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沈复《浮生六记》及其他

沈复(1763～1822年后)，字三白，号梅逸，长洲(今江苏苏州)人。长期游幕，嘉庆十三年(1808年)曾随齐鲲赴琉球册封其国王。道光二年(1822年)友人顾翰有《寿沈三白布衣》诗，贺其花甲之庆。原书六卷，卷各一篇。道光年间杨引传在苏州书摊购得作者手稿，仅存《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四卷。后两记《中山记历》及《养生记道》已佚。有《独悟庵丛书》本、《雁来红丛报》本。此后较为重要的版本有:1923年北京朴社铅印俞平伯校点本、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小说史料丛书》本等。1935年世界书局出版《美化文学丛刊》，收有《足本浮生六记》，其第五篇《中山记历》、第六篇《养生记道》，据郑逸梅《清娱漫笔》云，系王文濡伪作。

第一篇《闺房记乐》记作者与妻子陈芸的闺房之情，以真率见长。中国古代，详细真实地叙述作者一生经历的自传很少，这有两个原因:其一，传统的古文属载道工具，用于记载日常琐屑，未免有损古文的庄重身份。其二，回忆录贵在坦诚，一切矫饰做作都用不上，一个作者倘将其闺房之情如实展现出来，有可能危及其声誉。故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云:“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然其时代已距今较近矣。”^[4]沈复与陈芸均天分极高，夫妇间感情深挚。作者摄录了他们日常生活的若干场景，用情深，用笔正，读者只觉得人类情感的美好，而无丝毫淫秽之感。

第二篇《闲情记趣》记述夫妇二人对花卉、园林等的爱好。沈复善于布置园亭楼阁，套室回廊，能使之大小相生、虚实互见;对叠石成山，栽花取势，也颇多见解和技法。芸娘亦富艺术心灵，并能将艺术精神带入日常生活，如她曾用旧竹帘制成平台栏杆，置一梅花盒用以盛菜待客，既节俭，又雅致。其中一个片断是:

余闲居，案头瓶花不绝。芸曰:“子之插花，能备风晴雨露，可谓精妙入神，而画中有草虫一法，盍仿而效之?”余曰:“虫踯躅不受制，焉能仿效?”芸曰:“有一法，恐作俑罪过耳。”余曰:“试言之。”曰:“虫死色不变。觅螳螂蝉蝶之属，以针刺死，用细丝扣虫项系花草间，整其足，或抱梗，或踏叶，宛然如生，不亦善乎?”余喜，如其法行之，见者无不称绝。

以这种想像力和艺术眼光，去赏识花卉虫鱼，去布置日常生活，当然无往而不得宜，无往而不趣味盎然了。不妨说，沈三白的飘逸不凡的“闲情”，正是人类心智的值得骄傲的一份成果。

第三篇《坎坷记愁》记夫妇二人被逐出家门后颠沛流离的生活，笔致酸楚凄切。二人之被逐，一是由于他们相爱至深，不拘形迹，二是由于他们心地单纯，不能应付复杂的家庭关系。一对性情烂漫的夫妇，极易导致大家庭内平庸世故者的憎恶。沈三白对生活中的庸俗势力无疑怀有强烈不满，但他没有戟指痛骂，一种怨而不怒的涵养，使他不去正面指斥邪恶，而是专注于令人低徊感叹的生离死别的悲哀;陈芸死后，沈三白直抒胸臆说:“呜呼!芸一女流，具男子之襟怀才识。归吾门后，余日奔走衣食，中馈缺乏，芸能纤悉不介意。及余家居，惟以文字相辨析而已。卒之疾病颠连，赍恨以殁，谁致之耶?余有负闺中良友，又何可胜道哉!奉劝世间夫妇，固不可彼此相仇，亦不可过于情笃。语云:‘恩爱夫妻不到头。’如是者，可作前车之鉴也。”只怪自己，不怨他人;因情深不自持而奉劝世间夫妇“不可过于情笃”，缠绵敦厚，令读者亦黯然神伤。

第四篇《浪游记快》写沈复漫游各地观山览水的快乐。据作者自己说，他“游幕三十年来，天下所未到者，蜀中、黔中与滇南耳”，又“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即论诗品画，莫不存人珍我弃、人弃我取之意，故名胜所在贵乎心得，有名胜而不觉其佳者，有非名胜而自以为妙者”。他确有几分沉潜于山水之美的名士气。形诸笔墨，便不需要连篇累牍地加以描绘，而只简洁地点染几句，便如“老吏断狱”，不可更移。所游既广，心得亦多，故能别开生面。

《浮生六记》属传奇体回忆录。它所继承的传统，署名“香禅精舍近僧”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题词云:“是编合冒巢民《影梅庵忆语》、方密之《物理小识》、李笠翁《一家言》、徐霞客《游记》诸书，参错贯通，如五侯鲭，如群芳谱。”既受惠于明末清初的轶事小说，也汲取了唐人传奇的滋养。其文字极意求工，而能予人纯任天机之感。这是一部并不厚重却足以为作者赢得声誉的书。

沈三白《浮生六记》以自叙性传记的面目而异军突起，韩邦庆《太仙漫稿》和苏曼殊的部分文言小说则是近代文化转型的产物。韩邦庆(1856～1894年)，字子云，号太仙，别署大一山人，又号花也怜侬。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久居上海，常为《申报》撰稿。著有《海上花列传》等。苏曼殊(1884～1918年)，原名苏玄瑛，字子谷，小名三郎，出家后法号曼殊，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912年开始小说创作。著有《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等文言小说。

韩邦庆和苏曼殊的创作，烙印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剧转型的痕迹，这也是其在小说史上的意义所在。史学界通常将1840年视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但就文化层面的转型而言，19世纪90年代至“五四”时期无疑更值得关注。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翻译小说《昕夕闲谈》，自同治十二年(1873年)开始连载于《瀛寰琐记》;近代最具影响力的小说翻译家林纾的第一本翻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刊行于光绪十五年(1899年);鲁迅和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刊行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域外小说经过译介进入中土，这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一个标志。在这样一种新的语境中，韩邦庆和苏曼殊的文言小说，也显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比如，《太仙漫稿》中的《段倩卿传》，写出了一个极为复杂的性格;苏曼殊的笔触集中于恋爱题材，哀艳缠绵，并寓有几许民族意识。这都与以往的传奇小说有所不同。

【注释】

[1]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1243页，济南，齐鲁书社，1990。

[2]蒋瑞藻:《小说考证》，39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4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9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