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宋人郭茂倩根据《汉书·礼乐志》总结道:“乐府之名，起于汉魏。自孝惠帝时，夏侯宽为乐府令，始以名官，至武帝乃立乐府。”(《乐府诗集》卷九十)但是，“乐府”之名，恐怕不自汉魏始，一九七七年出土的秦陵编钟上即有“乐府”二字，说明至迟秦代似有“乐府”。“乐府”作为机关而言，就是掌管音乐的机构。汉武帝设立乐府后，“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汉书·礼乐志》)。采集民歌是汉乐府机关的重要任务，从班固的记载可以看出，采集的范围相当广阔，南至吴楚汝南，北至燕代，东至齐郑，西至陇西，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尽管这一措施的目的是为了祭祀、娱乐或观风俗知厚薄，但客观上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各地民歌。

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是收集乐府歌词最为完备的一部总集。在这部书中，他将乐府歌词分作十二大类。汉代民歌主要见于其中的“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三类中，大约有四十余首。另外，“杂歌谣辞”一类中还保留了不少汉代谣谚。这些汉代民歌和谣谚正是乐府诗中的精华。

乐府民歌作为“汉世街陌谣讴”(《宋书·乐志》)，发自下层民众之心，出自普通百姓之口，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它们“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继承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诗歌传统，描绘了汉代社会的广阔生活画面，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高度的思想意义;在艺术上，也表现出高超的描写、记叙和抒情技巧，富于鲜明的独创性。虽然它们在采集记录、入乐配曲的过程中难免受到乐师、文人的某些改动，但其思想和艺术的光彩却是难以掩盖的。

(一)乐府民歌的思想意蕴

首先，乐府民歌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压榨及穷兵黩武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这一类主题的作品，是被压在帝国统治机器最底层的民众的痛苦呻吟和血泪控诉。它们揭示了汉代社会执政者与民众之间尖锐的矛盾关系。从汉武帝盛世到汉末衰微时期，连年不断的对外战争，大兴土木的徭役之征，豪强的兼并土地，贪官的横行无忌，把民众推向了灾难的深渊。当时民众的生活正如班固透露的那样:“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鬻儿偿债，杀子避赋之事，时有所见。这种惨痛的情景在乐府民歌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有些诗篇再现了民众的这种非人的悲惨境遇，如《妇病行》: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揺，思复念之!”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母亲久病死去，剩下父亲拉扯几个可怜的孤儿。生活更加艰难，孤儿“抱时无衣，襦复无里”，甚至给他们买食物的钱也得乞求别人施舍，凄惨之状令人目不忍睹。弥留之际的母亲的泪下翩翩，乞求亲交的父亲哭倒尘埃，饥肠辘辘的孤儿的啼号索母，三苦催人泣下。像这样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家庭是当时贫民社会的缩影。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惨状，诗未明言，而《十五从军征》一诗则道出了兵役是罪魁祸首之一: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饴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诗篇的主人公少年时被征入伍，垂老之年才得以回到不知盼了多少年的故里。可是迎接他的却是一片雉飞兔走、野草丛生的废墟:亲人早已死绝，家园变成坟场。《战城南》则直接描绘了战争造成的生灵涂炭的沙场景象:死尸狼藉，乌鸦争食，荒凉恐怖，令人毛骨悚然。而《饮马长城窟行》则通过思妇怀念远在他乡的丈夫，反映了“君问归期未有期”的行役给家庭带来的离散之苦。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正是兵戍徭役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有些民歌强烈地抒发了飘泊异乡的愁苦心境。这类作品大都是由于徭役赋税、天灾人祸被迫羁旅他乡另谋出路的游子哀吟，如《古歌》: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飙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这首诗从“胡地”和“离家”二语观之，主人公当是从军征或服徭役的“游荡子”。他身不由己，转徙胡地，满怀的愁绪割不断，理还乱。全诗笼罩着一层愁云惨雾，令人难以卒读。再如《悲歌》: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悲歌可以当泣”二句实是一种无可奈何之辞，它以强作宽解的措辞表达了“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的绝望之情。这些“游荡子”往往是终身服役，还乡的希望相当渺茫，大都变成了葬身塞外他乡的孤魂野鬼。即使有人侥幸得以归家，家人也往往离开了人世。生离对于他们来说等于死别的同义语，因此在这类游子吟中凝聚了无法抑制的沉痛郁结之情。

还有些民歌把矛头径直指向贪婪残暴的统治者，如《平陵东》:

