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雅》和《颂》

《雅》和《颂》共一百四十五篇。如果按照诗作的内容分类，这两部分大致包括民族史诗、农事诗、贵族生活诗、政治批判诗、征人怨悱诗五大类。

反映商周各族诞生和发展的叙事诗，可以目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史诗，《商颂》中的《玄鸟》、《长发》，《大雅》中的《绵》、《生民》、《公刘》、《皇矣》、《大明》等。如果把《生民》、《公刘》、《绵》、《皇矣》按照先后顺序排列开来，那么周开国以前自后稷以迄武王的历史线索和发展概况就基本上呈现出来。这类诗章把远古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当作本族的信史，以极度虔诚极度崇拜的心情歌颂自己的始祖始妣大神和英雄祖先。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带有神话传说色彩的史官之笔，叙述着民族发祥、迁徙、发展和立国的历史过程，规模比较宏大，结构比较严谨，笔触比较生动，堪称中国诗歌史上叙事诗的嚆矢。二雅中还有些反映周开国以后历史的诗作，如《大雅》中的《江汉》、《常武》，《小雅》中的《出车》、《采芑》、《六月》等，它们产生于西周末期，与前述的史诗相比，已经消退了神话传说的色彩，渐渐侧重于写实，这些叙述周族开疆拓土的诗作可以视为史诗的尾声。

反映古代社会农业生产活动的诗作，为农事诗，如《周颂》中西周初年的《臣工》、《良耜》，《小雅》中西周末年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等。这些农事诗大抵为祈谷报赛的祭歌，往往以简略概括的语言展示大幅生产图景，摹状大规模集体劳动的场面，其中有的片断具有文学意味，如对自然现象的描写:“上天同云，雨雪雰雰”(《信南山》)、“有渰萋萋，兴雨祁祁”(《大田》)，又如对农作物丰收的夸张:“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甫田》)农事诗的文学价值虽不甚高，但对研究西周的社会形态却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反映周代贵族生活样态的诗，为贵族生活诗。周代统治者在推翻殷商王朝、夺取政权之后，随着统治地位的日益巩固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开始踏上殷商的旧辙，过起奢侈腐化的生活。《雅》、《颂》中的一些诗作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纵情于乐舞之间，沉湎于觥筹之中，成为贵族生活的主要内容，《小雅》中约三分之一的诗章都是这种生活断面的射影，如《鹿鸣》、《伐木》、《鱼丽》、《南有佳鱼》、《湛露》、《桑扈》、《弁》、《宾之初筵》等。它们描写的无非是席上“陈馈八簋”(《伐木》)，堂下“鼓琴鼓瑟”(《鹿鸣》)，夸耀着“物其多矣，维其佳矣”(《鱼丽》)，陶醉于“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桑扈》);他们自豪的是“乐酒今夕，君子维宴”(《弁》)，追求的是“厌厌夜饮，不醉无归”(《湛露》)。除了这些吟咏宴饮享乐的作品外，还有些诗作则描写了贵族的苑囿、田猎、建筑、畜牧、婚嫁，如《大雅·灵台》、《小雅》中的《车攻》、《斯干》、《无羊》、《车辖》等。这类诗歌的共同主题是夸示享乐的场面，炫耀繁多的财富，对于认识周代统治者的寄生生活有认识价值。

反映执政者内部有识之士对腐败政局进行揭露和嘲讽的诗，为政治讽刺诗。西周到了夷、厉、宣、幽诸王时，史称“周室衰微”时期，其间虽有宣王的中兴，但也挽回不了周王朝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倾颓之势。腐朽的统治，黑暗的政治，使社会矛盾激化，百姓怨声载道。周厉王为了维护风雨飘摇中的宝座，消除国人的怨恨之声，竟利用卫巫监听国人，有谤者即处以极刑，结果酿成了“国人暴动”，葬送了自己的江山。宣王之子幽王同厉王一样昏庸无道，宠信奸佞。腐败的内政加上天灾外患，终于使西周沦于犬戎之手。在这激烈动荡的历史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敏锐地觉察到了社会危机，起而揭露和指斥执政者的各种弊端，《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抑》、《桑柔》、《瞻卬》、《召旻》，《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弁》、《巧言》、《巷伯》、《北山》等，正是这类表现他们强烈不满的政治讽刺诗。综观这类怨刺之作，其特点有二:一是通过对丧乱现象的描写和对黑暗政治的揭露，程度不同地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对民众命运的关切。国步艰难，前途不测，他们忧愁焦虑，心急如焚，如“天方艰难，曰丧其国”(《抑》)，“于乎有哀，国步斯频”(《桑柔》)，“国既卒斩，何用不监”(《节南山》)，“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正月》)。民生凋敝，如处水火，他们寄心萦怀，哀叹再三，如“民亦劳止”(《民劳》)，“下民卒瘅”(《板》)，“瘼此下民”(《桑柔》)，“士民其瘵”(《瞻卬》)，“民卒流亡”(《召旻》，“民今方殆”(《正月》)，“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十月之交》)。二是把指斥的矛头对准周天子在天国的代表——天或上帝，认为它是社会动乱、民生涂炭的祸根，如“上帝板板，下民卒瘵”(《板》)，“昊天不慵，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节南山》)，“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正月》)，“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雨无正》)，“天命不彻”(《十月之交》)。天国上帝权威的动摇，正是人间天子形象崩颓的象征，这些诗句包含着较为深刻的社会内容和现实意义。尽管其作者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人士，他们的讽刺、怨恨、揭露和批判都是出于补天的目的，但他们的诗作都触及了社会的黑暗现实，或多或少地代表了民众的呼声。在艺术上，这类诗作语句齐整，语气通畅，韵律和谐，虽然议论占据着主要位置，但大都融会着诗人激烈的情感;有的诗章如《小雅·大东》则成功地采用形象的比拟、对照、排比和象征的手法，加强了诗的感染力量。

反映征夫役人劳苦与怨恨的诗作，征人怨悱诗，如《小雅》中的《四牡》、《采薇》、《杕杜》、《鸿雁》、《无将大车》、《渐渐之石》、《苕之华》、《何草不黄》等。《雅》诗中的这类诗作虽然为数不多，但其思想意蕴及艺术形式都值得格外重视。它们与《风》诗颇为相近，似乎是发自周社会底层的呼声，表达了被迫出征服役之人的怨悱和愤怒。“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采薇》)，是这些诗篇的共同的主旋律。无穷无尽的“王事”带给征夫役人的只是“靡室靡家”的忧伤，只是无暇他顾的怨恨。有的篇章还直指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如《鸿雁》写道:“鸿雁于飞，集于中泽。之子于垣，百堵皆作。虽则劬劳，其究安宅?”身体和心灵受尽“王事”折磨的诗人，心情极为沉痛，如《苕之华》所写的那样:“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种田者不得食，筑垣者不得居，父母难养，有家难归，生不如死，受尽煎熬的无名诗人只能以哀伤而愤怒的歌声控诉当时的世道:“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何草不黄》)这类诗作不是以呆板的叙述或抽象的议论为主，而是在记叙中带有浓厚的抒情成分，或者基本上以抒情为主。其中有的篇章触物起兴，借景抒情，将作者的内心世界同客观外物有机地融会在一起，如《鸿雁》的“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维此哲人，谓我劬劳”，《采薇》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尤其是后者，将征夫的离情别意、千思万绪同依依的杨柳、霏霏的雨雪融为朦胧怅惘的意境，具有震颤人心的艺术力量。因此晋人谢玄目“昔我往矣”四句为《诗三百》中最佳之笔^[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