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纪昀的小说观

纪昀的小说观，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将笔记小说划归子部。他何以要作出这种划分?

明以前，关于中国笔记小说的归属问题，主要存在“子部”说和“史部”说的分歧。子部书的特征是“以议论为宗”，故班固《汉书·艺文志》总论诸子说: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6]

曰“术”(学术)，曰“说”(学说)，曰“股肱之材”，曰“万方之略”，意在突出它们共同的特征:诸子以立论为宗。自然，这首先是就“九家”(法、名、儒、墨、道、阴阳、纵横、杂、农)而言的，但“小说”既附于骥尾，当然是由于它也秉赋有相同的素质。如《隋书·经籍志·小说家》所说:“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各有所偏”，“合而叙之”，“谓之子部”。

与子部书的特征形成对照，史部书的标志在于“以叙事为宗”。唐代的刘知几注意到一个事实:子书与史书常常并没有逾越不了的界限。其《史通·杂述》云:“子之将史，本为二说，然如《吕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诸子，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7]其实，不只是上述几部书注意叙事，庄子、孟子等在论道说理时，也一再借事托喻，用历史故事或动物故事来表明劝喻或讽刺意义，许多寓言如“庖丁解牛”、“揠苗助长”、“郑人买履”，早已脍炙人口。所以，叙事对于诸子也异常重要，《韩非子·说林》等几乎就是故事的结集。诸子之一的“小说”也不例外地带有浓郁的叙事色彩，先秦“小说”《伊尹说》就乐于娓娓动听地讲述故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几部笔小说，如《郭子》、《语林》、《世说》、《小说》等，可以毫不牵强地断言:叙事(包括对话与生活细节)是其成立的基本前提。鉴于上述情形，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明确地将“偏记小说”视作“史氏流别”，并具体区分为十类:“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8]其中的“琐言”即我们所说的轶事小说，“杂记”则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志怪小说。

从上面的梳理不难看出，将笔记小说划入子部或史部，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子部”说与“史部”说的对峙并存，却导致了学术思想的混乱。以宋、元、明三代为例，在鉴定一部作品是否属于笔记小说时，学者们可能两方面迁就，结果，一些“以叙事为宗”的书进入了笔记小说领地，另一些根本没有故事性，而旨在“述道见志”、以传授学说或知识为主的书，也堂而皇之地列入笔记小说，前者以“史部”说为据，后者则依“子部”说为准。这种混乱状况延续了相当长的年代，我们不妨历时性地加以考察:

北宋皇年间，欧阳修等纂修《新唐书·艺文志》。其小说类中，大量增加了魏、晋、南北朝的著作，从张华《博物志》、戴祚《甄异传》到吴均《续齐谐记》，这类志神怪者达十余部;从王延秀《感应传》到侯君素《旌异记》，这类明因果者共九部。诸书在以前的正史中亦曾著录，但都在史部杂传类，与耆旧、高隐、孝子、良吏、列女等传同列，至此才归入笔记小说——这无疑是参照“史部”说而作出的处理。同时还增加了大量唐人著作，如李恕《诫子拾遗》等以教诲为宗旨，刘孝孙、房德懋《事始》等侧重于解释典故，李涪《刊误》等专纠谬误，陆羽《茶经》等介绍生活知识——这显然是根据“子部”说来的。由于用两种不同的理论见解指导《新唐书·艺文志》小说类的编纂，其体例自无从统一。元修《宋史》，亦循此例，并因著录书目的数量增加而扩大了体例的矛盾。

胡应麟是明代首屈一指的文言小说理论家。但他也在“子部”说与“史部”说之间徘徊不定，无所适从，其《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云:

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理道，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他如孟蓕《本事》，卢瑰《抒情》，例以诗话文评，附见集类，究其体制，实小说者流也。至于子类杂家，尤相出入。郑氏(指郑樵)谓古今书家所不能分有九，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说也。

他力求不偏不倚地立在“子部”说与“史部”说之间，这种骑墙的态度不免尴尬。《九流绪论下》据此分笔记小说为六类，于是顺理成章，前三类属于“史”，后三类属于“子”:

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

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

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

一曰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

一曰辨订，《鼠璞》、《鸡肋》、《资暇》、《辨疑》之类是也;

一曰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9]

两部交响曲并奏造成的嘈杂状况，亟待改变。

“子部”说与“史部”说无论如何不宜并存，在螺旋式上升的基础上使二者由对立走向互补，最终达到更高层次的融合，这是摆在笔记小说理论家面前的中心任务。作为《四库全书》的总纂人，纪昀无法回避这一挑战。因为笔记小说也是四库书中的一员，他必须为之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并使笔记小说的各成员之间关系协调。

