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荆楚文化的结晶:楚辞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由于理性精神的胜利，使得它们的文化大都逐渐摆脱了巫术宗教色彩，而楚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却依然强有力地保存和发展着绚烂的远古巫术神话传统，表现出充满奇异想象和浪漫激情的巫系文化特征。无论是宗教、艺术，还是风尚、习俗，都显现了荆楚文化的别具一格。

在宗教上，楚国朝野上下都盛行着巫风。上自楚王、臣僚，下至百姓，都“信鬼而好祀”^[8]，桓谭《新论》曾经谈到楚灵王信鬼的轶事:

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神，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佑焉。”^[9]

吴军兵临城下，祭神的楚灵王还在“鼓舞自若”，足见其信鬼好祀已到痴迷程度。楚怀王也与乃祖一样，“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10]。楚国大臣中也不乏信鬼者，左史倚相就是著名的一个，据说他有上天下地交通鬼神的特异功能:“能上下说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11]。民间更是重巫信鬼，祷雨祈年，求医论嫁，无不告于鬼神。因此，能够降神通鬼的巫觋在楚国颇受尊重，他们的活跃与流动，有时甚至使周边国家的有识之士深感担忧。这种浓厚的巫风虽然不乏迷信成分，但其中大量神奇瑰丽的神话传说因子，却不仅给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也启发着诗人们的想象。

在艺术上，荆楚文化也鲜明地表现出它的特征。书法中最初的鸟虫书即出现于荆楚大地，工整匀称的字形上附加以圆点或鸟形的装饰，或者把横竖撇捺故意造成龙飞凤舞般的波折曲转，显得奇特而潇洒。雕刻也造型怪诞，自成一格。如今楚墓大量出土的人首蛇身、头生鹿角的木雕怪神，以及背上插着鹿角的虎座飞鸟，都显现了南国的怪异风格。绘画也充满了奇幻的宗教情调，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在人们面前展开了长空浩淼、云烟迷蒙的梦幻世界。至于音乐、舞蹈更是与巫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墨子·非乐上》)，楚人祭祀神灵“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乐神也就是娱人，祭祀日子里歌、舞、乐三者统一的戏剧性场面和如醉如痴的狂热情感，强烈地吸引和感染着人们。上述楚国艺术各个部类浓厚的浪漫色彩，不能不使其诗歌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道德风尚和风俗习惯上，也具有楚文化的浪漫情调。楚人表达爱情的场合和方式，往往同祭祀有关，楚地民间注重的祭祀之日是男女欢会的日子，正如墨子所言:“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12]云梦之神是掌管婚姻与胤嗣的高禖神高唐氏，淮上江南，山间河畔，都有她“朝为行云，暮为行雨”的踪迹，足见楚人对其崇拜的广泛性;而“男女之所属而观”也正反映出男女参加高禖祭祀的狂热性。祭祀这位神灵时，善男信女们常常手执香草，互相赠遗，彼此表达爱慕之情。芳草香花本是宗教上祓除不祥的道具，在这种场合又变为互通灵犀的恋爱信使。朝云暮雨作为性爱的隐语，芳草香花作为恋慕的象征，从爱情生活的习俗中被提炼升华成文学语言，出现在楚人的辞赋里。其次，楚人又具备传统的尚武精神。往古社会对力量和勇敢的崇拜一直被楚人继承和保存下来，形成为人称道的“铁剑利”^[13]和“卒民勇敢”^[14]的传统。而且，开疆拓土的雄心和祸至无日的戒惧，又强化着他们传统的尚武精神，如楚庄王自克庸以来，“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15]。一把利剑似乎是荆楚男儿尚武精神的象征，须臾不可离身，不但生前佩戴，而且死后带入坟墓，据考古者说，楚墓最喜欢用剑殉葬，有的楚墓没有别的殉葬品，却独独有一把剑。他们这种对力量和勇武的自信，即便在国破家亡之后也还化作“楚虽三户，亡秦必楚”^[16]的悲壮誓言。

综上所述，荆楚文化虽是华夏文化的一支，但它却具有迥别于中原文化的南国特色。楚辞正是在这种想象奇特、情感浪漫的文化环境中滋生起来的。可以说，荆楚文化的特征决定了楚辞文学的基本倾向，这种基本倾向便是通过大量神话素材的运用和提炼所表现出的层出不穷的奇特想象和奔放不羁的浪漫激情。同时，中原文化的民本思想、批判精神等在楚辞的价值取向上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作用。

在形式上，可以从楚地民歌和巫歌中找到楚辞直接的源头。史载的楚地民歌，有春秋末至战国初的《接舆歌》、《孺子歌》、《越人歌》等，它们的显著特点是摆脱了四言的框架，句式长短参差，灵活多样，以语助词“兮”字入歌，如《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刘向《说苑·善说》卷十一)

这是越地船娘唱给楚康王弟鄂君子皙的一首歌，原词越语，楚人译成了楚歌的样式。从这种样式中依稀可见后来的楚辞的影子，换言之，楚辞当脱胎于流行于楚地的这类民歌。

祭祀神灵的巫歌已大都失传，但经过屈原改制的《九歌》仍保留于世，仅此亦可见巫歌与楚辞之间的血缘关系。

同时，《诗经》的四言形式和比兴手法、纵横之士的说辞的“繁词华句”也都对楚辞这一新诗体的诞生起到了催生作用。待到战国后期抒情主体即以屈原为首的楚国文人作家的出现，才使楚辞以勃勃的生机风行于前文学史时期的最后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