皇重色思倾国”到“惊破霓裳羽衣曲”三十二句，字里行间对李隆基的沉溺声色和杨玉环的恃宠骄纵而导致安史之乱流露出批评和嘲讽。而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到“此恨绵绵无尽期”八十八句，却着重描写了杨玉环的不幸身死，李、杨幽明永隔的万古哀思，笔下纸端洋溢着对他们悲剧的同情、怜悯乃至歌颂。特别是那些对李隆基刻骨相思的二十八句铺陈描写，那些对杨玉环独处仙山的寂寞、哀怨、留恋的三十句纵情描绘，具有相当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量。“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它们刻画的是李隆基朝朝暮暮拂之不去的思念，犹如碧水一样长流不断，犹如青山一般永压心头，往日赏心悦目的银月如今洒下的却是令人黯然销魂的苍白，过去铿锵悦耳的铃声如今响起的却是令人肝肠寸断的哀乐。“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容未央柳”等数句，景色依然而人物全非，这种物在人亡、触景伤情的描写，益发真实地烘托出李隆基在特定环境中的内心苦痛。结尾的“七月七日长生殿”六句，在人生长恨的旋律中更加突出了爱情的永恒主题。可以说，《长恨歌》的爱情主题淹没了政治方面的暴露与讽刺色彩。此诗行世后，颇受当时与后世人的喜爱，正是因为它所含蕴的这样一种“风情”。

另一首与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起被清《御选唐宋诗醇》誉为“千古绝调”的是《琵琶行》: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长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琵琶行》为白居易四十五岁任江州司马时所作。这首诗同《长恨歌》一样，也是一首具有浓重抒情味道的叙事诗。与《长恨歌》不同的是，它更富现实色彩，是借歌伎的不幸遭遇，抒写自己心中的怨悱。诗中两人怀才不遇，无过受弃的遭遇极富典型意义，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成为落魄江湖者尽人皆知的千古名句。

白居易的闲适诗，用他自己的定义就是“独善之义也”，翻览他的这类诗作，不再有乐府诗那种对生民的特切关注，也不再有感伤诗那种牢骚和幽怨，只有仿佛悟了道似的万事不关心，下引的两首诗可以说是他这类诗作精神的凝缩:

肺病不饮酒，眼昏不读书。端然无所作，身意闲有余。鸡栖篱落晚，雪映林木疏。幽独已云极，何必山中居。(《闲居》)

食饱拂枕卧，睡足起闻吟。浅酌一杯酒，缓弹数声琴。既可畅情性，亦足傲光阴。谁知名利尽，无复长安心。(《食饱》)

只要名利心尽，隐于山林、隐于市朝，都无所谓。只要食饱睡足，一杯酒数声琴，就足以颐养性情，打发光阴。这便是白居易追慕陶渊明而发之于诗的闲适哲学，他在《与元九书》中说“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或许这类诗也在其列。

白居易的杂律诗中不少短诗脍炙人口，无论是写交友思亲的，还是写景状物的，都算得上诗家上乘，前者如: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赋得古原草送别》)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于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问刘十九》)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暮江吟》)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钱塘湖春行》)

望海楼明照曙霞，护江堤白踏晴沙。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杭州春望》)

海天东望夕茫茫，山势川形阔复长。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风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能就江楼销暑否?比君茅舍较清凉。(《江楼夕望招客》)

《赋得古原草送别》据说为白居易十六岁时作，他初到长安，曾携此诗往谒当时的名人顾况，顾况一见其名，便开玩笑说:“长安物贵，居大不易。”及至看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便大加叹赏道:“有句如此，居亦何难!老夫前言戏之耳。”^[45]这首诗确实初显诗人的才华，诗中以萋萋的草色喻绵绵的别情，清婉有致。尤其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两句，意象雄阔，既含情思，又富哲理。七律寄诸兄弟妹之诗，以工稳的对仗和形象的比喻抒发了骨肉离散的刻骨相思;五绝《问刘十九》，则以颜色鲜明的对照和朴实亲切的闻讯烘托出浓浓的友情。写景诸作，摹状碧水残阳、弯月寒露，描写草浅花乱、堤白柳绿、灯火万家、星河映水，也都着笔不俗，饶有情致。

白居易诗作最突出的特色首先在于干预生活，介入政治。白居易的创作特别是其讽喻诗有着极为明确的目的，那就是积极揭露社会的罪恶现象，造成社会的公正舆论，以便促使社会政治的改善。简言之，便是通过干预生活，介入政治，施展其兼济天下的抱负。他写诗歌如其《新乐府序》所言:“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不为文而作”，也就是并非为了自己消遣或专为文人玩味而作。他试图通过诗歌表示他个人对政治的评价及对生活的态度，使其诗作起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讽喻作用。正因为如此，其诗才触动了小人的神经，刺激了奸佞的老虎屁股，如其所说:“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与元九书》)读其诗，仿佛从一面镜子中看到了中唐社会的种种病态。

