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束　语

《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的写作，历时数年，现已画上句号。在向读者作“告别演说”时，我想从审美的角度对文言小说的几个支类略作点评;说得冠冕一些，叫做归纳。

中国古代的文言小说，就其共性而言，都属于重情趣的艺术。“小说”之“小”，正意味着在旧时代的意识形态的殿堂里，它是“无关大体”、“无关宏旨”的著述，是怡情悦性的读物。

然而，文言小说中各个支类所追求的情趣却是不大一样的，它们不能互相取代，只能互相补充。那么，轶事小说、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1.“异闻”与“轶事”

志怪小说的美感魅力来源于它的“异闻”，或者说，“广异闻”是志怪小说的魅力所在。对神秘事物的热爱是超感觉的思念故园。一本正经的面容不会像表情丰富的面容那样使我们陶醉，习以为常的事物不会像超越日常现实的事物那样使读者心醉神迷。一些志怪作家如干宝等对此充满自信，毫不犹豫地贯彻了自己的艺术原则。干宝《搜神记》序将其选材范围拟定为“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而宣称其艺术目标是使“好事之士”有以“游心寓目”;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自序》中提出“志怪小说”的创作是将“怪”与“戏”融为一体，亦即凭藉对颖异不群的事物的记叙给读者带来快乐。

轶事小说的美感魅力则来源于它的“轶事”，或者说，“记轶事”是轶事小说的魅力所在。回忆常能带给我们一种令人陶然的温馨:那些已经消逝的人物、风俗、社会生活的一鳞半爪，提起来如旧梦一般轻盈缥缈，而先辈风流经过岁月流逝的苍凉感的润色，也更令人思慕与怅惘。这正是轶事小说受到欢迎的基本原因。

轶事小说对先辈风流的思慕与志怪小说对神秘事物的兴趣，这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任何将二者混淆的做法都是不恰当的。所以，轶事小说作家李肇在《国史补·序》中强调:“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认为李肇的《国史补》体例严格，推崇它“在唐人小记中，最为近正”。^[1]而若干违反这一原则的轶事小说如唐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即因包含了若干志怪片断而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郑堂读书记》的一致批评。

2.“风流”与“儒雅”

朱自清《文学的标准与尺度》曾将中国传统文学的美感特征概括为“儒雅风流”:“载道或言志的文学以‘儒雅’为标准，缘情与隐逸的文学以‘风流’为标准。有的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表现这种情志的是载道或言志。这个得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抱负，得有‘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涵养，得用‘熔经铸史’、‘含英咀华’的语言。这就是‘儒雅’的标准。有的人纵情于醇酒妇人，或寄情于田园山水，表现这种情志的是缘情或隐逸之风。这个得有‘妙赏’、‘深情’和‘玄心’，也得用‘含英咀华’的语言，这就是‘风流’的标准。”^[2]这一概括稍加变通也适用于文言小说:轶事小说偏于“儒雅”，传奇小说偏于“风流”。

传奇小说的“风流”，大体呈现为三个侧面:热衷于描写才子佳人的遇合，一种浪漫的超凡脱俗的爱情;迷恋豪侠的粗犷奔放的人格;推崇隐士的高风逸调。这只要浏览一下唐人传奇的名篇像《柳氏传》、《莺莺传》、《霍小玉传》、《李娃传》、《柳毅传》、《冯燕传》、《谢小娥传》、《昆仑奴》、《红线》、《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就能获得基本完整的印象。

轶事小说作家却更关心百姓日用、民俗淳浇、风土人情，关心原始儒家如孔子等曾关心的人格的修养、志趣的涵茹、言谈的幽默。一句话，那些有助于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完善的智慧，他们一概纳入心中眼底。轶事小说中的人生层面较为广泛。

传奇小说中的豪侠多是“狂生”型的:自负不浅，风度翩翩，一眼看去就让人感到非等闲之辈。这表明了作者对于气势和生命力的偏爱。而轶事小说作家通常是在中年以后开始写小说的，在他们身上，生命力已由“狂”转化为“逸”。其作品中的情绪，以闲适优雅、清静澹泊为主;回归常识，崇尚平淡，热烈的青春气息较少。

