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　说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渊灭隋，建立了李唐王朝。至唐哀帝天佑四年(907)朱全忠灭唐，李唐王朝前后长达二百九十年。

经过唐初百年的休养生息，李唐恢复了社会经济，提高了生产力，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繁荣强盛的帝国。国力的强盛，局势的稳定，政策的开明，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最佳的环境。中外文化的交流，胡汉文化的交融，南北文化的交汇，儒、释、道思想的兼容，使史学、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唐代文学便在这样的良好语境中蓬勃发展起来。古文运动兴起了，传奇盛行了，变文出现了，词诞生了，尤其是诗，成为这个时代文坛艺苑中最多彩多姿的文学样式。所谓中国是诗的国度，最典型最充分最有说服力的根据就是它在有唐一代曾经的辉煌:内容那么丰富，风格那么多样，派别那么林立，思潮那么纷纭，简直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而且，上自帝王、贵族、文士、官僚，下至和尚、道士、尼姑、歌妓，几乎诗非专业，人尽可歌。

学者在探讨唐诗何以兴盛这一课题时，会寻出各种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现实的、外部的、内在的原因，其中具有指挥棒作用的皇帝的爱好，以及他们设置的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当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历朝的文人都有一种惟皇帝马首是瞻的心理，都有一种治国平天下的用世精神。李唐帝王们的嗜好和策略正好刺激了文人的这根神经，引得他们纷纷趋之若鹜似的涌进了诗歌创作领域，涌向了科举的各个考场。当李世民在端门看到“新进士缀行而出”时，不禁喜形于色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卷一)，他也许没有想到，闯入他“彀”中的还有不少诗人。

史家习惯上把近三个世纪的唐代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唐高祖建国至唐睿宗先天二年(712)为初唐时期。在这近百年里，古典诗歌完成了最后的律化过程，五七言近体诗的格式已经定型，七言古风也已将南朝“隔句押韵”的“七言新体”确定为基本形式之一。“王、杨、卢、骆”、“沈、宋”、杜审言、张若虚等诗人，虽然成就不如诗仙、诗圣，但他们在古典诗歌的律化与定型过程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初唐后期的陈子昂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反对“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鼓吹“汉魏风骨”，试图使诗歌从宫体诗派的阴影中解放出来。

唐玄宗开元元年(713)至唐肃宗上元三年(762)为盛唐时期。在这半个世纪里，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作家，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以及边塞诗派的领军岑参、高适，山水田园诗派的旗手王维、孟浩然等。他们的作品内容充实，风格多样，同时在形式上使初唐已经定型了的七古更加放纵自由，更趋曲折变化，使七律、七绝更趋成熟老到。“岑高”、“王孟”、“李杜”等以其精彩的诗艺传名今古。围绕在这些巨星周围的还有綦毋潜、丘为、祖咏、常建、储光羲、刘长卿、裴迪、王湾、常建，以及王翰、王之涣、李颀、王昌龄、崔颢等。这批人作为创作的中坚，以其优异的诗作装点出波诡云谲的盛唐气象。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至唐敬宗三年(827)为中唐时期。在这六十五年里，诗歌流派更为增多，元和之前，先有“大历十才子”的活跃，可惜连《旧唐书》都不知“十才子”具体为谁，宋人的《新唐书》及《唐诗纪事》所载又不一致，可知“十才子”恐怕连二流诗人都算不上。就中唯卢纶、韩翃、李益的诗作略有可观。李益如元辛文房所说，“往往鞍马间为文，横槊赋诗，故多抑扬激厉悲离之作，高适岑参之流也”(《唐才子传》卷三)，其诗实为盛唐岑高诗派的余响。比李益略早的韦应物，作诗多“效陶体”，所作的山水田园诗在中唐较有成就，其人可为盛唐王孟诗派的亚流。在这一阶段，尚有喜作新乐府诗的元结和顾况，他们二人的作品虽嫌艺术粗糙，但成为从盛唐杜甫到中唐元、白诗派的中介。

白居易说:“诗到元和体变新。”(《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元和以后，元白与韩孟两大诗派主宰了诗坛。以白居易、元稹为首，张籍、王建、李绅、刘猛、李余等为羽翼的元白诗派，大力推行新乐府运动，内容重写实，风格主坦易，一时间蔚成风气。同时，以韩愈、孟郊为首，贾岛、卢仝、马异、刘叉等为辅的韩孟诗派也崛起于诗坛。他们好以文为诗，词尚险怪，有心领袖艺苑群雄，只是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所作虽然既新且奇，但终无精品传世，只留下“郊寒岛瘦”一语和“推敲”一词，令人想见他们“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作诗苦辛。韩愈的诗作与其显赫的文名很不相称，所幸其诗中的短制间有佳作，如《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晚春》、《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等。倒是“鬼才”李贺与并称“柳刘”的柳宗元、刘禹锡，“诚一代之宏才”，他们用自己的作品为中唐诗苑平添了姹紫嫣红。

唐文宗太和元年(827)至唐亡为晚唐时期。在这唐代最后的八十年里，最杰出的诗人出现在大中以前，即人称小“李杜”的李商隐与杜牧。李商隐的七律与杜牧的七绝犹如灿烂的晚霞，映红了晚唐的诗坛。与李商隐并称“温李”的温庭筠，也是晚唐诗家重镇，只是其词的成就倒在其诗之上。大中以后的半个世纪，诗坛再未出现星级人物，一些二流三流诗人如于、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其作品无论从思想内容的高度还是从艺术表现的水平看，都已远远不及盛唐中唐的诗人。

当然，唐代文坛并不是诗歌一花独放，在小说方面，受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志人小说，以及前朝的杂史杂传的影响，诞生了传奇小说;随着佛教的传入，出现了俗讲和变文;燕乐的盛行，又催生了一种新的诗歌体式“词”;在彼此较量中，此消彼长、相克相生地共存着骈文与散文等。这些都是唐代文学值得瞩目的新发展，有些内容本书以下各章将有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