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代精神:魏晋风流，恍然生动

《世说新语》一书主要反映的是魏晋风流。所谓“风流”，指的是魏晋士人自觉追求的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争相效仿的超凡脱俗的言论举止，人人歆羡的飘逸不群的风度气质。这种风流是魏晋时期士人社会的精神风貌和时代特征，正如李泽厚所说:“《世说新语》津津有味地论述那么多的神情笑貌，传闻逸事，其中并不都是功臣名将们的赫赫战功或忠臣义士的烈烈操守，相反，更多倒是手执拂尘，口吐玄言，扪虱而谈，辩才无碍，重点展示的是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漂亮的风度。”(《美的散步》)这正是本书的独特之处，冯友兰从这一意义上把它称为“中国的风流宝鉴”，说明它既是魏晋时代的产物，又是撰者独具慧眼，准确把握了时代特征的结果。

是书展现的魏晋风流主要表现在魏晋名士的清谈玄理、品题人物和任诞放达三个方面，这三者充分体现了魏晋时代的审美风尚和审美特征。所谓清谈玄理，就是谈玄，或者称为清谈、共论、共谈、讲论。谈玄说理内容自然离不开玄学，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的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治，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的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作一部名士的教科书。”(《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谈玄主要是在上层社会尤其是在士族阶层进行的。当时，从帝王大臣到士族文人，乃至僧人道士，无不大谈玄理。最初大约只是为全身避祸而不谈国事，后来由于相互模仿，彼此效尤，谈玄便蔚然而成风气，成为士大夫之间一种学问与智力的竞赛，成为他们借以显示风雅、才能的机会，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具体说来，谈玄是讲论天地、人事、万物的形而上之道，大都围绕三玄(《周易》、《老子》、《庄子》)探讨论析，兼及佛理与玄儒的异同等内容。崇尚清谈玄理之风，不仅要注重内容的玄而又玄，而且还要讲究清谈时的仪容风度、谈吐方式和词藻声调。如果能做到手执麈尾，口若悬河，吐词铿锵，音声清澈，探微析难，妙语连珠，那他就会像裴遐那样，“知与不知，无不叹服”^[30]，其人也便成了风流倜傥的名士。

所谓品题人物，就是对人物品性、才能、容止、风度等的评论和品鉴，《世说新语》书中称为“题目”或“题”。品题人物起源于汉末的乡党评议，魏晋时重在品评人物的才学优劣、人品高下，形成一种带有舆论性的评论风气。比如《品藻》中评论诸葛氏三兄弟:“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所谓龙、虎、狗的形象比拟便是对三兄弟才能的评定。书中篇幅最多的《赏誉》类，集中反映了当时具有审美特点的人物品题，很多品题都带有审美鉴赏意义，如王戎品题王衍说:“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山涛品题嵇康说:“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前者是评价王衍的风姿不凡，后者是评价嵇康的气质超俗，二者都以自然物象比拟所评人物，使人物品题更为形象化。这种品题方式在书中很多，如“松下风”、“崖下电”、“壁立千仞”、“云中白鹤”、“凤鸣朝阳”、“千尺松”、“春月柳”等等，透露出当时以自然美比照人格美的审美标准和审美情趣。

任诞放达，指魏晋名士行为上的随心所欲，我行我素，是他们崇奉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原则在行为上的实践。这类人崇尚老庄，追求精神上的自由解放，为人处世不伪饰，不矫情，不为外物所累，一切认真自然，因此，他们做出了种种违背常理的举动，如服药、饮酒、非礼、任性、适情、钟情等等。比如“饮酒”是成为名士的一个必备条件，如王恭所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饮酒，不仅要嗜酒如命，而且在饮酒方式上或酒后的行为上也要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任诞”，诸如阮籍围着盛酒的大瓮，相向大酌，群猪拱上来同饮也毫不介意，狂放得令人瞠目结舌。刘伶是名士中饮酒的楷模，书中有一则关于他饮酒的逸事: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惟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任诞》)

据说他还“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世说新语》注引《名士传》)这样的任诞，名士中恐怕也少有能及者。非礼，是对礼教的蔑视和颠覆，书中最典型的例子还是刘伶: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吾中?”(《任诞》)

他在家里一丝不挂，来客见了批评他不该如此，他却反唇相讥道:我以天地为房屋，以居室为衣裤，谁让你们自己钻进我裤裆里来了!

钟情便是深情，重情，一往情深，正如冯友兰总结魏晋风流的特点时说其一是“有深情”，宗白华也说“晋人虽超，未能忘情”，他们“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世说新语》中所载的“情”，往往是超越自我的对于宇宙人生的无名哀愁。王戎丧子，山简去看他，见他悲不自胜，便说:“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戎答道:“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结果山简听了深为感动，也跟着一起伤感起来。其实他们并不是专为死去的“孩抱中物”悲伤，而是从孩子之死看到了人生的无常。对于这种无常的人生，圣人忘情，俗人无情，唯独他们这些名士才多愁善感。更明显的例子是王珣去吊唁仇人谢安，人家不让他进去，他却不管三七二十一，“直前哭，甚恸”!因为在他的眼里，死亡的无所谓仇人、恩人，只不过是个令人心碎的生命的结束。正因为具有这种对宇宙人生体会至深的无名哀愁，所以他们见到草木的变化，才会泪水涟涟地发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慨叹。

总之，上述的清谈玄理、品题人物、任诞放达诸风构成了魏晋社会的时代精神，即恍然生动的魏晋风流。刘义庆精心编纂、着力表现的正是这一点。至于某些片断所揭示的骄奢淫逸、勾心斗角、草菅人命、鄙俗虚伪，则是当时社会现象的客观反映，而非撰者有意的揭露与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