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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
1.22.4 四 《聊斋志异》与社会审美风尚的变化

四 《聊斋志异》与社会审美风尚的变化

明代中叶以后,尤其是万历年间,随着泰州学派影响的进一步扩大和公安派的崛起,人们的精神状态产生了一系列富于时代色彩的新的特征。其中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部分知识分子对于名士风度的向往。它表现为推崇恣放不羁、超尘绝俗的个性,讲求情趣、韵味,而不屑于用“理”来约束“性情”。

时至明清之际,虽然这股思潮正趋向衰落,但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文言小说中,这种以恣放不羁、超尘绝俗作为个性特征的名士形象仍在陆续出现。黄周星的《补张灵、崔莹合传》是这样,《虞初新志》中的其他作品如宗元鼎《卖花老人传》、严首升《一瓢子传》、钮《记吴六奇将军事》等,也表现出同样的艺术倾向。蒲松龄也是讲求名士风度的,但他并不以脱略町畦、气概狂肆、超尘脱俗为然。他认为“清不必离尘绝俗也,一无染著即为清;韵不必操缦安弦也,饶有余致则为韵”。提倡一种内在的自然的风神,而反对外部的矫揉造作。

他的这种看法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得到了贯彻。这可以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来看。就消极方面而言,蒲松龄尽量避免描绘那种形迹显然的所谓名士举动,卷六《大力将军》是一个典型例子。这篇小说与钮《记吴六奇将军事》所写是同一题材,人物关系、情节梗概基本相同,但在人物性格描写上却有一个极为鲜明的区别:钮笔下的两位主角都具有那种潇洒出尘、纵横慷慨的名士气质,而在《聊斋志异》中,他们却一如寻常人。就积极方面而言,蒲松龄根据“不必离尘绝俗”的原则刻画了一批具有自然清韵的人物。在全部《聊斋志异》中,他大致写到了三种名士,前两类是他基本肯定的:

第一种名士,言行平淡无奇,但在平淡中寓有幽远的诗意。如卷九《张鸿渐》中的张鸿渐、卷七《细柳》中的高生、卷十《素秋》中的周生等。他们品性好,有才华,不怪诞也不迂腐,最为蒲松龄欣赏。

第二种名士,性格中有某种殊癖,但并非故作狂诞,而是天真性格的自然流露,体现出他们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生活情趣。如《书痴》中的郎玉柱癖于书,《石清虚》中的邢云飞癖于石,《黄英》中的马子才癖于菊。对于这类名士,蒲松龄在欣赏中仍带揶揄,因为这种殊癖多少给人玄虚之感。他理想的名士风度是俗中有雅,在似乎与日常现实同样平凡的环境中,通过似乎与普通人同样平凡的举动,体现出雅趣。为此,在《黄英》中,与马子才形成对照,他塑造了黄英和陶三郎姊弟的形象。

第三种名士,品行不端。如《胭脂》中的“东国名士”宿介、《彭海秋》中的名士丘生。蒲松龄对这类名士极为鄙视。这表明,他不再像明末清初的某些作家那样,津津玩味地欣赏不受伦理规范约束的浪漫世界,而更关注讲求伦理的现实人生。

与上述对名士风度的描写相一致,蒲松龄在表现佳人韵致时亦有别开生面之处。明末清初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中的佳人,大抵强调两个特点:才高貌美——而且是超群绝伦的高才和美貌。蒲松龄则改变了强调的重点:一是对于韵味的强调超过了对于才本身的强调,《白秋练》是比较突出的例子;二是在才、貌之外强调佳人应有持家的本领,《细侯》、《细柳》中的女主角都是善于持家而辅以才、貌的佳人形象。

从蒲松龄笔下的这种名士风度和佳人韵致,我们可以得出下述结论:作家是在努力表现一种新的人物。这种人物不以其超凡脱俗而吸引读者,他们和读者距离很近,也同样食人间烟火。这显示了蒲松龄对于现实人生的深切关注。而且,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因为《聊斋志异》正处于明末浪漫思潮和清中叶写实思潮两个高峰之间,从这部作品中,恰好可以见出清初艺术趣味变化的轨迹和趋势:由浪漫逐渐向写实演化。

【注释】

[1]钱谦益撰,钱陆灿编:《列朝诗集小传》,229页,台北,明文书局,1991。

[2]《聊斋志异》的这种构思特点给纪昀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致他时常忍俊不禁地加以反仿,或曰调侃式的模仿,比如《阅微草堂笔记》卷一的一则:“沧州潘班,善书画,自称黄叶道人。尝夜宿友人斋中,闻壁间小语曰:‘君今夕毋留人共寝,当出就君。’班大骇,移出。友人曰:‘室旧有此怪,一婉变女子,不为害也。’后友人私语所亲曰:‘潘君其终困青衿乎?此怪非鬼非狐,不审何物,遇粗俗人不出,遇富贵人亦不出,惟遇才士之沦落者,始一出荐枕耳。’后潘果坎{以终。越十余年,忽夜闻斋中啜泣声。次日,大风折一老杏树,其怪乃绝。外祖张雪峰先生尝戏曰:‘此怪大佳,其意识在绮罗人上。’”见纪昀著:《阅微草堂笔记》,第18~1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纪昀对《聊斋志异》爱情题材作品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颇为警惕。《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三载:“董秋原言:东昌一书生,夜行郊外。忽见甲第甚宏壮,私念此某氏墓,安有是宅,殆狐魅所化E?稔闻《聊斋志异》青凤、水仙诸事,冀有所遇,踯躅不行。俄有车马从西来,服饰甚华,一中年妇揭帏指生曰:‘此郎即大佳,可延入。’生视车后一幼女,妙丽如神仙,大喜过望。既入门,即有二婢出邀。生既审为狐,不问氏族,随之入。亦不见主人出,但供张甚盛,饮馔丰美而已。坐候合卺,心摇摇如悬旌。至夕,箫鼓喧阗,一老翁搴帘揖曰:‘新婿入赘,已到门。先生文士,定习婚仪,敢屈为傧相,三党有光。’生大失望,然原未议婚,无可复语;又饫其酒食,难以遽辞。草草为成礼,不别而归。家人以失生一昼夜,方四出觅访。生愤愤道所遇,闻者莫不拊掌曰:‘非狐戏君,乃君自戏也。’”见纪昀:《阅微草堂笔记》,30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纪昀的意思是:读者万不可迷恋《聊斋志异》所写的那种艳遇。作者也许别有怀抱,读者不必见诸实事。

[4]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220、3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5]何文焕辑:《历代诗话》,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