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池北偶谈》到《子不语》

清代志怪小说的发展历程，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从《池北偶谈》到《子不语》，这是第一阶段，清代志怪逐渐向高潮推进;《阅微草堂笔记》代表第二阶段，是清代志怪小说的典范之作;此后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包括三部作品:王士祯《池北偶谈》、钮《觚剩》和袁枚《子不语》。前两部我们已在《〈聊斋志异〉前的清代传奇》中作过评介，它们的特点是兼容志怪小说、轶事小说和传奇小说。应该强调的是:这种兼容现象不是个别的、孤立的，而是表明了清初文言小说家对于这几类文体的区别不甚重视。在他们笔下，志怪小说不太像志怪小说，或志怪小说成就有限，就不难理解了。

袁枚的《子不语》是清代第一部成就较高、写法较为规范的志怪小说集，理所当然地成为本节的评述重点。袁枚(1716～1797年)，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三年顺天举人，四年进士，入翰林散馆。因满文考试不合格，出为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俱有政绩。三十三岁辞官，筑室江宁小仓山下，曰随园，优游其中凡五十年。自号仓山居士，晚号随园老人，世称随园先生。少负才名，善诗文，亦工骈体。论诗倡性灵说，对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俱表不满。诗与赵翼、蒋士铨齐名，号称乾隆三大家。有《小仓山房文集、诗集》、《随园诗话》等。

《子不语》共三十四卷，含正集二十四卷，续集十卷。常见版本有:20世纪20年代上海进步书局印行《笔记小说大观》本，1983年10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校订整理重刊;又1986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申孟、甘林点校本。《子不语》是本书初名，后因见元人说部中有同名者，乃改名《新齐谐》。^[1]但元人说部中之《子不语》，今已不存;故笔者仍以《子不语》称引袁枚的这部志怪小说集。

袁枚《子不语》自序尝云:“余生平寡嗜好，凡饮酒、度曲、樗?，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能焉，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惑也。”(《随园戏墨》自序又有“余自戏编《子不语》”一语)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自娱”和“非有所惑”。所谓“非有所惑”，是将他创作这部“语怪”书的动机区别于干宝、王琰等人。如干宝之创作《搜神记》，目的在于“明神道之不诬”;而王琰作《冥祥记》，则是为“释氏辅教”。袁枚明确说过，他不喜释道二氏之说;又不信相术、风水之类。既然“非有所惑”，那又何以要志怪呢?原来是为了“自娱”，是以文为戏。

以通脱真率的审美态度来记叙怪异之事，其重要收获是作品具有浓郁的民俗情趣。他从民俗出发，提炼出人们想像中的鬼物妖魅的若干特点，然后活泼风趣地描写出来。例如，迷信的人通常认为鬼气是冷的，袁枚便经常就此加以点染。卷四《陈清恪公吹气退鬼》写一缢死鬼欲祟人，却被陈鹏年“取其绳置靴中”，鬼怒，“直奔陈前，呼曰:‘还我物!’陈曰:‘何物?’妇不答，但耸立张口吹陈，冷风一阵如冰，毛发噤?，灯荧荧青色将灭。陈私念:‘鬼尚有气，我独无气乎?’乃鼓气吹妇，妇当公吹处，成一空洞，始而腹穿，继而胸穿，终乃头灭，顷刻间如轻烟散尽，不复见矣”。以阳击阴，以热击冷，极富情味。又如，鬼在一些人看来同样有饮食之需，这样便有了饿鬼、饱鬼之别:饱鬼闲暇优游，“邪心不生”，饿鬼则得想方设法弄吃喝。卷二十二《穷鬼祟人富鬼不祟人》便是这个意思。其他如俗传鬼来则灯暗、鬼畏鸡鸣、狐鬼畏关圣、泼污秽则神鬼为人所制等，袁枚都能写得各有韵味。

