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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入宋以后更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自称是陶侃的裔孙，但查阅史籍及《陶渊明集》，令人疑窦丛生，他与陶侃的关系恐怕仅只在姓同一个“陶”字上。从其诗文可以看出，他出身虽非望族，倒也算得上是书香门第。在这样的家庭中，他“少学琴书”(《与子俨等疏》)，“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接受了儒家的正统教育，对此后的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陶渊明的一生，可以用王夫之所说的“五官三休”四个字概括他的行状。

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也就是陶渊明二十九岁那一年，他“投耒去学仕”(《饮酒》其十九)，因为“亲老家贫，起为江州祭酒”(《宋书·隐逸传》)。这次出仕拉开了他短暂的宦海生涯的序幕，不过，“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不堪吏职”就是《饮酒》诗所说的“志意多所耻”，尽管他家境贫苦，冻馁缠身，母老子幼，但为五斗米折腰使他感到耻辱，所以拂袖而去。后来，州里召他去做主簿，他也没去应征。看来他家里好像还没有穷到“赤贫”如洗的程度，而“祭酒”、“主簿”这类主管教育或文书的微职对他实现自己的猛志似乎也不是个最佳选择。

晋安帝隆安四年(400)陶渊明三十六岁时，他第二次出仕，出任桓玄的属官。翌年的冬天，陶渊明因为母亲孟氏去世，回乡丁忧。在他居丧期间，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先是桓玄率兵攻陷京师，自任丞相，改元大亨;旋又自称楚王，接着篡晋称楚，改元永始，杀掉晋安帝。接着，刘裕又起兵征讨桓玄，待到陶渊明结束服丧时，桓玄已兵败如山倒，不久被斩，皇帝梦只做了半年便告风流云散。陶渊明的这次出仕自然也随之不了了之。关于他这次出任桓玄幕僚一事，陶渊明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其《祭程氏妹文》中的“昔在江陵，重罹天罚”之语，都可以为证，可宋人吴仁杰等坚决予以否认，原因恐怕是桓玄为乱臣贼子，陶渊明倘是他的幕僚，就不免有站错队之嫌。沈约似乎也不忍心说破此事，给陶渊明立传时，以一句“不洁去就之迹”的含混措辞，替陶渊明遮掩了过去。其实，在那个胜者王侯败者贼的时代，桓玄并不见得比篡魏的司马炎(晋武帝)、篡晋的刘裕(宋武帝)之流坏多少。司马炎、刘裕篡位成功，大逆不道的篡权便成了奉天承运的“禅让”，名字也堂而皇之地列入正史中的最高等级“纪”里;而桓玄阴谋破产，他的篡权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犯上作乱”，名字也名正言顺地被打入正史中的另册“叛逆”中。陶渊明此番依附桓玄，一是因为陶家与桓家本为世交，他的外祖父孟嘉曾在桓玄父亲桓温手下为官，二是因为当时桓玄兵强马壮，势力熏天，被朝廷正式任命为荆、江二州刺史。拜在桓玄幕下，似乎比“祭酒”之类的官职更易实现他的猛志，这或许是他此番参与桓玄军幕的动机。只是桓玄出师未捷身先死，陶渊明看错了人，投错了门，进取的雄心严重受挫，他既感后悔又觉担心的复杂心理在此时所作的《荣木》诗中尽泄无遗。幸亏晋室为了收买人心，杀掉桓玄后，随即颁布了“诸以威逼从逆者一无所问”的大赦令，陶渊明除居丧三年外，也没给桓玄做什么事，自然属于“一无所问”之列。于是，他很快从后悔和担心的压抑情绪中解脱出来，重新设计出仕生涯。

四十岁时，陶渊明始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7]。在此次出仕前所作的《荣木》诗中，抒发了“总角闻道，白首无成”的惆怅心情，总结了“贞脆由人，祸福无门。匪盗曷依，匪善奚敦”的从政教训，透露了东山再起的决心。此前不久，刘裕大破桓玄，成为讨平叛逆、匡复晋室的风云人物。于是，陶渊明觉得时运降临，便“投策命晨旅”，投奔他的帐下。

