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古诗十九首》:汉末乱世的人生咏叹调
汉代诗歌诸型之中,经过文人作者与民间歌手的共同努力,硕果累累的是五言诗。现在流传下来的汉代文人有主名的五言诗,主要有班固的《咏史诗》、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三首)、赵壹的《刺世疾邪诗》(二首)、蔡邕的《翠鸟》、郦炎的《见志》(二首)、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娇娆》等。在这些诗作中,秦嘉以下诸作均产生于东汉后期,表明此时文人染指五言诗创作的日渐增多。诗作的质量也较“质木无文”的班固之诗大有提高,如辛延年、宋子侯等人的作品。但是,真正代表了五言诗艺术水准的是被刘勰评价为“五言之冠冕”的“古诗”。
“古诗”是指汉代难以确定绝对创作年代的佚名五言诗。这些“古诗”至少有一部分曾经入乐歌唱,但后来乐调失传,是不是所有的“古诗”都曾入乐则难以确考。“古诗”的数量,就南朝钟嵘所见,有近六十首之多,延至今日,又有约半数流失。“古诗”的作者可以分为两类人物,一类是民间歌手,沈约说:“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宋书·乐志》)“古诗”中的乐府古辞,作者就应是民间歌手。另一类是未能留下名字的文人,被昭明太子萧统精心择入《昭明文选》的《古诗十九首》,就是这些无名文人的作品。
《古诗十九首》根据内容可以分成三类,一为抒发羁旅愁怀、闺阁哀怨的,一为慨叹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一为伤感知音难遇、老友绝情的。尤其是前者的游子吟与思妇辞,占去了组诗的大半部分。这三类诗作各自表现的内容,实际上是十九首同一主旋律的变奏。所谓同一主旋律便是十九首咏叹人生不幸、哀愁和苦闷的共同主题,抒发羁旅愁怀、闺阁哀怨也好,慨叹性命短促、人生无常也好,伤感知音难遇、老友绝情也好,都是从不同的遭际、不同的侧面反复咏叹、强化这一主题。
(一)《古诗十九首》的时代精神
这套组诗产生于桓、灵、献时期,正处于东汉走向没落、曹魏代之而兴的历史转折关头。在政治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极为尖锐、极为激烈,外戚、宦官、官僚互相倾轧,勾心斗角;敢于评论朝政的知识分子频遭禁锢和杀戮;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使政局混乱不堪。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士人毫无出路。他们游宦无成,攀援失路,只能借助吟唱发泄自己的失意与苦闷。值得注意的是,汉末动乱的时势导致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繁琐、迷信、迂腐、荒唐的两汉经术和谶纬趋于崩溃,一种反映门阀士族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新的观念体系渐渐产生。知识分子开始从经术和谶纬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把目光集中到审视自己的人生与命运上。这套咏叹人生的组诗正反映出乱世时代一般士人的文化心理倾向。
首先,《古诗十九首》蕴含着对人生、生活的追求与执着。这套组诗给人感受最为强烈的是对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咏叹。诸如“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等等,构成了组诗的基本情调。它们与命运多蹇、游宦无成、知音难遇、老友绝情、游子思乡、闺妇怨别等等杂糅在一起,使这种生命短暂、人生坎坷、欢乐少有、悲苦良多的感叹,越发显得沉重和悲凉。往昔太平盛世的道德观、价值观已被战乱频仍、人命危浅的乱世现实冲到了九霄云外,铁一般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唯有充满苦难的人生和不可抗拒的死亡。如此迫在眉睫、息息相关的命题终于促成了人们对自身价值的审视和觉醒。对命如朝露的感慨喟叹,对生死存亡的伤感关注,尽管表面上显得消沉、悲观和颓废,但在它的深层恰恰潜藏着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眷恋和欲求。正因为人生如寄,转瞬即逝,所以才说“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更要抓紧生活,尽情享受;正因为愁苦太多,乐趣甚少,所以才说“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才要痛痛快快过一生,潇潇洒洒走一回。这些毫不掩饰的心灵披露,恰恰揭示了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中对于人生和生活的眷恋、执著与追求。
其次,《古诗十九首》蕴含着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和否定。上述对人生、生活的眷恋与追求,是与怀疑和否定旧传统、旧观念、旧价值、旧风俗同时并存的。只有在否定传统思想观念的条件下,人才能重新思索、认识、把握自己生命、人生的价值。这套组诗便回荡着与传统观念格格不入的音响:“安贫乐道”是传统的为人处世之道,而诗中却公然大唱反调——“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在作者的眼里,道,已经失去了乐趣;贫,才是切肤之痛,令人无法安然。占据高官显位,跳出贫贱的苦海,变成了他们的处世哲学。“三纲五常”是传统的道德信条,而诗中却公然对此提出挑战,赤裸裸地宣称,“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在作者的心目中,从一守节,谈何容易,独守空床,才是不堪忍耐的孤苦。纵然是另觅新欢,似乎也是在所不辞。“长生不老”是传统的追求目标,而诗中却公然大唱对台戏,声称“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驱车上东门》),“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生年不满百》)。在作者看来,服药长生,羽化登仙,都不过是欺人之谈,只有此生此世得意尽欢,才是人生真谛。这些大胆的宣言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淫鄙之尤”,其实它们正是对道貌岸然的传统观念的冲击、挑战与否定,实质上正标志着人的觉醒。
