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聊斋》语言的抒情功能

中国古代文论特别重视语言风格;语言风格被认为极富于抒情功能。蒲松龄在文体上的多样化追求，正是从抒情这个基点出发的。

《聊斋志异》的幽深婉曲的文体大致属于阴柔的范围。阴柔比较适宜于表现凄凉悲怨的情怀。蒲松龄早年有过热情的憧憬，满怀信心，以为定能建立一番功业;随着年华日增，屡遭蹉跌，取而代之的则是绵绵不绝的悲哀伤感了。一篇《聊斋自志》所集中抒写的即是一种凄寂哀婉的心境意绪。蒲松龄选用阴柔的“如幽林曲涧”的文体是恰当的。

事情还有另一面。蒲松龄的悲与一味的悲悲切切又大不相同，这是怀才不遇、颇多慷慨之悲，是感于民情、戟指呼天之悲……是大丈夫的悲，而非小儿女的悲。要表现出这种悲中有怒的情怀，文体亦应兼具古拙之美。蒲松龄之追求古音古节，追求古拙与婉曲的融合，自有其内在的心理依据。

《聊斋志异》一方面具有生活的韵味，同时又保持着文言的醇雅，这有没有必要呢?对这个问题，不能用作家的写作习惯来解释——因为蒲松龄也能用地道的白话创作俚曲，而应从文体特性的角度加以考虑。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一个民族的审美习惯，一个民族中某个特定阶层的特殊的心理状态、趣味、情绪等，往往需用特定的文体才能完满地表达出来。为不同阶层写作，表达不同的趣味、情绪，也最好选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蒲松龄正是从实际出发选用文体的。蒲箬《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云:读蒲松龄的作品，“讽咏诗歌，可想见生平之磊落，而披览篇章，益以见意气激昂。如《志异》八卷，渔搜闻见，抒写襟怀，积数年而成，总以为学士大夫之针砭;而犹恨不如晨钟暮鼓，可参破村农之迷，而大醒市媪之梦也，又演为通俗杂曲，使街衢里巷之中，见者歌，而闻者亦泣，其救世婆心，直将使男之雅者、俗者，女之悍者、妒者，尽举而陶于一编之中。呜呼!意良苦矣”!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意在自抒襟怀，其读者对象，主要是“学士大夫”;而写通俗俚曲，目的则是劝善惩恶，读者对象为村农市媪。因此，从主旨来看，《聊斋志异》与俗曲差别极大。《聊斋志异》中约达五百篇的作品，一般地说，它们是以“狂”、“痴”、“拙”为中心，抒写蒲松龄的主体情感，而在俗曲中，内容则集中于伦理道德的训诫。抒情的供“学士大夫”阅读的《聊斋志异》，其中所表达的怀才不遇的牢骚，建功立业的抱负，知己之感，以及对现实政治的斥责等等，与历史上的志士仁人有着较多的相通之处，而与村农市媪的所思所想距离甚大。因此，要想富于艺术魅力地抒发其情感，就并非越通俗越好，而应从古代文献与文学中去选择合适的有生命力的成分:文言中的某些语汇、形式，在长期使用中已“储存”了若干富于意味的内容，而这些意味在白话中是难以找到的。

不过，倘若一味死板地运用陈言，不去追求生活的清新，则又会流于板滞、陈腐。蒲松龄的情感虽与传统文化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但他又毕竟是活生生的人，他的情感是一个清初下层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作家严于选词，苛于造句，努力写得像生活一般新鲜流动，便是出于这种原因。既从传统的语言形式中采取若干表达方式，又不一味地在旧书里讨生活，这是蒲松龄的过人之处。

蒲松龄讲求隽永、诙谐，乃是他性情的自然流露。《聊斋诗集》卷三《哭毕刺史》其六:“临别清谈还竟夕。”《聊斋文集》卷三《郢中社序》:“余与李子希梅，寓居东郭，与王子鹿瞻、张子历友诸昆仲，一埤?之隔，故不时得相晤，晤时瀹茗倾谈，移晷乃散。”一个平日喜欢清谈的人，写作时自会妙语连珠。因此，从本质上说，《聊斋志异》的隽语体现了蒲松龄倜傥、自由、充满灵感的风度!