四十一岁时，陶渊明转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刘敬宣因此年四月追随刘裕破桓玄之兄桓歆，被封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陶渊明何时转任刘敬宣的参军，不得而知，但其诗《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表明他义熙元年乙巳岁(405)三月即为此职。史载刘敬宣此年三月“自表解职”，陶渊明以“建威参军”之职出使京都，或许是专替刘敬宣送“表”去的。由于刘敬宣的辞职，陶渊明的第四次出仕也宣告了结束。

四十一岁这一年的八月，卸掉建威参军之职的陶渊明，第五次出仕，担任离家百里的彭泽令。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出仕，但只干了“八十余日”，便以奔程氏妹之丧为名“自免去职”。此后，陶渊明回归乡里，终老一生。私谥靖节先生。

(二)内心世界:“失群鸟”、“孤云”

陶渊明的内心世界十分复杂，平静只是片刻的，豁达仅限于有时。翻览他的全部诗文，就会发现，在他的内心深处，分明盘亘着并不超然的孤独感。

1.从“失群鸟”到“出林翮”:负载相同的意象

陶渊明素谙鱼筌之喻、言意之辨，以境界或意象来抒情写意是他诗文创作的手法之一。比如他的“幽兰生前庭，含熏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饮酒》其十七)，论者以为“寓意甚深”，见出了虽经丧乱而不易的“君子之守”^[8];他的“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拟古》其六)，论者从中读出了诗人的“人品”，亦即“霜雪不移之心”^[9]。的确，陶渊明善于运用诗骚以来的比兴手法，借以抒写胸襟怀抱，传情达意。《饮酒》其四同样运用了这种手法: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自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这首诗如何理解才算诗人的“真意”呢?赵泉山以为“此诗讥切殷景仁、颜延之之辈附丽于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三引)，温汝能则谓“靖节矢志不肯附宋”(《陶诗汇评》卷三)。细绎全诗，句句展露个人情怀，字字吟咏一己之悲，何尝有片言只语关涉殷、颜与晋、宋?“讥切”、“矢志”云云，纯属凿空之论。解读是诗大体近旨的是清人邱嘉穗，他说:“此诗纯是比体。盖陶公自彭泽解绶，真如失群之鸟，飞鸣无依，故独退守园田，如望孤松而敛翮，托身不相违也。公尝有《归鸟》四言诗，正与此诗意同。”(《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三)

“失群鸟”正是辞官归田后的陶渊明自况自喻的一种意象。它日暮独飞，徘徊无定，夜夜悲鸣，去来依依，无异于陶渊明当时心境的逼真素描。结合诗序所言“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的语境，从这首诗中不难感受到诗人形诸言表的“终夜不能静”的心态。构成这种心态的核心便是“失群”的孤独感。上引邱嘉穗所言虽为近是，但其“《归鸟》四言诗正与此诗意同”的判断，却失之不审。因为《归鸟》诗字里行间充溢的是诗人归田之初“欣及旧栖”、“悠然其怀”的欢快与满足，“失群鸟”则是他“闲居寡欢”生涯中孤独情怀的具象化。

这首诗的后六句似谓他孤独的灵魂终于找到了托身之所——“孤生松”。“孤生松”自然是陶诗屡屡言及的安贫乐道、固穷守节的托喻，赖此“固穷节”，他的心灵才能得到慰藉。其实，这只是陶渊明的强作宽解之词，他心底的孤独不仅未止于“孤生松”的荫庇，反而像天宇中的“孤云”一样弥漫开来，如其诗《咏贫士》其一:

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晖。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诗中以“孤云”、“出林翮”两个意象再度强化和渲染了自己心中的孤独无奈之感。世间万物皆有靠山，唯独他自己“孑然无依，犹似孤云在太虚之中，任其自生自灭，总无人理论”^[10]。以“孤云”作喻，诗人意犹未尽，又拟出个“出林翮”。“出林翮”与“众鸟”对举，显然是“失群鸟”的别称。似乎唯恐他人不解，陶渊明还以诗末“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二句特地点出了“孤云”和“出林翮”蕴含的孤独寓意。

由上观之，从“失群鸟”到“孤云”直至“出林翮”，陶渊明笔下的这些意象都负载着共同的象外之意，那就是不被世人所理解的无可奈何的孤独感。

2.孤独，并非孤立的象外之意

“失群鸟”、“孤云”、“出林翮”所负载的沉重的孤独感，在陶渊明集子中不是孤立的存在，他的不少诗文都或隐或显地流露了这种情绪。比如，在他的作品中，“独”(包括同义词“孤”、“自”、“只”等)字是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语词，如:

这么多的“独”字，足以说明陶渊明对它情有独钟，而且，不管它们作何训释，是孑然也好，是独自也好，是孤高也好，都透露出诗人不见容于世或不愿与世推移的孤寂、孤苦、孤愤的心态。

以往的学者对陶渊明作品中这一关键词的运用早有关注，如《时运》诗中的“偶影独游”和“慨独在余”，陈祚明觉得“孑立孤怀，于二‘独’字可味”(《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温汝能则认为“二‘独’字有无限深意在”(《陶诗汇评》卷一)。不过，陈、温二人在申说陶渊明产生孤独情怀的原因时却陷入了有违陶公初衷的误区。他们先入为主地认为陶渊明作《时运》时，天下已经归宋，世人已经忘晋，所以“独”上心头，“慨”生笔端。其实，《时运》诗成之年，下距刘裕建宋尚有十六年之隔。《时运》与《停云》、《荣木》三首四言诗，小序、正文的结构句法全同，可知是同时期之作。由《荣木》“四十无闻”句又可以断定三诗作于东晋元兴三年(404)。此年适为陶渊明服阙，搁置了三年的酒杯得以重新端起，于是他趁着酒兴，由春至夏接连创作了《停云》、《时运》、《荣木》三诗。既然诗作于有晋，所谓易代之感就无从谈起。仔细阅读三诗，陶渊明抒发了何种情怀不难索解。在《停云》诗中，令诗人“叹息弥襟”、“抱恨如何”的是“八表同昏平陆成江”阻绝了高朋良友与他的往来和亲近，满园春色益发衬出了他离群索居的寂寞，在百无聊赖中，他只好惆怅地“春醪独抚”。在《时运》诗中，诗人一则以“欣”，一则以“慨”，暮春时节的山光水色固然使他“陶然自乐”，但酒后的陶然到底抹不掉他内心的殊世难追、黄唐莫逮之“恨”，诗序的“欣慨交心”到了篇末，终于酿成了“慨独在余”。在《荣木》诗中，虽有油车上路、策马驱驰的一时振奋，但浸润全篇的仍是“总角闻道，白首无成”的失落。总之，元兴三年的三春九夏，刚从居忧的索漠和寂寥中挣脱出来的陶渊明，虽有欣赏春光夏景的东窗之乐，但离群索居的叹息、赶不上黄唐殊世的感慨、百年易逝而白首无成的惆怅，始终凝成一股挥之不去的孤独感，使其“我之怀矣，怛焉内疚”!

陶渊明内心的孤独感除了由上述关键词表现出来外，还间接表现在伤感知音难遇的诗文里。在《咏贫士》其六中，陶渊明曾歌颂了东汉高士张仲蔚:

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翳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举世无知者，止有一刘龚。此士胡独然，实由罕所同。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