其次，白居易诗的特色还在于主体明确，一事一议。他在《新乐府序》中曾说其作继承了《诗三百》的传统，“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所谓“显其志”，便是揭橥全篇主题，表明命意所在。确如其言，他笔下的许多诗作都有明显的主题，令读者读罢即可感同身受。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其诗的命意，他有时还在诗前缀一小序，借以凸现主题的清晰度，如《海漫漫》前缀“戒求仙也”，《捕蝗》前缀“刺长吏也”，《缚戎人》前缀“达穷民之情也”，《杜陵叟》前缀“伤农夫之困也”等等。有时为使主题单纯和明确，他还采用“一吟悲一事”，一事加一议的手法。一议就是说理，即采用精练警策的议论，突出主题的深刻性，如:

忆昨平阳宅初置，吞并平人几家地。仙去双双作梵宫，渐恐人间尽为寺!(《两朱阁》)

这种一事一议的写法，对于诗作增强针对性和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语言平易，雅俗共赏，是白居易诗的又一特色。虽然苏轼“元轻白俗”的评价并不见得是赞美，但俚俗平易正是其诗拥有长久艺术生命的原因之一。白居易不是语言欠缺功底，无法像韩孟诗派那样写得深奥险涩，而是有意识地追求这种风格。宋释惠洪的《冷斋夜话》载:“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又复易之。”^[46]这也许并非是信史的传说，但其诗的深入浅出、晓畅易懂却是不争的事实。他在《与元九书》中曾言及其诗当日流传的情况:“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甚至日本、高丽等国也争相购买传抄他的诗作，这种现象无疑是其诗风格得到接受者认同的例证。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十五岁明经及第，补校书郎，累官监察御史。为官直言敢谏，触犯权要，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徙通州司马。后与权势妥协，擢祠部郎中，历官中书舍人、工部侍郎等，至宰相。因与裴度不合，罢相，出为同州、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史，以病暴卒于武昌节度使任上。有《元氏长庆集》，存诗七百余首。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文学上的同路人，又是感情上的知己。从两人赠酬的诗作中可以看到他们的交谊之深: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元稹《闻乐天左降江州司马》)

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白居易《蓝桥驿见元九诗》)

这种生死不渝的友情使得元稹在文学事业上特别支持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他在《叙诗寄乐天书》、《乐府序》等文章中阐述了自己对诗歌革新的看法，极力推崇杜甫“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的创作经验，主张“讽兴当时之事”，强调“刺美见事”。并且，创作了《乐府古题》十九首、《新题乐府》十二首等许多乐府诗，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中，把自己的诗作分为古讽、乐讽、古体、新题乐府、律诗和艳诗六类。在这六类中，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是他的讽喻诗和乐府诗。这些作品有助于读者认识当时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及民众的苦难生活，如其代表作《田家词》:

牛咤咤，田确确，旱块敲牛蹄趵趵，种得官仓珠颗谷。六十年来兵簇簇，月月食粮车辘辘。一日官军收海服，驱牛驾车食牛肉。归来收得牛两角，重铸锄犁作斤。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屋。愿官早胜仇早复，农死有儿牛有犊，誓不遣官军粮不足!

兵燹绵延不绝，竟然长达六十年，老百姓每个月都被逼着输送粮食，直到驾车送粮的牛都充当了军中的食物。民众为了这样的日子早日到头，甚至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交纳军粮，说明沉重的军赋已使他们忍无可忍了。

从上述的代表作也可以看出，元稹诗在思想内涵方面并不亚于白居易作品，但在艺术表现方面显然要逊色得多，这一点连他本人都承认，他在《上令狐相公诗启》中说:“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有以过之。”所以，他的诗作不可谓少，然而佳篇警句并不多见。

白居易一曲《长恨歌》风靡世上后，元稹随后也作了一首叙事长诗《连昌宫词》，诗借作者与“宫边老人”的对谈，以唐明皇、杨贵妃事为线索，叙述了连昌宫的盛衰。诗的规模体制、构思立意与《长恨歌》仿佛，但是因为全篇比较松散，“我闻此语心骨悲，太平谁致乱者谁”二句以下又纯属议论，诗意淡然，魅力略差。宋人张邦基的《墨庄漫录》曾力挺《连昌宫词》，说:“或问《长恨歌》与《连昌宫词》孰胜?余曰:‘元之词，微著其荒纵之迹，而卒章乃不忘箴讽;若白作止叙情语颠末，诵之虽柔情欲断，何益劝戒乎!’”^[47]然在千余年后的今天，《长恨歌》仍在传诵不绝，《连昌宫词》却已渐被束之高阁。