纪昀选择了“子部”说。但这已不是原生态的“子部”说，而是吸取了“史部”说的合理内核，并尊重笔记小说创作的实际情形，以叙述性作为笔记小说的基石。因此，他关于笔记小说的分类就比胡应麟整洁:“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杂事”类如《西京杂记》、《世说新语》;“异闻”类如《山海经》、《穆天子传》、《搜神记》;“琐语”类如《博物志》、《述异记》、《酉阳杂俎》。这三类，“校以胡应麟之所分，实止两类，前一即杂录，后二即志怪，第析叙事有条贯者为异闻，钞录细碎者为琐语而已。传奇不著录;丛谈辩订箴规三类则多改隶于杂家，小说范围，至是乃稍整洁矣”。^[10]

既然以叙述性作为笔记小说的基石，纪昀何以又将笔记小说归入“子部”呢?其中至少包含了下述三点考虑。

第一，把笔记小说划归子部，刘知几《史通·杂述》中所论列的“偏记”、“小录”、“郡书”、“家史”、“别传”、“地理书”、“都邑簿”等就不再有理由跻身于笔记小说的队伍，这对于清理笔记小说，保持其纯洁性是必要的。

这种保持笔记小说纯洁性的努力同时也是针对传奇小说和宋以降的白话小说的。

纪昀一向认为唐人的传奇不能算是“小说”。盛时彦《姑妄听之·跋》引纪昀语曰:“虞初以下，干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11]“小说”属于子部，“传记”属于史部，纪昀据此成功地将唐人传奇入了另册。

纪昀很少提到宋以降的白话小说，这不是由于他不熟悉，而是因为他不愿屈尊光顾这种不入流的书。

宋以降的白话小说，曾被比附于各种正史，如《史记》、《资治通鉴》等，但从未被比附于“述道见志”的子书;纪昀将笔记小说归属于子部，就与白话小说划清了界限。

第二，把笔记小说划归子部，是对笔记小说虚构内容的一定程度的认可。

纪昀是古代最博雅通达的学者之一。他敏锐地意识到，子与史在叙事规范方面存在微小却不容忽视的差异。

历史家奉行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人的言语举动可闻可见，故可记;人的所思所虑无从察考，故不可记;一些隐秘的事如男女两人的私情等，外人无从知道，同样不能详加摹写。

从总体上看，笔记小说既以叙述性为基点，大体保持与史家一致是必要的，但笔记小说毕竟是从子部发展起来的，它秉赋有适度的虚构权利;这种权利的一个局部表现是:只要合乎事件发展的逻辑，作者不妨有限地发挥自己的想像。《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一以诙谐的笔调叙述道:

申苍岭先生言:有士人读书别业，墙外有废冢，莫知为谁。园丁言夜中或有吟哦声，潜听数夕，无所闻。一夕，忽闻之。急持酒往浇冢上曰:“泉下苦吟，定为词客。幽明虽隔，气类不殊。肯现身一共谈乎?”俄有人影冉冉出树阴中，忽掉头竟去。殷勤拜祷，至再至三。微闻树外人语曰:“感君见赏，不敢以异物自疑。方拟一接清谈，破百年之岑寂。及遥观丰采，乃衣冠华美，翩翩有富贵之容，与我辈鄈袍，殊非同调。士各有志，未敢相亲。惟君委曲谅之。”士人怅怅而返，自是并吟哦亦不闻矣。

余曰:“此先生玩世之寓言耳。此语既未亲闻，又旁无闻者，岂此士人为鬼揶揄，尚肯自述耶?”先生掀髯曰:“2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噪，谁闻之欤?子乃独诘老夫也!”

纪昀引《左传》以解嘲，实则提醒读者勿以严格的史法苛求笔记小说，只要笔记小说的虚构不悖情理且寓有健康的人生哲理，就不必大加挞伐。

第三，把笔记小说划归子部，这表明，它负有“议”即指导生活的责任。

中国的子书向来是阐发某种学说或主张的，如《孟子》、《庄子》等。不过，纪昀心目中的“议”，与百家争鸣之“议”有别，而以有益于世道人心为宗旨，强调劝惩。《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四在交代他的创作动机时说:“惟不失忠厚之意，稍存劝惩之旨，不颠倒是非如《碧云_》，不怀挟恩怨如《周秦行纪》，不描摹才子佳人如《会真记》，不绘画横陈如《秘辛》，冀不见摈于君子云尔。”^[12]这种毫不迟疑的淑世之意，很能显出纪昀的士大夫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