值得注意的是“举世无知者”二句，表面上是对张仲蔚幸与不幸的惋惜，实际上暗寓了自己难觅知己的怨艾。到了《饮酒》诗其十六，这种暗寓便成了明言——“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正如丁福保所释:“今陶公固穷有年，荒草没庭，处境与仲蔚相似，惜无知己如刘龚(字孟公)相人者，故有‘孟公不在兹’之叹也。”(《陶渊明诗笺注》)这种借古人相知的典故抒写自己“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之无奈的手法，屡见于陶渊明的诗文，如《拟古》其八的“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邱。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伯牙因钟子期死而绝弦，庄周因惠子死而无质，自喻为钟子期、惠子的陶渊明，尚复何求?“不见相知人”，“欲言无予和”，是孤独意识外在表现的一个症候，由此症候正可窥见陶公的内心世界。

总之，陶渊明之所以借“失群鸟”来抒情，托“孤云”而写意，就是因为他内心深处长期潜藏着一种孤独感。这种孤独感一方面消磨了他积极入世的“猛志”，一方面又坚定了他逃离“尘网”的决心，从而成为他在《感士不遇赋》中所说的纵有“良价”，也不肯沽之的“孤襟”。

3.质性与遭际:孤独的成因

形成陶渊明孤独心境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内因，即其本人的质性;二是外因，即其在人世中的遭际。

陶渊明曾多次言及自己的性格，在《五柳先生传》中，他说自己“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在《归去来兮辞》中，他自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在《与子俨等疏》中，他又谈及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把他本人的自我评价综合一下，可用“刚直内向，我行我素”八个字以蔽之。这样的性格固然可以为他百年之后赢来任真自得、任性适情、耿介狷洁之类的赞誉，但对活着的陶渊明来说，却造成了他与尘世的格格不入。“与物多忤”意味着与“人事”经常冲突龃龉，使他不能见容于世。“非矫厉所得”即不肯屈心忍性、勉强自己，也就是不愿随波逐流、与世推移。这种质性所导致的其“形”的归宿，不管是被动的“缠绵人事，流浪无成”(《祭从弟敬远文》)，还是主动的息交绝游、逃离尘网，最终都是世我相违。心由境生，情随景迁，陶渊明在疏离尘世的封闭世界中滋生了“禀气寡所谐”的孤独情怀，这正如宿鸟归林、流云出岫一样势所必至。

陶渊明坎坷不平的人生遭际则对其孤独心境起到了强劲的催生作用。“民生鲜长在，矧伊愁苦缠”(《岁暮和张常侍》)，陶渊明在短短的一生中，遭遇了许多饥饿煎熬和精神折磨。这些痛苦的经验和感受正是他内心孤独感滋生和强化的外在原因。综观陶渊明的一生，对其灵魂最具冲击力和震撼力的人生感受有三:

其一是“去去当奚道，世俗久相欺”(《饮酒》其十二)的被欺骗感。使陶渊明深感一直上当受骗的，就是“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善恶报应观念。他自幼接受传统教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他的心中，成为他立身处世的道德信条和人生戒律。他相信“立善有遗爱”、“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时时告诫自己“匪道曷依，匪善奚敦”、“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而且还勤勤恳恳、小心谨慎地恪守奉行了大半生——“结发念善事，俛六九年”。然而，作为他念善行善的报应，纷至沓来的不是“余庆”，而是冻馁缠身、亲人病丧、旱灾虫灾、凄风苦雨等等“余殃”。现世现实的报应如此倒错，他深为不解和愤懑:“我闻为善，庆自己蹈。彼苍何偏，而不斯报?”(《祭程氏妹文》)除了他本人遭受的恶报之外，往昔一些善人高士如伯夷、叔齐、颜回、荣启期等人的苦难人生，也在刺激他的神经: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终饿死首阳山;颜回穷居陋巷，糟糠不厌，而早早命丧;荣启期以草绳充衣带，“长饥至于老”。所谓“恒辅善而佑人”的“天道”，对这几位德高望重的人物“报德”报到这个份儿上，自然越发使陶渊明怀疑“积善云有报”之说为欺人的“空言”。福善祸恶是累世沿袭、人云亦云的世论俗见，陶渊明错把它当作了金科玉律，因而产生了“世俗久相欺”的被欺骗感。

