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左思:“洛阳纸贵”

左思(250?～305?)，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属山东)人。出身寒素，虽有才而仕途不得意。其妹左芬被选入宫中后，才得到了一个秘书郎的官职。他也是贾谧“二十四友”之一。及京师动乱，便移家冀州，数年而卒。

左思诗赋均善，其诗不多，仅存十四首，《咏史诗八首》为其代表作。“咏史”是古典诗歌中一个传统的题材，自班固作《咏史诗》以来，文人多有所作。但是，历来的“咏史”之作多就史言史，不涉时事，而且往往一事一咏，左思的这组作品却名为“咏史”，实则“咏怀”，一篇诗作也不见得专咏一事。诗中借古人旧事，抒写自己的胸襟怀抱，正如张玉谷所言:“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断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古诗赏析》)

这组诗作不是一时一地之作，但各篇之间贯穿着一个基本主题，即反映寒门士人与门阀贵族的矛盾，显示了作者内心入世与出世的斗争。第一、第三首诗写自己的才能与志向。他自述说“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他羡慕“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的段干木、鲁仲连，立志要“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并且表明实现了自己的抱负后，“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然而，这样的才学竟无所成就，这样的志向却为世所阻，第二首诗对此有鲜明的揭露: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涧底松”、“山上苗”这类意象的使用，生动暗示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不合理现实，明确指出自己有如“冯公”似的“沉下僚”，正是“地势”亦即当时的门阀制度“使之然”。第四首诗则以对照的手法表示了对达官贵族的蔑视:

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荫四术，朱轮竟长衢。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

前八句突出“王侯”们的奢华，后四句强调隐喻自我的“扬子”的寂寥，两相对照，暗示出后者将名著青史，传扬百代。如果说其四诗的对照只是客观而又冷静地显示了王侯与寒士之间的落差，那么，第五首诗便是主动而又激烈地表现出诗人敝屣权贵、孤芳自赏的性格: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其五)

前六句的夸张性描写，将“王侯”们推向了神仙似的青云之上，与其说表现权门的高不可攀，倒不如说意在反衬诗人“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的可贵与自豪。最后二句更是将一位寒士的清高形象渲染得十分豪迈。第六首诗写敝屣权贵、蔑视豪门，字里行间挟带着凛凛逼人的气势: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其六)

“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视贵者若尘土，重贱者如千钧，豪迈得甚至有些狂放。但这不是左思自始至终的性格，第七、八首表现的则是诗人的另一种形象:

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买臣困采樵，伉俪不安宅。陈平无产业，归来翳负郭。长卿还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贤岂不伟，遗烈光篇籍。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其七)

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出门无通路，枳棘塞中途。计策弃不收，块若枯池鱼。外望无寸禄，内顾无斗储。亲戚还相蔑，朋友日夜疏。苏秦北游说，李斯西上书。俛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其八)

诗人在这两首诗中强作自我安慰，前者慨叹自古以来英雄有顺与不顺，每一个朝代都免不了有埋没草泽的奇才;后者感慨“俛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的无常，期望做个知足常乐的“达士”。两首都有一种莫可名状的无可奈何，显示出诗人性格的复杂性。

钟嵘说:“晋记室左思诗……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谢康乐常言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诗品》卷一)所谓“文典以怨”，指其诗善于化用历史故事来表达心中的不平与怨悱;所谓“精切”，指其诗结合史事来抒怀，结合得深刻切当;所谓“得讽喻之致”，谓其诗颇得借古讽今之神髓。左思的诗作比陆机豪放，较潘岳深邃。应该说，钟嵘的这一评价准确抓住了左思诗歌的艺术特征，但谢灵运说其诗“古今难比”却未免有些溢美，如果说在太康诗人的范围内，左思的诗歌首屈一指，倒是合乎实际的。

左思尚作有《三都赋》、《白发赋》等。《三都赋》为京都大赋，《晋书》本传叙述左思构思时的情形说:“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卭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着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他谈及自己的创作态度时说:“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三都赋序》)花费十年时间，宛如编类书、作年鉴似的一丝不苟，足见左思作此赋费尽心神精力。但是赋成后，时人并不以为然，于是他又请皇甫谧、张载、刘逵、卫瓘等“经学洽博，才章美茂”的专家，为他这篇赋或作序，或作注，或作略解。当代权威的“炒作”终于使其赋火爆起来——京师人争相买纸传抄，以致纸价为之暴涨。“洛阳纸贵”一语便从此流传开来，它比《三都赋》倒更令人耳熟能详。而《三都赋》虽然规模更为巨大，写作更为真实，到底还是板滞僵化，逃脱不了木乃伊似的命运。另一篇《白发赋》，活泼生动、流利晓畅的游戏文字中，浸透着不遇寒士的缕缕辛酸，文学魅力倒在《三都赋》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