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

在汉代诸赋中，作为正宗与代表的是大赋。这类赋作的特点，表现在篇幅上，是长篇巨制，追求广阔的生活画面，有意展现壮丽的图景;表现在结构上，是虚拟主客，设问作答，用以作为开展叙述的线索;表现在句型上，是将四言、六言等诗骚的句型同散文的杂言句型结合在一起;表现在手法上，则注重铺叙，讲究词藻;表现在主旨上，是曲终奏雅，以讽谏结题。要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1]是这一文体的关键词。由于这些大赋的服务对象是帝王贵族，作者往往以赞扬谀颂的口吻夸耀和渲染他们的威风和豪华，篇末随时有讽谏之意，也终为“侈丽闳衍之词”^[2]所淹没。这就使得这类作品不免流于空洞，成为贵族生活的附庸工艺品。同时，由于这种文体的性质是铺陈其事，作者叙事写物难免罗列名词，堆砌奇字，加之文中绝少感情成分，致使许多大赋几乎变成艰涩难懂、味同嚼蜡的流水账。不过，大赋尽管有种种弊病，但是它们的描写手法比前人更为细致具体，语汇词藻也比前人更为丰富多彩，这些都为后世诗文的繁荣准备了某些条件。

根据现存资料，一般以枚乘的《七发》为汉代大赋的权舆之作。从汉初贾谊诸赋到枚乘的《七发》，赋的内容由表现个人的内心世界而转向为帝王歌功颂德，表现方法由抒情言志为主转为以夸张渲染的方式叙事写物，形式上由四言到底或四、六言分用转变为四、六言与杂言交错使用。因此，《七发》标志着汉代新体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大赋的初步形成。枚乘以后，模仿《七发》的作者甚多，以至形成汉赋中的专体“七”体，未以“七”字名篇的其它赋作，也都在结构体制上蒙受了枚乘的影响，使得大赋的创作成为文坛的主流。

汉武帝时期的司马相如创作的《子虚赋》、《上林赋》是汉代大赋中的著名作品。关于二赋的形式与主题，《史记》本传中有概括的说明:

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

它们的主要内容是描写王侯田猎的盛大场面和园囿的壮丽图景，而且诸侯齐楚射猎的势派和园囿的规模都在天子面前相形见绌。这就体现和歌颂了处于上升阶段的汉封建帝国的声威和气魄。同时，在二赋所展示的广阔画面上，客观上也反映出汉代劳动者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的一些射影。但是赋中竭力刻画与引人注目的毕竟是统治者奢华无度的物质享受，文中虽云“此大奢侈……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然而这种隔靴搔痒似的讽谏，实际上根本不起什么大作用，正如扬雄所说，不过是“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见《汉书·司马相如列传》)的点缀罢了。

二赋在艺术上瑕瑜互见，它们的主要特点是结构宏伟，气势充沛。全文以子虚吹嘘荆楚云梦始，接着用均以“于是”冠首的四个段落夸饰楚王射猎的场面;中间乌有先生驳斥子虚，夸耀齐国;最后无是公以二人所言为非，高谈阔论天子上林的巨丽和游猎的壮观，其中包括承上启下的一个大段与“于是”冠首的连续十二个段落。这种宏大的结构在当时是空前的，文中子虚的矜夸云梦，无是公的盛称上林，都是势如贯珠，一气呵成，而且后者压倒前者，表现出逼人的气势;排比对偶的大量运用，使文章气势更为充沛。其次是语言丰丽新奇，形象刻画也较为细致动人。由于二赋结构庞大，随之而来的则是行文板滞的缺陷。如写云梦一段，作者虽然花费了很大气力，却不过是以描绘性的语言写下说明性的文字，形成一种山水土石如何如何、东西南北有些什么的呆板形式。再就是作者过于追求藻饰，有意卖弄才学，从而造成艰涩难读的弊病。这些缺陷和弊病对司马相如以后的赋家也影响深巨，以致形成汉代大赋共有的流行病。

《子虚赋》和《上林赋》在汉赋史上地位极为重要，此后的赋家都继承着它们确立的劝百讽一的传统，因袭着它们奠定的铺张扬厉的体制。司马相如以后著名的大赋作家有扬雄、班固、张衡等，三人与司马相如一起被称为汉赋四大家。扬雄为西汉后期人，是司马相如的四川同乡。他一生的文学创作和学术论说可以说专以模仿为业，《汉书》本传说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按作有《广骚》、《畔牢愁》、《反离骚》);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他的“四赋”即《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这些赋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以《子虚赋》、《上林赋》为法式的，它们不外是以一定的格式、堆砌的词句和铺张的笔法，着力描写帝王的豪华生活，歌颂帝王的功德和汉室的声威。虽然因其才高学博，尚能在学步的诸作中表现出自己的某些特色，但总的说来，还是缺乏创意。

班固是后汉前期的赋家，出生于饱学之家。其祖姑班婕妤、父班彪、妹班昭均史、赋兼善。他的大赋以《两都赋》最为有名。关于《两都赋》的写作缘起及主题，他在赋《序》中作了说明:“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赋中虚拟西都宾与东都主人两个人物，前者向后者盛称西都长安的繁华，而后者以其言为非，大谈光武帝建后汉之功、孝明帝修雒邑之举，继而描述田猎、祭祀、朝会、宴饮的盛况，最后笔锋一转，给皇帝脸上贴金涂彩，以见讽谏之义。《两都赋》虽然结构极其宏伟，辞采极其绚烂，但其形式组织都未能跳出司马相如、扬雄大赋的窠臼。

张衡是后汉中期的赋家，他在文学与科学两个领域都有建树。《二京赋》是他的大赋代表作，《后汉书》本传说这两篇赋是模拟班固赋作的:“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他为了超过班固赋作的水平，逐句琢磨，逐节锻炼，结果使这些赋作体制更大，成为京都大赋“长篇之极轨”。其中虽有人情世态、市俗民风的描写，富于历史价值，虽有一些针对统治者“剿民以偷乐”的切直议论，但文学价值却益发淡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