其二是“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杂诗》其八)的被遗弃感。陶渊明一生不太富裕，某些时候还穷得“弊襟不掩肘，藜羮常乏斟”(《咏贫士》其三)，甚至“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咏贫士》其二)——别说没酒喝，连锅都揭不开了!他对贫困生活态度有些复杂，有时能喊出“宁固穷以济意”的豪言，不过这与“富贵非吾愿”的壮语一样，不见得出自本心。对贫困生活表现了真实态度的，其实是他的《杂诗》其八:

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以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

陶渊明对生活本没有什么奢求，衣取蔽寒食取果腹则足矣，然而连这最起码的水准都无法达到，真是可怜可叹!试看周围，人人都有合适的生存之道，唯独他自己“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天公何在?理也奈何?吴淇说:“贫士偏以笨鸟，晚出早归，不能为谋生大计，拙之极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十一)可谓独具慧眼。在本人与他人的生活样态对照下，在自己这只“笨鸟”与尽获其宜的“众鸟”相较之下，他不禁感到被遗忘被抛弃的不平与愤懑，这才是他发自内心的真实的贫穷观。陶渊明的“箪瓢屡罄，绤冬陈”，虽说是由于他的“失其方”、“不得节”造成的，但从天道“辅善”的公理言之，他念念不忘行善却偏偏遭此酬报，心中产生被遗弃感，屡屡发出“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的不公、不平、怨悱和无奈，当然有其虚妄的合理性。

其三是“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三)的被压抑感。陶渊明自小酷爱儒家的元典，他诗中的所谓“总角闻道”，“诗书敦宿好”，“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都表明他长年受过儒家的传统教育。儒家修齐治平、建功立业的用世精神，不能不影响他的人生轨迹。从“向立年”开始“学仕”起，他先后五次进出官场。这五次为官，或者由于他“质性”的原因，或者因为未料到的变故，都一一中道夭折，成为不成功的用世实践。但是，他的雄心壮志并未因其归田而彻底泯灭，当晚年忆及斯怀时，他内心还是不免为之波澜起伏: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其八)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

这些话语显然不是心如古井、超越红尘的隐士之所能言。清代学者从中读出了此老的“忠君报国之念”和“讨宋篡弑之志”，固然不符陶公之心，但论定这些诗作“绝非隐逸忘世”^[11]，“不得以有为于世，故其言悲愤如此”^[12]，却深中肯綮。这些诗句透露的正是陶渊明想用世而受阻、欲有为而不能、猛志空怀、举翅难飞的被羁绊感、被压抑感。随着日月飞驰、百年将尽，这种压抑感在他的心头愈发显得沉重，沉重得挥杯难解，彻夜无眠。

有如上述，陶渊明饱经沧桑而品尝的被欺骗感、被遗弃感和被压抑感，与其世我相违的“质性”相辅相成地造就了他一生所用的“孤襟”。在他的“孤襟”中，如果说“质性”酿造的多是孤高，那么其人生遭际注入的则多是孤寂、孤苦和孤愤。这诸多的孤高、孤寂、孤苦和孤愤，彼此相依地融成了他“孤云”一般的孤独心境。有时他在东篱下孤芳自赏，悠然自在;有时他在行游中叹无知音，寂寞难耐;有时他在空楼中凄苦悲怆，愤愤不平。盖无一不是他孤独情怀的自然流露。

世论陶诗者往往只叹服他的超然彻悟，殊不知这种超然彻悟乃是他突破自己内心孤独围城的一种尝试。某些作品所呈现的达观表象并不能完全掩盖他心底的孤高、孤寂、孤苦和孤愤，一不留神，他的孤独灵魂还是会从“孤云”之类的意象中若隐若现地飘荡出来。他的人生绝唱——被论者誉为“意极旷达，一结了截”^[13]的《挽歌诗》，其实正是陶渊明孤独心境的绝响:“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至此，他把自己心底的孤独不是发挥到极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