元稹自己归类于“律讽”中的《遣悲怀三首》，伤悼其过世的妻子，虽属他私人的伉俪之情，但艺术效果似乎倒在《连昌宫词》之上: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皆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每一首都写得笔致自然，情感真挚，字里行间流溢着对亡妻的深沉怀念，艺术水平超过了晋人潘岳的“悼亡”诗文，与宋人苏轼的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不相上下。

(三)“张王乐府”及其他

“张王乐府”指张籍与王建两人的乐府诗。

张籍(766?～830?)，字文昌，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曾官水部员外郎、国子司业，故世称“张水部”、“张司业”。有《张司业集》。王建(766?～830?)，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出身微寒，曾官陕州司马，故世称“王司马”。有《王司马集》。两人交谊甚笃，而且以诗齐名，为诗都受杜甫的影响。张籍对杜甫诗极为崇拜，《诗源指诀》说他“取杜甫诗一帙，焚取灰烬，副以膏蜜，频饮之。曰:‘令吾肝肠，从此改易。’”^[48]其事或为传说，但其笔下确实有不少题材广泛的乐府诗，与杜甫的创作精神息息相通。白居易对他的乐府诗评价很高，说:“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犹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读张籍古乐府》)王建虽然以善写宫词闻名于世，但为后世看重的还是他的乐府诗，明高棅说:“元和歌诗之盛，‘张王乐府’尚矣!”(《唐诗品汇·叙目》)

“张王乐府”关注社会，多以诗作反映民间的疾苦，张诗如《征妇怨》、《野老歌》、《寄衣曲》、《筑城词》、《山农词》等，王诗如《水夫谣》、《田家行》、《簇蚕辞》、《织锦曲》、《海人谣》等，从不同的领域揭示了当时社会下层民众的可怜命运，如下述几首:

筑城处，千人万人齐把杵。重重土坚试行锥，军吏执鞭催作迟。来时一年深碛里，尽着短衣渴无水。力尽不得抛杵声，杵声未定人皆死。家家养男当门户，今日作君城下土!(张籍《筑城词》)

老翁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倚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张籍《野老歌》)

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五月虽热麦风清，檐头索索缲车鸣。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不望入口复上身，且免向城卖黄犊。田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王建《田家行》)

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宫，散入五陵松柏中。百回杀人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乡吏籍中重改姓。出来依旧属羽林，立在殿前射飞禽。(王建《羽林行》)

劳动者虽然拼命勤劳苦作，到头来不仅两手空空，难以养家活口，而且有的还在劳役中化作了“城下土”;作为统治机器鹰犬的羽林郎们凭仗官家的势力可以为非作歹，当时朝廷与禁军的腐败可想而知。这些诗作笔锋犀利，揭露深刻，很有些为民请命的劲头。

“张王乐府”继承了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元白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的先声。他们以其质朴简括的乐府诗作，壮大了新乐府运动的声势，成为元白之外重要的乐府作家。二人于乐府诗之外，绝句也时有佳作，如: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张籍《秋思》)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王建《新嫁娘三首》其三)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王建《行宫》^[49])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

热衷新乐府诗创作的，尚有李绅、刘猛、李余、唐衢等，可惜他们的作品传世甚少。不过，李绅的《悯农二首》却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另外，唐张为《唐诗主客图》“以白乐天为广大教化主，而以祜为入室”，“祜”即张祜，实际上他的诗并没有得到白居易的青睐，所存诗中也绝大部分为近体。还有一个受张籍欣赏的朱庆余，存诗中也没有乐府诗。不过，二人的几首绝句倒构思新巧，现附列于后: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张祜《宫词》)

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张祜《题金陵渡》)

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琼轩。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朱庆余《宫词》)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闺意》)

苏轼曾讥元白诗派的领头人“元轻白俗”，宋张表臣便以为这是诗家大病，说:“诗以意为主，又须篇中练句，句中练字，乃得工耳。以气韵清高深眇者绝，以格力雅健雄豪者胜，‘元轻白俗’、‘郊寒岛痩’，皆其病也。”(《珊瑚钩诗话》卷一)张戒肯定元白诗派的同时，仍然有严厉的批评:“元白、张籍、王建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然其词浅近，其气卑弱，至于卢仝，遂有‘不唧溜钝汉’、‘七椀吃不得’之句，乃信口乱道，不足言诗也。”(《岁寒堂诗话》卷上)这些人对元白诗派的评论都有欠公允，语言浅近俚俗并不是为诗大忌，关键在是否别具意境、独有风味，是否在受众中占有市场。白居易的诗作在国内外的影响已足以说明了他的价值，还是清人王士祯说得较为客观:“其自为诗却多鄙朴，特其风味佳，故虽云元轻白俗，而终传于后耳。”(刘大勤《师友诗传续录》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