(二)《古诗十九首》的艺术价值
这套组诗是中国早期五言诗中典型的抒情诗,具有弥足珍贵的艺术价值,正如钟嵘所云:“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品》)
善于熔铸情景交融的意境,造成强烈的抒情效果,是《古诗十九首》的突出特色。作者继承和发展了风、骚的抒情手法,把对客观景物的描摹同主观情绪的抒发和谐地统一在一起,把思绪纷纭、感情汹涌的内心世界与客观实在、浑然无觉的外物巧妙地融会在一处,形成水乳交融的艺术画面。如《去者日以疏》:
去者日以疏,生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诗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墟墓景象:丘坟累累,萧索凄凉,无主的古墓被人犁为田地,墓旁的古柏被人砍作烧柴。周围死一般的寂静,唯有坟间的白杨在凄风中呜咽似的潇潇作响。作者在描述这番景象时,使用了一“悲”一“愁”二字,将人生如寄之忧、无限沧桑之感都灌注于其中,从而构成了有景有情、自然浑成的艺术境界。又如《涉江采芙蓉》: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这是游子念远思归之作,它展现了一幅折芳赠远的写意画:江边泽畔,芳草丛生,一位孤独的游子采摘了一把芙蓉兰花,却无人可赠,只好惆怅地遥望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乡。读者分明感受到了画面里流溢出来的终古难销的忧伤。此外,《青青河畔草》与王昌龄《春闺》意境相似,《明月何皎皎》与李白《静夜思》意境仿佛,显见《古诗十九首》对后世诗人构思的影响。
《古诗十九首》的另一特色是善于捕捉人生中最为动人的感觉和经验,具有吸摄人心的感染力量。组诗中有两首诗作抒发了诗人听了音乐之后的感慨,《今日良宴会》的后六句是写听秦筝新声后的感触: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轲长苦辛。
这是从贫贱的角度,慨叹人生的转瞬即逝,富贵者青云直上,困穷者坎坷一世。这种具有霄壤之别的处境正是一切“轲长苦辛”的人们共有的不平之感。《西北有高楼》后四句则是写听弦歌清商曲后的感受: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这是从天涯孤客的角度,痛惜人生的知音难遇。满腹衷肠,可向谁诉?高山流水,几人能知?这正是所有客寄他乡、无人援引的失意者们的伤心之处。而且,抒写共同的人生感受时,摄取的场景和着眼的角度也有不同。同是咏叹人生短暂的,《回车驾言迈》着眼的是空间性的景物变迁,江山依旧,景物全非,“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东城高且长》着眼的是时间性的季节更替,花开花落,春去秋来,“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驱车上东门》是从白杨松柏间的坟墓、“千载永不寤”的死人,即从他人的长眠联想到“年命如朝露”,《生年不满百》则是从自身生命的短长,直接悲叹人生的短促、长命的难期。以上的咏叹尽管角度各异,而抒发的却是处于类似环境中的落魄江湖者最易感受、最易经验的共同愁绪。再如《迢迢牵牛星》由“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牛女二星联想到人间夫妻的离别,《凛凛岁云暮》由“凉风率已厉”联想到“游子寒无衣”等等,也都是最能引起旷夫怨女共鸣的情怀。
在语言艺术上,这套组诗既具清新自然的民歌风韵,又表现出文人驾驭语言的高度技巧。五言诗是在乐府民歌影响下产生的,《古诗十九首》中活跃着民歌的气息。明谢榛曾经评论它“句平意远,不尚难字,而自然过人矣”,“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四溟诗话》)。所谓自然清新,即不假雕琢,不事刻镂,朴素亲切,坦荡率直。“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孟冬寒气至》),“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明月何皎皎》),诗人仿佛在用口语同我们娓娓叙说着家事。“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既不藏头遮尾,又不装模作样。另一方面,这套组诗的语言又相当精练,表现了高度的语言艺术技巧。诗人常常袭用典籍成词,化用成语典故,把丰富的内涵纳入简约的语言里。如“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明月皎夜光》),前句出自《诗经·邶风·北风》“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后句出自《国语·楚语》“灵王不顾于民,一国弃之,如遗迹焉”。《东城高且长》中的“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前句化用《诗经·秦风·晨风》“彼晨风,郁彼北林”,后句化用《诗经·唐风·蟋蟀》“蟋蟀在堂,岁聿其莫”。其它从《诗经》、《楚辞》等典籍中采用的成词、成语、典故尚有许多。这些语汇的运用丰富了诗语的表现力。在遣词运句上,诗人还巧妙运用了不少重言词,如《青青河畔草》连用“青青”、“郁郁”、“盈盈”、“皎皎”、“娥娥”、“纤纤”六个重言词,《迢迢牵牛星》也是连用“迢迢”、“皎皎”、“纤纤”、“札札”、“盈盈”、“脉脉”六个重言词,生动形象地赋予事物以颜色、声音和状态。在运句上,作者比较注意语句的均衡对称,加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美,如“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等等。文人驾驭语言的技巧同清新自然的民歌风格相辅相成,表明《古诗十九首》的语言艺术在吸收民歌营养的基础上进一步集中提高,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