3.明快、简约与庄重、缛艳

笔记小说在总体上以明快、简约为其艺术表达的特征，换句话说，轶事小说和志怪小说都崇尚明快、简约的风度，但比较而言，轶事小说体现这一特征更为鲜明。

明快是相对“纪事”的历史著作而言的。中国古代的正史，肩负着沉重的政教责任;在严峻的道德、政治的背景之前，正史中的历史人物并不具有纯粹的个人身份，而是从属于家国或社会的一分子;对于他们的记载，不完全取决于其实际行为，而要视他们在家、国中的责任、关系而定。比如《左传》宣公二年载，本来是赵穿杀了灵公，晋的史官董狐却写道:“赵盾弑其君。”赵盾不认账，董狐义正词严地反驳他:你是正卿，逃亡却不走出国境(如果走出国境，就算解除了与灵公的君臣关系)，回朝以后又不讨伐赵穿(正卿理应讨伐逆臣，不讨伐，就意味着你是幕后操纵者)，不是你弑君，那是谁?孔子就此事评价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境)乃免。”^[3]董狐的作法即所谓“微言大义”。如此严峻，使读者感受到了道德、政治的肃杀与肃穆。秦汉以后的历史学家，似未亦步亦趋地追随这一套路，但历史人物既然成为“明史”的工具，其自身的独立性及特殊性就必然受到限制。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论令狐德等修的《晋书》，有云:“《郭璞传》不载《江赋》、《南郊赋》，而独载刑狱一书，见当时刑罚之滥也。”“《张华传》载《鹪鹩赋》，殊觉无谓，华有相业，不必以此见长也。”^[4]历史家注意的，是和历史有关的大局、大事、人物大节;在处理上，要有不同一般的剪裁和取舍。

轶事小说不然。既然意在“消闲”，也就不必装腔作势，不必对接触到的事件、人物反复打量，左右权衡，看是否关乎大局。悠然、洒脱地切入生活，以展现生活的情趣为目标，所以轶事小说比正史来得明快、清新，以至于清毛际可在《今世说·序》中感叹:“昔人谓读《晋书》如拙工绘图，涂饰体貌，而殷、刘、王、谢之风韵情致，皆于《世说》中呼之欲出，盖笔墨灵隽，得其神似，所谓颊上三毛者也。”清王4在其《今世说·例言》中也旗帜鲜明地表示他的写法与历史学家的写法不同:“是集所列条目，只据刻本，就事论事，如此事可入德行，则入德行;可入文学，则入文学，余皆仿此。乃有拘儒，欲指一事，概以生平，至罪予论不当者，请勿读是书。”“拘儒”采取的是历史学家的态度，轶事小说作家不必那么拘谨。

简约则主要是相对唐人传奇而言的。志怪小说中的《搜神记》一类作品也以简约为其风格祈向，但《拾遗记》等则铺陈缛艳;唐人传奇将缛艳的风格发展到了新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传奇旨在表达作者对色彩斑斓的想像的渴望。是的，梦想也许比智慧具有更多的美感与魅力。宇宙是一个有生命的实体，人则是一个小宇宙。世界，这个神圣不朽的存在，时时刻刻在赋予人类以生气。一颗卓越而如痴如醉的心灵，一旦进入活跃状态，便会产生充满诗意的幻想。传奇作家充分体会到审美活动的乐趣，因而热心于以浓烈的色彩渲染激情，以无穷的不满足追求技巧。幻想、激情与辞章化的结合，这便是缛艳。

轶事小说作家却更自觉地向读者提供理性的快乐。他们所热爱的不是想像，而是智慧。智慧的形式化呈现即对称、秩序和明确性。高尚的娱乐与意义表述的清晰，二者的指向正是简约。所以，我们看到，从《世说新语》，经由《国史补》、《归田录》，直至清代的《今世说》，其作者无不悬简约为艺术鹄的。它们与传奇小说叙事风度的差异亦由此造成:传奇体繁，轶事体简;传奇小说热烈，轶事小说恬逸;传奇小说重才气，轶事小说重书卷气。(至于志怪小说，其叙事风度无疑于轶事小说为近，而于传奇小说为远。)

到这里为止，我们的归纳告一段落。从学理的角度看，任何归纳都带有化约的意味，都不可避免地会将复杂、具体的现象作简单、抽象的描述，以致造成概括不准确或不全面的缺陷。我们的归纳也是如此。但是，尽管明知归纳有这样的缺陷，尽管明知归纳不能穷尽所有的事实，我们依然不能拒绝做这件事。人类所有的新知识都是从归纳得到的。一个有志于创新的学者，他必须努力去观察大千世界的林林总总，并尝试作出超越前人的归纳。至于能否真的超越前人，那是另一个问题，无论如何，尝试总是必要的。

我期待读者以这种眼光来看待我的探索。

后　　记

《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得以忝列武汉大学学术丛书，我感到荣幸，谨向各位编委表示由衷的感谢。

和以往一样，我的妻子曾德安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研究生鲁小俊、余来明帮助誊抄书稿，颇为辛苦，亦在此一并致谢。

陶佳珞先生先后担任拙作《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和《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的责编，她的热心和细心使作者受益良多。

　　　　　　　　陈文新

2000年12月8日于看山居

本书2002年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次修订重印，主要是核对引文，增加注释。对董乃斌先生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一书，绪论中增加了一段评述。唐、宋传奇部分，理论表述略有调整，表明我对小说史的认识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

2007年1月30日于看山居

【注释】

[1]周中孚:《郑堂读书记》，124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

[2]朱自清:《文学的标准与尺度》，21～22页，上海，文光书店，1948。

[3]杨伯峻编注:《春秋左传注》，6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

[4]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1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