袁枚“以文为戏”，另一特色是追求诙谐意味。志怪故事要具备诙谐的审美特征，重要的途径便是“人化”，赋予作品以浓郁的“人情”味。明末的“志怪群书”，所以缺少艺术力量，关键就在于它们过于“荒怪，诞而不情”;而清代志怪小说之有重要收获，在这方面迈越往贤正是重要原因之一。《子不语》中的许多鬼怪，不管能耐大小，善恶与否，袁枚大都让它们有着世俗的算计，世俗的情态，世俗的愚蠢或聪慧。例如卷一《鬼着衣受网》，一女鬼凭“陈姓者妻”作祟，其夫延叶道士作法，“道士告妇人曰:‘如彼肯穿我纸衣，便好拿矣。’少顷，鬼果取衣，妇故意喝曰:‘不许窃衣!’鬼笑曰:‘这样华服，理该我着。’乃尽服之。衣化为网，重重包裹，始宽后紧，遂不能出其阵中”。写鬼的得意忘形，轻易入彀，正是参照日常生活中一些自作聪明的人来刻画的。卷六《冷秋江》叙一群小鬼捉弄“镇江程姓者”，极类人间小儿女的恶作剧。

应该说明，这种“人化”并没有明显的象征或影射意味，而是在似乎漫不经心地描绘时，不露斧凿痕迹地达到人化的境地。因此，其美感特征才是以浓郁的情趣娱人，而不是以深沉的命意动人。只要拿上述篇目与蒲松龄的《席方平》、《考弊司》等略加比较，就会分辨得很清楚。

袁枚还不时借题发挥，以关合哲理或世情，一点骤然袭来的启悟，令人忍俊不禁。例如卷七《仙鹤扛车》，写一“郭姓者”见“两仙鹤扛水精车，车中坐王者，状如世上所画香孩儿，红衣文葆，洁白如玉，口嬉嬉微笑，长不满尺许，诸神俯伏迎入宫”。这纯属志异，妙在袁枚笔锋一转，借老翁回答“王何以年少”的提问指出:“为仙为圣为佛，及其成功，皆婴儿也。汝不闻孔子亦儒童菩萨?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乎?”这儿似乎重在事理的揭示，其实袁枚看重的仍是情趣，一种机锋偶现，颇类参禅的情趣。

以文为戏，以文“自娱”，还包括真率地抒写自我的心灵。翻开《子不语》，一个真实的袁枚便出现在我们面前。

袁枚赋性通脱，对佛不敬，对鬼不敬，对汉学、宋学、八股等亦大为不敬。《续子不语》卷五《麒麟喊冤》借邱生奇遇表达他对许多问题的见解。作品指斥汉学为“造作注疏，穿凿附会”;指斥宋儒“主持名教”，“捆缚聪明才智之人”;指斥明清之“儒生，皆宋儒之应声虫也”;指斥八股文为“腐烂之物”，“细字小板”，“恶模样”。联系袁枚在《答朱石君尚书书》中以“文士”自诩的话来看，更能感觉到那股汹涌澎湃的自豪感。尤可注意的是，他在李贺、白居易等“文士”之前，用了“少年佻达”、“好酒及色”、“豪纵不羁”等词语来形容，不难看出，袁枚之通脱，还包含对好酒好色的肯定。他在《所好轩记》中确曾坦率宣称:“袁子好味好色。”^[2]

袁枚主张“适情”，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又颇多“君子”之风。《子不语》中教人公正为官的篇目不少。如卷十六《阎王升殿先吞铁丸》、《续子不语》卷四《含元殿判官》。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评《子不语》说:“其文屏去雕饰，反近自然，然过于率意，亦多芜秽。”^[3]《子不语》中“芜秽”颇多，确乎主要由“率意”所致，试加缕析，可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袁枚自身的情趣不够高，这样，他所搜集或创作的故事便格调偏低。例如关于男色，袁枚既好之，且喜道之，不止一次地嘲骂他人不善欣赏男色和对同性恋的禁止、打击。

第二种情况，“此书大抵道听途说”，他人妄言，袁枚妄听，有一些故事纯属荒诞无稽之谈，既无志怪情趣，又无诙谐的美感，但袁枚不加抉择，一概载入集中，如卷五《莺娇》、《羊践前缘》，卷六《鸭嬖》等。

第三种情况，袁枚以小说为余兴，有时率尔命笔，在记叙中出现了不少本来极易避免的毛病。蒋瑞藻《小说考证》所收《花朝生笔记》一则云:“《新齐谐》，一名《子不语》……吾观其叙徐霞客事，以霞为崖，且谓不得于继母，欲置之死，竟似并此公《游记》尚未寓目者，可怪也。其余疵谬，犹不胜指。”^[4]洵为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