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史记》的“实录”精神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曾借前贤之言夸赞司马迁道:

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的确，“实录”精神正是《史记》一书所具备的最为难能可贵的特色。

“实录”是对历史著作最起码的要求，非“实录”的是外史、野史，而不是信史。但是，要做到“实录”，却不是轻而易举的。连司马迁十分推崇的《春秋》，孔子有时也不得不搞些“为尊者讳”——虚美隐恶的不实之笔。

《史记》的实录精神总的说来表现在司马迁基本上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总结了自五帝以迄汉武帝三千年的历史轨迹，它的具体表现则在以下诸方面:

(一)对于尊贵者，加以客观地再现

对于占据统治地位的帝王将相，司马迁以实录的良史之笔绘出了他们的历史面目，既肯定了他们的文治武功，同时也能诛心察影，不留情面地写出了他们庸俗虚伪的一面。尤其是对后者，他没有采用素来尊重孔子的“曲笔”，而是“文实事核”，直书其事。比如写汉高祖刘邦，一方面，详细叙述了他提三尺剑于马上夺得江山的壮烈征程和英雄本色;另一方面，又叙述了他的另一个侧面，在《高祖本纪》里写他的“好酒及色”;在《项羽本纪》里写他为了逃命，三次不念亲情，把子女从车上推下，写他在项羽以烹煮乃父相威胁时，竟然无动于衷地回说“幸分一杯羹”;在《留侯世家》中写他攻陷咸阳，便意欲享用秦帝的“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在《萧相国世家》中写他明明猜忌丞相心怀异志，却故意“数使使劳苦丞相”;在《淮阴侯列传》中写他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坐定江山便诛杀功臣;在《季布栾布列传》中写他恩将仇报，杀掉救命恩人丁公;在《郦生陆贾列传》中写他“诸客冠儒冠来者”，“辄解其冠，溲溺其中”。凡此种种的描写，剥掉了最高封建统治者岸然的道貌，显示了其流氓无赖、贪杯好色、猜忌难处、粗俗不堪的另一半嘴脸。再如汉高祖的重臣叔孙通，司马迁诩之为审时度势的“汉家儒宗”，写他颇善儒家的权变之术，能随着时移势易而巧妙地推行礼教，写他不同于“不知时变”的“鄙儒”，知进知退，能屈能伸，但在关键的问题上如废嫡立少事上，却寸步不让。然而对他善于阿谀奉迎的一面也毫不隐讳，如写他在秦为待诏博士时，陈胜起兵造反，秦二世召见博士儒生征求对策，有三十多人均言应发兵平叛。二世一听，气得脸色发青。叔孙通赶紧上前说:“诸生言皆非也。……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史记·叔孙通列传》卷九十九)二世听得很是顺耳，赏他帛二十匹、衣一袭，还拜他为博士。出宫之后，诸生责备他:“先生何言之谀也!”他回答道:“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然后便溜之大吉。足见他为了全身保命，不惜察言观色，大拍马屁。文中还写他归汉后，常穿儒服，碰巧刘邦厌恶儒生，他灵机一动，马上改换了装束，“服短衣，楚制”，使本为楚人的刘邦看了颇为顺眼。这些描写均画出了叔孙通善谀巧变的庸俗一面。其他天子皇后，战将谋臣，司马迁也都作如是观，作如是写。

(二)对于叛逆者，予以充分的肯定

《史记》记载了一些叛臣逆子的事迹。这类人物类型有两种:一是农民起义领袖，如陈涉、项羽等，一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贰臣，如韩信、李陵等。对于前者，司马迁详细记述了他们揭竿而起的历史经过，使他们的成败千秋之后仍然跃然纸上。如《陈涉世家》以翔实的材料展现了陈涉的为人、首事、称王和失败，对这位失败的英雄，他评价道:“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渉发难。”他把领导农民起义的陈涉比之于伐桀攻纣的商汤、周武和修《春秋》的孔圣人，肯定了陈涉“首发难”的历史功绩，并列之于“世家”，反映出他不囿于传统之见，突破了正统观念的实录精神。对于后者，司马迁则以善自为善、恶自为恶的忠实笔触，写出了他们的功过。比如《李将军列传》，司马迁并没有隐没李陵投降匈奴而使“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的历史事实，但对他“善射，爱士卒”的本领和为人，对他率五千步卒与八万敌众“连斗八日”，杀伤匈奴万余人的战绩也作了可观的描述，同时还写到了汉家“族陵母妻子”，表现了对汉武帝株连九族政策的不满。不因为其过而埋没其功，正因为其过而肯定其功，这正是全面叙述和如实表现历史事件、人物的良史风格。

(三)对于卑贱者，给以公正的记述

《史记》中有一些传记描叙了出身下层社会的小人物，如《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是个“夷门监者”，另一个朱亥是“市井鼓刀屠者”;《刺客列传》中的聂政“以屠为事”，荆轲也是与狗屠为伍的市井之徒;《游侠列传》中的朱家“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牛”，郭解少时干着杀人斗殴、铸钱盗墓的勾当。这类卑贱者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正统史家也不会把他们载入青史，但司马迁却认为“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列传》);说他们“救人于戹，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基于这一认识，他在笔下公正地叙写他们的事迹，歌颂他们身上的一些优良品质。如傲岸不逊的侯嬴、朱亥，当他们为魏公子无忌礼贤下士的诚意打动时，便急人之难，极力帮助无忌排忧解难，使他得以出兵攻秦，解除了邯郸之围。在聂政、荆轲身上则表现了反抗强暴、视死如归的侠肠义胆。这些被正统史家视为“奸雄”的鸡鸣狗盗、刺客游侠之徒，能够在《史记》中占有一隅之位，正显示了司马迁实录精神的不凡之处。

《史记》的实录精神，是司马迁敏锐的历史眼光、强烈的批判意识、严谨的写作态度三者的集中表现。没有敏锐的历史眼光，就抓不住历史事件的真相;没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就跳不出正统历史观念的窠臼;没有严谨的写作态度，就写不出自成体系、彪炳千秋的“一家之言”。唐人刘知几曾在《史通·曲笔》中慨叹道:“史之不直，代有其书。”能像司马迁这样站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思想顶峰，以实录精神修史，委实是难能可贵的。毋庸讳言，《史记》并没有彻底摆脱神秘思想(如相信气数、善恶报应等)和历史循环论(如“三王之道若循环，周而复始”)的影响，但这是由于时代局限的历史宿命所致，与其实录精神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