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

诗中的“义公”不知为何人所劫，这是明知故隐的讽刺笔法。从后文中的“高堂”和“追吏”可以得知劫义公的就是汉代统治机器——官府。一个“劫”字，准确逼真地揭露了官府的强盗行径:他们仿佛绑票似的向义公勒索百万钱两走马，逼得义公只好卖掉黄犊，以筹措赎身之费。《东门行》一诗更是正面表现了民众的反抗精神: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盎无斗米，架无悬衣，这种饥寒交迫的日子实在难以再忍受下去了，于是丈夫不顾孩子他妈的劝阻，铤而走险，拔剑东门去，或入绿林，或走险径，去寻找生活的出路。以刀剑回击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正表现了民众的脊骨并非总是弯曲的。

其次，乐府民歌反映了汉代社会扭曲的人情世态。汉代社会为权势、财产所左右的人情世态在有些民歌作品中得到了艺术的再现，如《咄唶歌》:

枣下何攒攒，荣华各有时。枣欲初赤时，人从四边来。枣适今日赐，谁当仰视之。

诗写枣树结满红枣时，四面八方的人趋之若鹜，而一当枣尽，人们则不屑一顾。以树喻人，揭露了往来交际中的势利之心。《孤儿行》一诗则通过富贵人家子弟在父母双亡后所受到的虐待，深刻反映出财产的继承与争夺使得同根生的亲骨肉之间形同寇仇。其中写孤儿“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死后，兄嫂为了独吞家财，百般折磨他，让他替自己贩卖，让他做饭、喂马、挑水、养蚕、种瓜等等，弄得他经常是“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冬无复襦，夏无单衣”，“足下无菲”。贪婪的欲望使其兄嫂人性异化，道德沦丧，骨肉成为剥削的对象，手足变成役使的奴仆。诗中所写的这种畸形变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剥削制度必然产生的人情世态。

再次，乐府民歌表现了汉代妇女的不幸命运及抗争精神。由于经济上依附男子，妇女处于被玩弄的地位，她们的命运往往决定于某一男子一时的好恶，正如《怨歌行》中女子自喻的纨扇一样，秋风一起，即被弃置一旁。对自身命运的担心又时常成为可怕的现实降临在女性头上，《塘上行》、《上山采蘼芜》等即表现了女性被遗弃的不幸遭遇，如《上山采蘼芜》: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是诗没有从正面去叙说弃妇的哀愁悲苦，只是叙述了弃妇同故夫邂逅相逢的一番对话，借故夫之口说出了弃妇颜色比新人美，劳动比新人强。即令如此，她竟然也免不了被遗弃。而那位新人在入门之后，也渐为喜新厌旧的故夫所厌恶，即将成为第二个弃妇。这就深刻揭示了女性卑贱低下的地位与任人宰割的命运。

还有些民歌表现了女性对无耻男人的谴责，对封建礼教的抗争。《白头吟》中的女主人公“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对三心二意、不念旧情、追逐钱刀、重利轻别的男人，表示了谴责。如果说这种谴责是悲愤的数落，那么《陌上桑》中罗敷对使君的谴责则是诙谐的嘲讽。当太守调戏罗敷说“宁可共载不”时，这位美丽机智的少女上前回答道:“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接着的十八句竭力夸耀自己丈夫的地位、官职、坐骑佩剑、仪表风度。其实罗敷未必有这样一个丈夫，她不过是采取这种巧妙而诙谐的方式，从心理上打掉使君的自傲感，从而拒绝对她的调戏和诱骗。

《有所思》、《上邪》等民歌则描写了与封建礼教进行对抗的女性。《有所思》的女主人公听说与她自由结合的男子“有他心”之后，不由得怒火中烧，把准备送给他的珠玉缭绕的玳瑁簪砸碎烧毁，当风扬灰，表示“从今以往，勿复相思”。《上邪》同《诗经·鄘风·柏舟》相似，但诗中的女性态度更为果决，感情更为奔放: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首诗一连使用五件无法出现的自然现象进行盟誓，说只有发生高山崩颓、江水枯竭、冬季打雷、夏天下雪、天地合一时，才可与“君”断绝关系，反映出对爱情的坚贞不渝。

(一)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

乐府民歌继承了风骚传统，提高了抒情诗的表现艺术，把比兴从简单的比拟手法发展为比较完整的形象思维方法。其具体表现之一是，完成了咏物诗的创造，通过咏物来抒情。《诗经》中没有咏物诗，《楚辞》中的《橘颂》虽然属于咏物型，但严格说来不是一首完整意义的咏物诗，因为其诗后半章由诗人出面直抒情感，乐府民歌中的《长歌行·青青园中葵》与此相似。而《怨歌行》则成为最初的完整的咏物诗:

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这首诗旧以为班婕妤或颜延年作，但《文选》编此诗于“乐府”类中，李善注引《歌录》云为“古辞”，因此也当为“汉世街陌谣讴”之一。诗人把女性命运主宰于他人之手以致惴惴于怀的心理，加诸团扇上，使之具有寄托象征的特点。《艳歌行·南山石嵬嵬》也是一首咏物之作:

南山石嵬嵬，松柏何离离。上枝拂青云，中心十数围。洛阳发中梁，松树窃自悲。斧锯截是松，松树东西摧。特作四轮车，载至洛阳宫。观者莫不叹，问是何山材。谁能刻镂此，公输与鲁班。被之用丹漆，熏用苏合香。本自南山松，今为宫殿梁。

诗里写了南山松树的遭遇，从野生野长到刻镂熏香，在人看来是够尊崇荣耀的，可松树本身却感到悲哀，寄托了作者轻荣禄重自然的思想。咏物诗因物及人，以物寄情，成为后世文人喜用的一种特殊的抒情诗形式。

其表现之二是，出现了不少寓言诗，通过语言来抒情。寓言诗同咏物诗相似，二者都采用拟人手法，但咏物诗重在以物寄情，寓言诗则重在以事喻理，富于劝诫性、讽刺性，叙事成分较多，有的甚至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诗经》中寓言诗极少，乐府民歌中却出现了一些，如《雉子斑》、《枯鱼过河泣》、《乌生》、《蝴蝶行》等。诗人在这些诗篇里，赋予思想以形象，通过特殊的意象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假动物之口倾吐了被迫害者的声音。它们不仅寓意深刻，而且想象奇特:老雉能够三呼其子，枯鱼可以寄书鲂，借饮弹毙命的乌魂之口慨叹人生，从被燕子捕获的蝴蝶眼中观察外物，构思设想，出人意表，使诗篇染上了浪漫的色彩。

其表现之三是，抒情诗富于故事情节性。汉代叙事诗的发展，对抒情诗不能不带来影响。通过故事情节的片断来抒情，成为乐府民歌的一个重要特点。如《饮马长城窟行》: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诗的前半写思念远在他乡的丈夫而至梦中相会，不料梦醒后仍然是“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的残酷现实;后半写远方来客带来丈夫的家书，书中“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却不曾提到归期，这就更加激起了妻子对丈夫的怀念。诗中一梦一醒一封信，使这位女性的情感显得更加深沉、执著。《艳歌行·翩翩堂前燕》则通过流荡异乡的游子所遭遇的同情与猜忌的一件琐事，抒发了满腹的委屈和乡愁。通过故事情节的片断抒情，使诗作益发充实而不空泛。

其次，乐府民歌标志着叙事诗发展到一个更趋成熟的阶段。乐府民歌中有些诗作故事情节比较完整，人物形象较有性格，而且有第三者出面叙述故事的始末，如《陌上桑》、《东门行》以及长诗《孔雀东南飞》等。这是中国诗歌史上出现的一批重要的叙事诗。它们通过多种艺术手法创造了比较鲜明的艺术形象。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相结合，以侧面烘托为主，即为其艺术手法之一，如《陌上桑》写罗敷的美丽: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绿绮为下裾，紫绮为上襦。观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耕，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前四句正面描写罗敷的发型之美、首饰之贵、衣着之丽，人靠衣服马靠鞍，这些描写已然显示出罗氏女容貌不凡，不过形象还有些模糊。接下去的八句却没有正面勾画她的脸蛋儿如何漂亮，眉目如何传情，身段如何苗条，而是把笔锋突然转到观者身上:挑担赶路的看见罗敷，放下担子情不自禁地捋起胡子;少年看见罗敷，下意识地摘下帽子，露出了头巾。耕地的忘记了耕地，锄草的忘记了锄草。这些人回到家中，还都埋怨气恼老婆长得难看。通过罗氏女对各种观者所造成的影响，巧妙地突现了她的容貌绝伦。前面的正面描写犹如画龙，仅得其概貌;后面的侧面烘托恰似点睛，方现其风神。

行动刻画与对话描写相结合，以对话描写为主，是其另一艺术手段。乐府民歌在写人物时，行动刻画与对话描写兼而用之，但行动刻画往往比较简略，而对话描写占的比重相当大，对推动情节的发展，突现人物的性格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东门行》前半部分通过男主人公“出”、“来入”、“还视”、“拔剑”、“去”等一系列的动作，展现了他的内心矛盾，后半部分较此分量大得多的言谈——妻子与他的对话描写则写出了一个生活中的悲剧情节，无衣无食的窘迫生活终于迫使他不顾劝阻地拔出了反抗之剑。其它诗作中的对话描写更多，《上山采蘼芜》只用“长跪问故夫”一句写弃妇的行动，长跪而问，表明她性格柔顺知礼，对过去的家庭不无留恋之情。此句以后全是她与故夫的对话，这些对话进一步揭示了容颜不丑，手巧能干，暗示出她的无辜见弃完全是由于故夫的喜新厌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